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薩爾瓦多·達利是誰
薩爾瓦多·達利是誰？或者說，誰是薩爾瓦多·達利？
這樣的發問看似荒誕無稽，可加之於薩爾瓦多·達利其人，卻實實在在成了一個問題——薩爾瓦多·達利是誰？或者說，誰是薩爾瓦多·達利？
憑藉五花八門的傳記、西方現代藝術史、研究介紹文字類資料，我們可以這樣界定：薩爾瓦多·菲利普·伽辛托·達利·多曼尼奇（如果寫出他冗長的全名），西班牙人，1904年5月11日出生於西班牙東北部赫羅納市附近的菲格拉斯鎮（那兒離法國隻有大約十六英裏路程），公證人薩爾瓦多·達利·卡西和菲利帕·多曼尼奇之子，二十世紀西方最著名的超現實主義畫家、藝術大師、富翁（有文稱達利全部資產加起來逾萬億比塞塔，約合360億美元——此數據疑有誤）之一，其嚐試過的藝術體裁、門類有油畫、拚貼畫、版畫、蝕刻版畫、全息畫、雕塑、時裝與日用品設計、電影的創作拍攝（二十年代末同西班牙電影導演L·布努埃爾一道製作超現實主義影片《安達魯的狗》和《黃金時代》）、文字寫作（小說、劇本、詩歌、評論、自傳、日記）、甚至舞蹈（包括一出獻給他妻子卡拉的芭蕾舞）、珠寶收藏等諸多方麵（他自稱“繪畫隻是我天賦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用珠寶、花圃、性欲和神秘主義來表達自己”）。
順便收集一批他蓄意驚世駭俗嘩眾取寵的語言與行為表演及其朋友、敵人、同行、藝術評論家、媒體記者對他的評價（包括攻訐、批判、謾罵）作一個粗略打量，就會發現披掛在達利身上的頭銜、符號、裝束是驚人的五花八門、雜亂無章：譬如怪物、騙子、大師、魔鬼、野心家、反動派、花花公子、可怕的人、施虐-受虐狂、“偉大的諂媚者”、“偽君子”、“內奸”、“神聖達利”、“大蠢豬”（達利自況。他說豬這個象征是完美的）、“絕對的君主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達利自稱）、“超現實主義者”（被超現實主義團體驅逐並開除的）等等——這一係列稱謂的意義顯然是模糊含混、相互矛盾、抵牾、無法兼容並且相當情緒化的，然而它們從不同角度透射出的或許恰恰是一個真偽並存、複雜多義、立體完整的達利。
二、矛盾的達利
即便是在梟傑異類輩出、奇行魔障迭現的光怪陸離的西方現代藝術界，達利也算得上是一個極端罕見的矛盾體：他的傲慢自負，他的偏執，他對個人天賦、智力的蓄意擴張、誇大，他樂於、慣於、善於表現、表演、作秀的癖好，他蓄意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各色言談與行為（其用以吸引耳朵眼球的惡作劇總是成為媒體的新聞：將自己為紐約最大的邦維特·特勒百貨公司設計的櫥窗打碎，而後坐等警察拘捕；身穿潛水衣出席在倫敦的講演，聽眾瞠目結舌，他自己也差一點被悶死；拽著兩頭馴養的獵豹去遊泳池遊泳，讓其他客人心驚膽戰；其作秀和出風頭的嗜好甚至保持到最後死神叩門的一刻：生命垂危之際讓電視台在病房用攝像機向公眾直播他走向死亡的實況），他涉足不同領域並折騰出一番動靜來的惡德異能，他發跡後奢華另類的生活習慣生活方式，乃至成為他個人標誌的誇張的小胡子、手杖、奇裝異服，都難免讓人驚詫側目抵觸生疑。“他為自己和別人提供的雙重表演，使他顯得不可捉摸，而這種不可捉摸使他的日常生活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強度”。“他的前所未有的運氣成為一種迷信。他的智慧是以爆發方式混合的良好感覺和謬論。他思想的敏捷使最聰明的人也望塵莫及。”（均見迪斯查勒斯《薩爾瓦多·達利》）。
