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羅多德在名著《曆史》中寫道：“當(塔蓋伊人)孩子出生的時候，親族便團團圍坐在這個孩子的四周，曆數著人間的一切苦惱，並為這孩子出生之後所必然體驗的一切不幸事件表示哀悼。但是在埋葬死者時，他們卻歡欣快樂，因為他解脫了許多災禍，而達到了完滿的幸福境地。”這實在是一種古樸的智慧。卡耐基也講過一個厭世者的幸福觀，他說：《加利巴旅行記》的作者喬納桑·士威紳多是英國文學史上最徹底的厭世主義者。他非常感歎自己被生到這個世界，而在自己生日那天穿喪服絕食。但他雖被絕望所抓住，卻仍不忘讚美應該是健康原動力的快樂及幸福。他說世界上最好的名醫是：飲食、寧靜及愉快。
人生的一切達觀、寬容和智慧都生於直麵悲哀，是在不幸的底色上大寫意般地任性點撥。說到底，是在“死”的終點實現對“生”的回眸一笑。周國平說：“我們不妨眷戀生命，執著人生，但同時也要像蒙田說的那樣，收拾好行裝，隨時準備和人生告別。人世再深，也不忘它的限度。這樣一種執著有悲觀墊底，就不會走向貪婪。有悲觀墊底的執著，實際上是一種超脫。”桑塔耶那也說：“笑著的哲學家與哭著的哲學家絲毫沒有對立。”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幸福和不幸往往是交替而生的，人生沒有不幸之幸，也沒有幸之不幸，幸與不幸，相生相伴。關於人生之不幸，論者頗多，西方有叔本華的厭世哲學，有存在主義的人生虛無哲學；東方也有老莊的頹廢人生觀，但皆古奧艱澀，此乃哲學家的哲學，莫如文人之哲學來得輕鬆俏皮。明人袁宏道在其小品文《王以明》中，以閑散之筆狀苦樂之情，堪稱妙文。
世上未有一人不居苦境者，其境年變而月不同，苦也因之。故做官則有官之苦，做神仙則有神仙之苦，做佛則有佛之苦，作樂則有樂之苦，作達則有迭之苦。世安得有徹底甜者?唯孔方兄庶幾近之。而此物偏與世之勞薪為侶，有稍知自逸者，便掉臂不顧，去之唯恐不遠。然則人無如苦何邪?亦有說焉。人至苦莫令若矣，當其奔走沙塵，不異牛馬，何苦如之。少焉入衙齋，脫冠解帶，又不知痛快將何如者。何也?眼不暇求色即此色，耳不暇求音即此音，口不暇求味即此味，鼻不暇求香即此香，身不暇求佚即此佚，心不暇不求想即此想。當此之時，百骸俱適，萬念盡銷，焉知其他。始知人有真苦，雖至樂不能使之不苦；人有真樂，雖至苦不能使之不樂。故人有苦必有樂，有極苦必有極樂。知苦之必有樂，故不求樂；知樂之生於苦，故不畏苦。故知苦樂之說者，可以常貧，可以常賤，可以長不死矣。中郎近日受用如此，敢以聞之有道。
——《袁宏道集箋注》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對此也講得明白：一個人不先感到饑渴，便享受不到飲水進食的樂趣；酒鬼先吃些鹹澀的東西，引起舌根的不快，然後飲酒時酣暢地消除這種苦味。習慣規定訂婚後不立即結婚，使未婚夫經過一個時期的向往，成婚後對妻子更加愛護。對可恥的、卑鄙的樂趣也是如此，對於許可的、合法的快樂是如此，對於最真誠的、正當的友誼也是如此，甚至對於兒子的“死而複生、失而複得”也不例外，無論哪一種情況，事前憂患愈重，則所得快樂也愈大。所以快樂總是伴著痛苦的存在而存在。人生失意時的苦中作樂
人生愉快的心情，不僅來自突然的、出於意料的好運，也來自預定的、自尋的煩惱。
——奧古斯丁古人雲：“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那麼人逢失意又該如何呢?對此，我們不妨借鑒前人，以曠達的情懷去麵對人生的不幸與打擊、挫折與坎坷。讓我們先來結識一位異國的老人：她活了105歲，有著超凡的經曆與卓越的意誌，她的經曆或許能給我們這些意誌薄弱的人一些啟示。她就是美國的羅斯·肯尼迪，她孕育了美國曆史上一個光彩奪目的政治家族。她的4個兒子中3個先後離開了她，先是小兒子約瑟夫·肯尼迪(空軍飛行員)二戰時在英格蘭犧牲。之後是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和身為參議員的羅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麵對這一係列的打擊，身為母親的羅斯說：“上帝給了我的孩子們很多禮物，但隻有一件沒有給——足夠長的生命。但上帝給予我們的苦難並沒有超過我們所能承受的。小鳥都知道在暴風雨之後歌唱，我們為什麼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