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國際上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滋長之際，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三個王朝，經曆了蒙、漢、滿三族的輪番統治。民族的融合和中西的結合使藏傳佛教造像成為佛教造像的主流。曆史上頻繁的改朝換代，大大減弱了陵墓石刻的原有威勢，理智的統治者出於慣例常禮，隻在前代規模形製上姑作基本的仿效。但其努力創造一種化零為整的群體氣勢，卻也實在動人心魄。而這一時期雕塑的最大特點是在於雕塑的全部重心已經更多地傾向於廣大人民群眾的喜聞樂見。工藝雕塑，百花齊放，成果輝煌。
1. 雕塑的民族融合和中西結合
當年，蒙古軍隊進入西藏時，正值西藏佛教中的薩迦派占優勢。蒙古統治者隨而皈依西藏佛教，並尊薩邇派第五代祖師八思為國師，請到大都總領悉教。當時，奉命參與造金塔的尼泊爾僧阿尼哥，由人思巴率領同來大都，於是印席帕拉王朝的佛教造像形式（梵像），經尼泊爾僧阿尼哥之手傳入大都。1305年，阿尼哥奉皇後懿旨以銅鑄阿彌陀等五佛，又塑造千手千眼大慈悲菩薩及左右菩薩等人尊像。蘇州的雕塑家劉元，起初信奉道教，做過道士，後來又跟從阿尼哥學習西天“梵像”，技藝精到。隻是皇帝有旨，劉元不許為他人造佛像，劉元的雕塑完全被皇帝壟斷。
在大都通向內蒙古的要衝——居庸關，我們可以一睹劉元雕塑的風采。這裏的漢白玉石四天王浮雕像——四天王都頭戴三角形高佛冠，身穿鎧甲戰裙，那飛揚的披巾尤其給整個畫麵增添了激烈的動感。選像均作隱起，處理得當，刀法細膩，起伏多層，立體感較強。麵龐均作瞪目閉口，表情嚴肅，神態機警，身材魁偉，而其形象的靜中寓動則又溶進了漢式佛像的精華。
明代統治者出於政治上，信仰上的需要，在宮內設置藏傳佛教廟宇，於英華殿供"西蕃佛像”，並於禦用監內設“佛作”，為西藏佛教造像，施舍給烏斯藏、青海的宗教領袖。故宮博物院藏“大明永樂年施”、“大明宣德年施”款小型鎏金銅造像是明永樂、宣德年間內廷鑄造的梵像，專為布施烏斯藏、青海的藏族宗教領袖和法王。到了清代，由達賴，班禪再貢進清廷。這二件鎏金銅造像崇尚含蓄內蘊，已形成梵漢結合的新型式。
五台山，是我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元、明兩代皇帝均投入大量的財物在那裏興修寺院，弘揚佛教。清代皇家與五台山藏傳佛教有著更加密切的關係。康熙帝玄燁五巡五台，禮佛弘教，瞻拜文殊菩薩。乾隆帝弘曆以“文殊”梵經本稱“曼殊”，與滿洲二字音近，便自稱文殊菩薩轉世，親巡五台，大辦藏傳佛教事業。由西藏喇嘛主持鑄造佛像，並在承德皇家廟宇建立了清代最為壯觀的藏傳佛教木雕像、木雕的千手千眼菩薩立像，高22.28米，重120噸。頭戴高冠，頂置一尊坐佛，全身42雙手，每手一隻眼睛，持一件法器，表情肅穆，身材勻稱，衣紋流暢，刀法道勁。大刀闊斧之處盡顯出她的瀟灑大度，而精雕細琢之處則又不乏其女性的溫柔恬美。她臉很吸引人，但是必須把頭伸得直直的才能看到她那張動人的嘴：“我很高興能在這裏見到你。作為藏傳佛教造像的使者，我太自豪了。”
