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病毒感染來形容煙草的傳播特別貼切，因為吸煙就像烈性傳染病，迅速地在那些國家蔓延，然後跨越大西洋傳到美國。1870年，美國每年人均香煙消耗不到一支。僅僅30年後，美國就每年消費35億支香煙和60億支雪茄。到1953年，每人的年均香煙消耗達到3500支。平均每個美國成年人每天要抽10支煙，英國人12支，蘇格蘭人近20支。
同樣，香煙也像病毒突變一樣發生了改變，以適應多樣的環境。在蘇聯的古拉格勞改營，它成了地下貨幣；在英國的參政婦女中，它是一種反抗的標誌；在美國郊區，它象征男子漢的粗獷氣概；在叛逆的青少年中，它代表著與時代的分歧。在1850年到1950年的動亂世紀，世界充滿著衝突、碎裂和迷惑，香煙卻提供了與之匹敵，並正好相反的緩解物：友情、歸屬感、有同種嗜好的親密感。如果癌症是現代性的典型產物，那麼，其最主要的可預防的病因——煙草，也同樣是現代性的典型產物之一。
正是煙草這種像病毒一樣快速增加的優勢，使得它的醫學危害幾乎難以顯現。我們對統計相關性的直觀敏銳度，就像人類眼睛的敏銳度一樣，通常在邊緣部分表現最佳。當某一罕見事件與另一罕見事件疊加在一起時，它們之間的聯係就顯而易見了。比如，帕特發現了陰囊癌和煙囪清掃之間的聯係，是因為煙囪清掃這種職業和陰囊癌這種疾病都是很罕見的；當兩者並列時就會異常明顯，就像月食一樣——兩個不平常事物的精確重疊。
但是當民眾集體對吸煙上癮的時候，就越來越難識別它與癌症之間的關係了。到20世紀初，八成的男性都在吸煙（有些地方接近九成。女性也會很快追過來）。當一種疾病的風險因素在人口中變得如此高度流行時，這種因素就會吊詭地漸漸消失在背景中，成為聽不見的噪音。正如牛津大學流行病學家理查德·皮托（RichardPeto）所說：“到20世紀40年代早期，問及煙草和癌症之間的聯係，就像在問保持坐姿與癌症之間的聯係一樣。”如果幾乎所有男性都吸煙，但他們之中卻隻有一些人得了癌症的話，那麼要怎麼分辨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統計聯係呢？
即使是頻繁接觸肺癌的外科醫生，也感知不到任何聯係。20世紀20年代，“聖路易斯肺切除術”（用肺切除術清除腫瘤）的開創者，著名的外科醫生埃瓦茨·格雷厄姆（EvartsGraham）被問到“吸煙是否會引起肺癌發病率的升高”？他不屑一顧地說：“這和穿尼龍長襪是一樣的。”
就這樣，在癌症流行病學上，煙草就像尼龍襪一樣從預防醫學的視野裏淡出了。由於煙草的危害藏而不現，香煙的消耗量迅速增長，以讓人眩暈的速度遍布西方世界。當人們意識到香煙是世界上最致命的致癌物載體時，為時已晚。肺癌已經成為席卷全球的流行病，正如曆史學家艾倫·勃蘭特（AllanBrandt）曾描述的，這個世界將會不可避免地深深陷入“香煙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