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源於這樣一個基本的認識，治國即理財。在這方麵，最令人激賞也最令人惋惜的人物是北宋的王安石。
懷“為天下理財”之雄心，溯《周禮》治國之道，取千年大國治理之精華，在11世紀的中國，王安石就構想了一套通過改進國家理財方式來改善國家治理的製度架構。
其治國理念恰如梁啟超先生所言，是“暗合於政治之原理”的，而且是“東西方諸國”19世紀“實施後行之有效的”。可惜，王安石太超前了，以至於與他同時代的精英們都無法理解他的抱負。王安石在11世紀中國的未竟之夢，在19世紀的歐洲國家變成了現實。歐洲國家在19世紀建立起現代預算製度，將理財置於治國的核心，通過財政轉型推動了國家治理轉型。難怪梁啟超先生每讀宋史《王安石傳》都會生出“恨不得廢書而大慟一場”之深歎。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國的國家治理轉型已經到了一個最關鍵的時期。如果說前三十年國家轉型的重點是經濟改革，那麼未來二三十年中國轉型的關鍵任務應是國家建設。從根本上說，國家建設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強有力同時又對公民負責的國家。如此，人民才能享受持久的社會、經濟繁榮，並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國家建設涉及方方麵麵。本書從公共預算的角度研究中國的國家建設。國家無論開展什麼活動都要花錢，這就需要從社會中汲取足夠的資源，進而要能夠有效地使用這些資源，實現國家預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更好地滿足人民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福祉。總而言之，理財之事，大矣！治國即理財。隻要改變國家取錢、分錢和用錢的方式，國家的活動方式就會相應地轉變過來。財政轉型是國家轉型的關鍵，有效的財政改革可以實質性地推動國家治理轉型。
當然，這些想法的形成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十二年前，我隻是朦朦朧朧地感覺到財政問題很重要，於是在讀博士時就選擇了公共預算這個專業。
2002年回國時，對中國預算一無所知。於是，開始在全國各地調研。在許許多多經驗豐富而且坦誠的實踐者的幫助之下，我開始慢慢地了解、理解和認識真實世界中的中國公共預算。從2002到2006年這段時間，基於中國“預算田野”的調查，我發表了一些中英文論文，這些論文主要是一些比較具體的經驗研究。從2006年開始，盡管我仍然繼續從事經驗研究，但我的研究出現了一些變化。隨著我不斷地在定性資料和理論之間進行互動，預算改革的政治含義變得越來越清晰，它與國家治理進而國家建設的關係也變得越來越明確。在這一時期我也有幸參與了一些與預算改革有關的活動，例如2006年1月為浙江省溫嶺市設計預算民主懇談製度，2008年為全國人大代表編寫《公共預算讀本》，2009年為黑龍江省人大代表編寫《為人民看好“錢袋子”》。這些經曆終於使得我對中國預算的思考越來越聚焦於國家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