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本新出版的長篇小說開頭中，我這樣描述了我中學時代的母校：
“……我記得我們學校的樣子：很大的校園，一半以上的麵積是菜地和樹林。菜是油菜和蠶豆，樹是梧桐和水杉。春天油菜花開的時候，滿校園金黃，蜜蜂會嗡嗡地飛進我們的教室，引出女孩子的聲聲尖叫。五月蠶豆花開，紫色的小花甜津津的，大概學校裏每一個學生都嚐過那花朵的滋味。校園餘下的一半麵積，四分之一蓋滿了教室，四分之一是教師及學生的宿舍。灰磚灰瓦的平房一排挨著一排連綿起伏，很是壯觀。校園的周遭是河，有水泥橋和木橋分別連通學校的前門和後門。冬天河水很淺，冰麵結結實實，我們上學的時候就不從橋上走，直接從冰麵上滑過去，很刺激。夏天水大了，偷著下水戲耍的人很多，學校三令五申不準遊泳，沒用，直到有一天淹死了一個剛進初一的小孩子，大家才怕起來，再沒人敢下河了，擔心死鬼在水下麵拽他。……”
關於這一段淹死人的文字，應該是我的杜撰。小河溝很淺，不大可能淹死學生。但是我腦子裏又分明有這樣的記憶，就張冠李戴了，算是給平淡的描述增添一點傳奇性。
母校的風景在我的腦子裏是一個定格，呈固定的姿態，永恒不變。前幾年我曾經去過一趟黃橋，沿黃中外圍牆慢慢走了一圈。眼睛裏看到的全是陌生，嶄新的教學樓與我之間有一種疏離，所以我沒有踏進校門。理智上，社會總是在進步的，學校也應該與時俱進，舊貌換新顏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情感上，卻永遠保留著從前的記憶，銘心刻骨，不願有絲毫的差異。
跟黃中結緣，是因為文革後期父母下放到黃中任教，好像是1969年年底的事情吧。搬家的卡車穿過鎮上塵土飛揚的小街，搖搖晃晃開進黃中宿舍的小院。低矮的門洞裏竄出一個瘦高的中年人，慌手慌腳幫我們抬卸家具，熱情而略帶憨厚的笑容融化了我們在寒風中凝固成冰塊的心靈。父親介紹他姓張，張海德老師。高中階段他成了我的班主任，教我的語文。
我插班進初二。我的語文老師姓王，數學老師姓劉。進黃中之前，我是個資質平平的學生，語文尚可，數學就相當勉強，沒有興趣，也缺少靈氣。有一次上數學公開課，講勾股定理，恰好我在原來的學校中學過了這一段內容，回答劉老師的提問時便從容不迫，條理清晰。劉老師大喜，以為發現了一個數學天才，此後就對我另眼相看，上課總是將最難的問題留給我回答。我受寵若驚，從此不敢懈怠，漸漸對數學有了興趣，倏忽開竅了一樣。數學好，連帶著其他功課也好了，自己對自己有了信心，也有了一個期望值。我高中的數學老師姓黃，我還記得他白發飄飄走在校園裏的樣子。黃老師對我更是偏愛有加，據說他每次批閱考卷，先找出我的一份來做標準答案，如果有一題我做錯了，那就基本上是全班皆錯。老師的偏愛是舉在我身後的一根鞭子，哪怕一次小小的期中測驗我也不允許自己讓老師失望。高中畢業考試，六門功課，我拿了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績。至今回想起來，我還是很感謝劉、黃二位老師。數學對人的智力開發至關重要，高考時我參加的是文科考試，卻也是憑數學拿分才進了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