“對於當代畫家，最重要的兩件事是：一、成為西班牙人；二、被叫做卡拉·薩爾瓦多·達利。”——這是典型的達利式的妄自尊大（包括表述方式）。“我本人確信，要保持我個性的絕對自由，就必須擁有巨大的財富。我堅持要擁有這些錢，是因為我也許不得不用它們來讓我這頭蠢豬獲得冬眠。”“我的特殊倫理是毫無過錯的，我總是生活在最有錢的地方。……因為我總是處於像腹瀉一樣不斷而來的支票之中。”——這是達利金錢觀以及對自己“能幹”、“能掙”的自期自許自賣及自誇。“我不僅是個內奸，也是個偽君子。……我可能嘲弄地談論某件事，正是為了表現我的智慧，使別人目瞪口呆……不管什麼事發生，我的聽眾都沒有必要知道我是戲弄性的還是嚴肅的，同樣我自己也沒有必要知道。我一直在疑惑：那深深的富於哲理性的達利從何處開始和那愚蠢的十分荒謬的達利從何結束？”——這是達利對矛盾的自我的評判與描述：自嘲之下充滿了自炫，貌似的坦率後麵隱含著表演與虛飾。
也許正如他自己敘說的那樣：“我從來不清楚我什麼時候開始偽裝，什麼時候會說真話。”可能這恰恰是達利偶或吐露的真言之一。因為從一開始便刻意地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隨著時間推移，到後來隱然已成為一種習慣、一種現實、一種本能或條件反射、一種不再（想不到）去上心考慮的東西。
達利擅長折騰的天賦體現在廣大的領域，你可以說他多才多藝無所不能，也可以說他炒作媚俗趟渾水，卻不能不承認其超人的想像力、精確的細節記憶和直追古典的堅實技術。在一個秩序森嚴繁文縟節野性退化的時代，他的智力、言行、作品既是對摩登時代僵化的官僚體製的公然挑戰（“嫵媚的鬥士，戰爭的畫家，激戰的藝術家，達利無情地砍殺他的所崇尚的繪畫以外，即我們這個世界的習俗以內的一切事物。”），同時也招致諸種物議，乃至被許多正人君子目為瘋狂，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緣於達利自身的矛盾性或多麵性。
三、政治與藝術的達利
以達利的傲慢自大、狂妄偏執特別是有意製造噱頭的嗜好，不消說他是不屑也不會去在乎是否“政治正確”的（更何況他還有假癡佯癲聳動公眾視聽不間斷地製造新聞的需要）——他自稱反對任何一種黨派形式，標榜自己是“惟一拒絕任何組織的超現實主義者”、“絕對的君主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他對現實政治正邪是非的全然無視讓許多人心驚肉跳大跌眼鏡難以容忍。比如將希特勒性格說成是一個典型的超現實主義者症候（此類胡言亂語是阿拉貢、布列東跟他分手的主要原由），肆無忌憚地接受獨裁者佛朗哥將軍的獎賞（天主教的伊莎貝拉十字勳章）等等（“我從佛朗哥手中接受天主教的伊莎貝拉勳章，隻不過蘇聯從未給我頒發列寧勳章。我會接受列寧勳章的。我甚至會接受來自毛澤東的勳章。”）。
在跟阿蘭·鮑斯克特的對談中，達利其人興致勃勃，唾沫橫飛，滿口奇談怪論：比如稱斯大林“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人物……因為他是當代真正偉大的奸夫”，“他正在鍛造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從未有過的意識形態盾牌。斯大林用最精良的武器把我們武裝起來，捍衛近四五年來正在歐洲複辟的君主政治。他所做的正是威爾荷門二世曾想做的”，而毛澤東“是個少有的敏感的人，他能充分了解玩笑，因為他處於最優越的現實中。他了解蔣介石、了解藝術、了解屬於過去範圍的中國古代詩歌的標準”。認為馬克思的學說是錯誤的——“由於有了控製論和現代技術，我們現在正親眼目睹階級鬥爭正逐漸消亡，無產者本身正在減少。……我們將很快達到一個沒有無產者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