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澤認為，巫術的失敗破產為宗教開辟了道路，宗教一旦產生，巫術就必然崩潰。正是在對巫術的絕望中，人建立了宗教而且看出了它的真正意義。曾經有一個巫術時代，接著被一個宗教時代所代替，如此看來，從巫術時代到宗教時代，恰恰表明人類由自信到自卑，由自助到求助。所以哲學家和人類學家常常告訴我們，宗教之真正的最終根源在於人的依賴感。根據施萊爾馬哈的說法，宗教產生於“對神的絕對依賴感”。弗雷澤說：“這樣，在一開始是作為對高於人的力量的些微而部分承認的宗教，隨著知識的增長而趨向於深入到公開承認：人是整個地絕對地依賴於神的，他從前的那種自由舉止變為這樣一種態度：在不可見的神秘力量麵前卑躬屈膝，俯首稱臣。”這種依賴或許來自於人類對自身命運的無力和無法把握，是一次次的挫折和失望損創其自信後的無奈寄托。於是在一種假想的狀態中，精心護理受傷的靈魂。在對異己力量的求助中，排除恐懼和意外，獲得心靈的寬適。馬林諾夫斯基說：“巫術和宗教都是起自感情緊張的情況下，也就在這種情況之下，而有功能——那就是生命轉機，重要業務的失望，死亡與傳授部落秘密的戒禮，失戀與莫可如何的恨怒等情況。巫術與宗教都是使人類在這等情況下，這等碰壁的情況下有所脫避，因為在理智的經驗中，沒有出路，於是借著儀式與信仰逃避到超自然的領域中去。超自然的領域，在宗教中有對於鬼、靈、天意的原始預兆，部落秘密的保衛神等信仰。大多數人類學家都指出，宗教所集中的對象，大部分是人生的重要事體：生育期、青春期、婚期與死期。藝術與宗教，都是起於不滿的欲望的。”(參見《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馬林諾夫斯基在《文化論》中指出：原始宗教的一大部分，是關於人類生活上重要危機的神聖化。受孕、出生、青春、結婚，以及人生最大危機，死亡——都會引起神聖化的宗教舉動。人類生活上的每一重要危機都會有情緒上的擾亂、精神上的衝突和可能的人格解組。這裏成功的希望又須與焦慮和預期等相掙紮著，宗教信仰在乎將精神上的衝突中的積極方麵變為傳統地標準化。所以宗教信仰滿足了一種固定的個人的需要，這需要乃為社會組織所連帶的心理上相配部分所造成。另一方麵，宗教信仰及儀式使人生重要舉動和社會契約公開化，傳統地標準化，並且加以超自然的認證，於是增強了人類團結中的維係力。宗教給於人以強大的團結力，使人能支配命運，並克服人生的苦惱。每個文化中都必然地有其宗教，因為知識使人有預見，而預見並不能克服命運的撥弄；又因為一生長期合作和互助，造成了人間的情操，而這情操便反抗著生離與死別。文化對於宗教的需求雖然是衍生的和間接的，但宗教最後卻是深深地生根於人類的基本需要，以及這些需要在文化中得到滿足的方法之上。從這種宗教情懷中，我們不難理解人類追求幸福的決心和意誌，正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的上下求索。所以卡西爾十分動情地說：“原始宗教或許是我們人類文化中可以看到的最堅定最有力的對生命的肯定。”
美國著名的社會生物學家E·O·威爾遜在名著《論人的天性》一書中，從生物的角度，認為宗教進化的基礎也是群體選擇。它總是朝著提高參與者福祉的方向演進。他援引並證實馬克斯·韋伯的觀點，認為較原始的宗教完全為了世俗的好處，例如長壽、豐收、免災和克敵，而求助於超自然的力量。在較高級的宗教進化過程中，某種文化上的達爾文主義也在教派競爭中起著作用。能夠吸引信徒的教派日益壯大，不能號召教徒的教派則逐漸消滅。在“物競天擇”的原則下，宗教不僅標示為善，也指向惡，“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最終產生的差異，也就表現為相對暴虐壓製的宗教和相對仁慈溫和的宗教”。前者源於利己主義的天性，後者源於利他主義的天性。當社會與社會之間矛盾激化時，宗教與宗教之間的敵對情緒也就加強，宗教在征服者手中變成了刀劍；在被征服者手中，則是盾牌。節目要義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王安石任何民族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節日，我們無法想象沒有節目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散漫無期的時光如果沒有隔三岔五的節目的點綴，不僅顯得冗長而沉悶，而且會變得毫無樂趣。加達默爾在《美的現實性》一書中將節日與藝術一並討論，不能不說極具眼光。是的，沒有節日的人生亦如沒有藝術的人生，讓人無法想象也無法接受。正是如此，我們討論幸福，就不能不談到節日。在這種時光中，我們可以洞見人生的楚楚生動。請看林語堂先生對中國春節的描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