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三月，春寒。
我收到來自埃及開羅領事館的來信。
信上內容僅為通告。他們通知我，我的父母所乘坐的EG370德國飛往埃及開羅的航班，在進入埃及領空後確認失事。飛機上的四百八十七名乘客，已經有四百七十三人確認死亡，而我的父母和另外十二名乘客則確認失聯。
所謂失聯，顧名思義，失去聯係。
盡管他們在信上很官方地告訴我，國際上援增救援的飛機以及搜救船隻多達四十八艘，但依然沒有找到失聯的乘客以及飛機失事的黑閘子，他們無法確認事故發生的原因以及乘客是否證實死亡，所以他們發這樣的通知，實際上是告知家屬，他們盡力了，而失聯的人們已無生還的可能。
因為從得知飛機失事到搜救，再到發出失聯通知，已經過去了半個月。
他們洋洋灑灑地婉轉述說了很多，我總結一句話，便是：我父母現在生死不明，他們請我節哀順變。
我作為家屬，與百多號其他乘客家屬一起被安排前往埃及開羅，坐在那特別為我們準備的休息室內，大部分家屬因為無法接受親人死亡的消息正悲慟不已，嚎啕大哭，而小部分則憤怒地要求當地政府和航空公司公布空難的真相。
在這紛紛擾擾的人群裏，隻有我一個中國人。我坐在那裏，安靜地等待交涉的結果。
可想而知的，交涉的結果，就是毫無結果，我們這群人得到的隻是有限的賠償。
賠償？這是種可笑且無奈的行為，接受與不接受，都於事無補。
二零零九年，六月，夏至
我決定結束自己的學業，並放棄學校研究生的保送名額，奔赴埃及。
我的理由很簡單，因為生死不明，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死亡，我心裏還存在著僥幸——也許他們還在世界某處等待救援。
此刻，我正坐在中國駐埃及領事館的接待室裏，接待我的人是這裏的幹事蕭在為，他是黑叔的朋友。黑叔是我父親的同窗好友，真名叫吳太白。
戴著眼鏡，幹淨斯文的他坐在我對麵，眉頭擰成了結。
他略微深沉地對我說：“你父母的情況比較特殊，他們是我們國家派往柏林作學術交流的教授。所以這件事國內很重視，已派人前來調查。在調查結果出來之前，雲真，即便你擅長格鬥，曾跟著老黑習得各種求生技能，但我有必要告訴你，千萬別輕舉妄動！”
他用指尖敲了敲桌子：“你的父母前往埃及並不在安排的行程內，而且在這期間內也並未與任何可疑之人接觸，所以我們暫時還不能推斷，他們飛往埃及是臨時起意還是有意為之，結果我們都不得而知。況且，飛機上的黑閘子一直沒能找到，又過去了這麼長時間，早過了黃金搜救時機，即使當局政府不公布，你我都清楚生還幾率並不高。”
我低頭沉默著，讓他看不見我此刻的表情，以及，暗藏在心中的固執。
他說完，將一本臨時護照推到我麵前：“這是你在埃及的臨時簽證，你可以在這裏逗留一段時間，但隻有三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