這一轉變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和文化背景,是曆史的發展把中國的文人推到這樣的位置——擔任茶道的主角。中國文人頗能勝任這一角色:一則,他們多有一官半職,特別是在茶區任職的州府和縣兩級的官和吏員近水樓台先得月,因職務之便可大品名茶。貢茶以皇帝為先,而事實上他們比皇帝還要“先嚐為快”;二則,在品茗中培養了對茶的精細感覺,他們大多是品茶專家,既然“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茶中自有“黃金屋”,茶中自有“顏如玉”,當年為功名頭懸梁、錐刺股的書生們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所以,他們比別人更通曉茶藝,並在實踐中不斷改進茶藝,著之以文傳播茶藝;三則,茶助文思,有益於吟詩作賦,李白可以“鬥酒詩百篇”,一般人做不到,喝得酩酊大醉,頭腦發脹,手難握筆何以能詩?但茶卻令人思勇神爽,筆下生花。正如元代賢相、詩人耶律楚材在《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中所言:
啜罷江南一碗茶,枯腸曆曆走雷車。
黃金小碾飛瓊雪,碧玉深甌點雪芹。
筆陣兵陳詩思奔,睡魔卷甲夢魂賒。
精神爽逸無餘事,臥看殘陽補斷霞。
茶助文思,興起了品茶文學、品水文學,還有茶文、茶學、茶畫、茶歌、茶戲等;又相輔相成,使飲茶升華為精神享受,並進而形成中國茶道。
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氣候的中國茶道流派。
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識分子,以“入仕”的士為主體,還包括未曾發跡的士,以及有一定文化藝術修養的名門才俊、青樓歌妓、藝壇伶人等。對於飲茶,主要不圖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導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脫俗的境界,於閑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人生之真諦。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間,在乎風月之間,在乎詩文之間,在乎名利之間,希望有所發現、有所寄托、有所忘懷。
“雅”體現在下列幾個方麵:
一是品茗之趣;
二是茶助詩興;
三是以茶會友;
四是雅化茶事。
正因為文人的參與才使茶藝成為一門藝術,成為一種文化。文人又將這門特殊的藝術與文化、與修養、與教化緊密結合,從而形成雅士茶道。受其影響,此後又形成其他幾個流派。所以說是中國的“士”創造了中國茶道,原因就在此。
禪宗茶道
僧人飲茶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於叢林修持,由“茶之德”生發出禪宗茶道。僧人種茶、製茶、飲茶並研製名茶,為中國茶葉生產的發展、茶學的發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了不朽之功勞。
明代樂純著《雪庵清史》並列舉居士“清課”有“焚香、煮茗、習靜、尋僧、奉佛、參禪、說法、作佛事、翻經、懺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於“奉佛”、“參禪”之前,這足以證明“茶佛一味”的說法是千真萬確的。
和尚飲茶的曆史由來已久。《晉書·藝術傳》記載:
“敦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藥有鬆、桂、蜜之氣,所飲茶蘇而已。”
這是較早的僧人飲茶的正式記載。單道開是東晉時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禪修行,常服用有鬆、桂、蜜之氣味的藥丸,飲一種將茶、薑、桂、桔、棗等合煮的名曰“茶蘇”的飲料。清飲是宋代以後的事,應當說單道開飲的是當時很正宗的茶湯。
壺居士《食論》中說:“苦茶,久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體重。”長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盧仝所說的“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與韭菜同食,能使人肢體沉重,是否真如此,尚無人驗證。作者壺居士顯然是化名,以“居士”相稱定與佛門有緣。
僧人飲茶已成傳統,茶神出自釋門便不足為怪。
陸羽自小就跟著智積學習煮茶技藝,並迷上了這門技藝,終於在建中元年48歲時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學專著《茶經》。陸羽能寫成此書與他長期在茶區生活有關,但更主要是得益於佛門經曆。可以說,《茶經》主要是中國僧人種茶、製茶、烹茶、飲茶生活經驗的總結。中國茶道在寺廟香火中熏過一番,所以自帶三分佛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