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應用文的概念
應用文是一種源於社會實踐的實用文體，重在“應用”二字上。它是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以及個人用以辦理公、私事務、傳遞信息、解決實際問題時常用的一種具有慣用格式的文體的總稱。
應用文與人們日常的工作、學習與生活緊密聯係，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比如：聯係工作時要開介紹信，讀書學習時要寫讀書筆記，生活起居往往事先要有計劃、打算，如果把這些行為、思路加以文字表述，這就是應用文。
應用文從產生發展至今，經曆了漫長的曆史時期，3500年前出現的殷墟甲骨文字，已經是完整的初級階段的應用文了。《尚書》是我國最早的應用文寫作專集，主要記載了虞、夏、商、周的政治公文和法令，類似我們今天行政公文當中的指示、命令、公告和通告。秦代的製詔諭奏；漢代的表疏律令；唐、宋以來的條文律令等，也都是應用文的例證。應用文在我國雖然出現得比較早，但把這類體式冠之以“應用文”名稱，卻為時較晚。宋代張侃在《拙軒集·跋陳後出再任校官謝啟》中首次提到“應用文”一詞。清末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指出：“辭命體，推之即可為一切應用之文。應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辭乃所以重其實也。”從此，應用文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當然應用文在運用過程中，是隨著社會的變遷而變遷，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我國的三國兩晉南北朝，對包括應用文在內的各類文體已經有了研究。曹丕的《典論·論文》、劉勰的《文心雕龍》等都是頗有見地的寫作專論。唐、宋的經濟進步，推動了應用文的發展，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軾等古文大師都有應用文名篇傳世。鴉片戰爭後，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一方麵以封建反動勢力魚肉百姓、賣國求榮為主要內容的各種刑法、條約、和約等應用文書大量出籠，另一方麵主張社會變革、開通民智的應用型文章也大批湧現。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為“開通民智”，寫了許多推進變法的應用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撰寫了許多傳播、宣傳革命思想的宣言、演說、章程等應用文。應用文的崛起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因為社會的發展迫切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應用文種，應用文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質的變化，新時期的應用文已經形成一個門類齊全的大家族。
二、應用文的特點
(一)實用性
實用性是應用文的基本特點。與文學作品相比較，應用文與日常實際工作、學習、生活的聯係更直接、緊密。比如，文學作品取材於生活，反映生活，而又高於生活。是通過具體形象來表現生活，闡發作者的觀點、主張，起到宣傳教育的作用。應用文體就不同了，它一般是作者直陳其事，以事論事，提出自己的觀點、看法和主張，有的就直接指令下級貫徹執行，其實用性非常強。實用性是應用文產生和發展的基礎，也是應用文的本質特征。脫離實際的文章就不是應用文，至少不是合格的應用文。比如：一個條據、一件公函都是為了傳遞信息解決問題；一份協議書、一份合同規定了雙方能夠享有的權利及應當承擔的義務，如果沒有這些實用性，應用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二)針對性
應用文的針對性突出地體現在它具有明確的寫作目的、動機和受文對象上。一般的文章或文學作品，往往是麵向全社會，並無十分具體、特定的目的和受文對象。而應用文則不同，撰寫應用文的動機、目的非常明確、具體，常常是為了解決某個具體問題而撰寫的。如協議書和合同就指向簽定協議及合同的各方，行政公文是針對特定的機關而發的。如毛澤東同誌在延安幹部會上的講話《反對黨八股》，是針對當時存在的“黨八股”文風而言的。又如《節能型燈泡為啥競爭不過老產品》這類市場調查報告，就是針對標題所提的問題進行市場調查、尋求答案的。所以說，撰寫應用文的目的明確，且針對性強。從受文對象看，我們常用的書信、函電，受文對象都非常明確，給什麼組織、給什麼人也非常具體。國家行政機關的公文，多數文種標有主送、抄送單位。像公告、通告等雖然沒有明確標出主、抄送單位或個人，但受文對象一般也很明確，就是讓人民群眾周知，或讓某一範圍內群眾周知。訂計劃、寫總結也一樣，受文對象不像其他文體作品那樣廣泛，就是廣告，雖“廣而告之”，但其受文對象卻非常明確——消費者。因此，受文對象明確，是應用文針對性強的又一個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