2. 雕塑傾向於民眾的喜聞樂見
多少回天翻地覆，改朝換代，統治者深深感到，那些曾經震懾人心的陵墓石刻已經無可奈何地失去了它們原有的威力。於是，明智的君主均出於常禮，隻在規模形式上姑作基本的仿效。而更多的精力傾重於能夠攏絡民心的新形式。藏傳佛教造像，前所未有，正好可以滿足百姓渴奇的心理。另外，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呢？也要真真假假的，盡量設法讓百姓迷“道”忘返，如此一來，天下百姓競相成仙成佛，皇帝寶座就可萬無一失，永保太平了。
說到元代道教造像，最為生動者，要數山西晉城玉皇廟28宿泥塑像，它們可謂全國元代泥塑之冠。28星宿是蒼穹28組星座名稱，是測量天體經緯度的星座標，封建統治者將其神秘化，人格化，各附以一種人物的形象，這組28宿像取男、女、鬼等像，男女的年齡、表情、姿勢均無一重複，有童顏鶴發和藹可親的老者（畢日鳥、胃土雉、房日兔、昂日雞）、有峨冠博帶、胸懷謀略的文臣官史（星日馬、奎木根），有帷帽長袍、氣宇軒昂的文人處士（女土蝠），有身披鎧甲、氣概威武的猛將武夫（柳土獐），有怒發衝立、袓胸裸背的赤膽厲鬼（室火豬），以及珠冠霞披，玉膚冰肌的貴婦千金（牛金牛、箕水豹：婁金狗）等若幹藝術典型。28宿像的表情各異，有的蘊藉含蓄，有的喜笑顏開，有的談笑風生，有的沉思寡語，有的怒目裂眥有的浩氣衝天，性格鮮明，惟妙惟肖；姿勢靜中有動，動中寓靜，沒有端坐或直立者；頭發處理上更是變化多端，或不戴冠而霞帔，或長發披脊，或怒發衝天，或蓬頭亂發，或短發垂肩，絕無相同者。饒有趣味的是，這些形象都取之於山西一帶地方人物的典型特征，讓人倍感貼切可近。
明代的張三豐道士。遼東人，因不修邊幅又號張邋遢。曾在“道教福地”武當山結庵從事道教活動，人稱“真仙”。朱元璋、朱様曾多次派人探訪未成，於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修建“遇真宮”，並鑄造張三豐銅像作為祭典。張三豐道士銅像，倚坐自然，頭戴道冠，天庭飽滿，鼻梁筆挺，雙目微瞌。衣褶厚重而流暢，右右手扶膝，左手掩於袖內，袖頭垂於前襟，在對稱中出現變化，呈現維妙的動勢，從那含而不發的笑臉上，從那隱隱顫動的垂須中，依稀聽得這位從不輕易動情的道士真人發自肺腑的感慨：“義人在上，天下必治”“義人在上,天下必治”。原來他是在感激明皇帝對他的厚愛祝福大明天下國泰民安呢！
關羽，本是蜀漢大將，他的忠義事跡被曆代統治者加以神化。宋、元、明各代被加封為公、侯、王、帝等稱號，在人民群眾中有著深遠的影響。明代關羽彩塑,像著黑色襆頭，而頰金色，神采奕奕，甲裝綠袍，威武雄壯，兩足叉立，英姿颯爽，右手握帶端，左手揚起，仿佛正在慷慨激昂地表述他忠於劉備，誓誌不二的心跡。
宋代抗金將領嶽飛的事跡，家喻戶曉，人口皆碑，明皇帝順乎民心，於洪武四年在杭州西湖畔楱霞嶺南麓複建南宋愛國將領嶽飛墓，墓前現有羊、虎、馬、武將、武臣、文臣石雕各一對，均以石灰岩鑿成。武將頭戴盔，身著鎧甲、外罩披風，雙手扶劍而立，足穿靴，身材魁梧豐滿。左將左腮長須，眉頭緊蹙，一望便知是久經沙場、屢建功勳的老將緊貼胸前，身穿寬袖長袍，雙手執笏而立。右文相身軀豐碩，胡須稍稀。這組雕像在麵龐表情，身材衣著上均各有特點，在衣紋處理上有厚薄深淺之別，而在這刀法的厚薄深淺之處，可以看到昔日的英雄們風采依舊。
清以前，墓上都不設墓主雕像，而突破此慣例的卻考明末降將施琅將軍的造像。施琅為福建晉江縣衙口，明末清初曾隨鄭成功收複台灣及抗擊清兵，為鄭成功部將，後因事脫離鄭成功，歸順清朝，在1683年收複台灣，統一祖國大業中有很大貢獻。施琅死後100多年,清嘉慶丁卯年（公元1807年），破例在其墓上設立了墓主石像。像係以閩南花崗岩“礱石”雕成。但見他身著戰甲，頭戴戰盔，束官帶，蹬戰靴，兩手扶膝挺坐，雙目平視，威武雄健。
清代雕塑家黎廣修在雲南昆明市郊筇竹寺，經常觀察寺院附近村寨的人物形象，把相貌奇特、別具典型特征的形象提煉加工塑造的五百羅漢群，千姿百態，妙趣橫生。一壁以長臂羅漢為中心，分上、中、下三層，上下、左右幾組羅漢為中心展開，既有各組的獨立性，又有統一和諧的整體感。長臂羅漢神情專注，以手中法藥鉤取明月。各組羅漢之間巧妙相連，形成一個整體，人物形象充滿了濃鬱的生活氣息。一壁以長腳羅漢為中心展開，他涉足於波濤之中，其左側下方的伏虎羅漢,雙目怒視，左臂高舉，騎白虎的羅漢雙手撕開舊貌，露出笑容。布袋羅漢立於布袋之上隨波逐流;其上一老者，乘鳳飛翔。長腳羅漢上方，一紅發洋羅漢，形象生動。雕刻家采用了圓雕、高浮雕、淺浮雕透雕等多種方法，對人物、衣飾、環境器物作了充分的表現，不僅抓住了人物外貌特征，而且十分重視他們的個性區別，持杖羅漢組雕塑造了兩個老者的形象。手持天然大竹節龍頭拐杖，頭頂風巾，右手抬於胸前，身披袈裟，微微彎腰向前的老者，正張著寬厚的嘴，湊近同伴，似在低聲細語，訴說世間滄桑；他的同伴，雙手捧著內有金色坐佛的佛龕，全神貫注，側耳傾聽。驚訝、同情、深思的複雜感情，塑造得精細深刻。似神，更似人世間兩位遭遇坎坷的善良老人。從外形看，組雕呈莊重的拱形，靜止不動。透過兩羅漢的內心世界，卻使人可以窺見他們心靈的震顫。再請看那邊的持缽羅漢，右手持缽，左手持金剛圈，上身裸露，僅披一白色綢帶，露出黝黑結實的肌肉，充滿力感；下體褲筒高卷，足登皂鞋，雙腳分開，似剛從外地化緣歸來。他左手前伸，希望同伴分享自己的果實。可是，持拂塵的同伴卻意外地搖手謝絕，極大地刺傷了持缽羅漢的自尊心，惹得他大喊大叫。左側注茶半托羅漢聞聲趕來，看個究竟。由於藝術家巧妙地運用了動、靜、開、合、聚、散的對比手法，構成了完美和諧的整體，使這一組雕充滿強烈的節奏感。再請看那邊的念佛羅漢（圖82），他穿戴整齊，下擺提起，腰部紮係，足蹬布襪草鞋；左手持半珠抬於胸前，右手彎屈背於身後；白嫩圓潤的麵龐，帶著笑意，嘴唇略張，露出整齊潔白的牙齒，仿佛在與人侃侃而談；清澈明亮的雙眼，充滿對理想的追求。衣紋質感極強，似乎他的皮膚有體溫，鼻孔有呼吸，是羅漢，更是一個活潑可愛，純潔自重的青年。他的樂觀不無道理。想想吧，五百羅漢，什麼樣的都有，一字不識的，二五啷哨的，三眼六指的，四肢不全的，五穀不分的，六親不認的，七癲八瘋的，九壺不夠的；十惡不赦的……他們尚且都有希望修成正果，立身成佛呢！芸芸眾眾的老百姓最喜歡這五百羅漢了，從這裏生發出來的生活的希望，使多少代人沉迷於苦海深淵，樂將苦難當作成佛的台階，默默地，承受著佛神對自己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