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民國十七年的冬天，著者曾承上海中國公學史學會的邀請對於中國史學的演化作下述的講演：
吾國史學之發展大抵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自孔子作《春秋》以迄荀悅述《漢紀》，前後凡七百餘年，實為吾國史學上兩種主要體裁——編年與紀傳——由創造而達於成熟之時代。荀悅而後以迄於北宋末年，其間約千年，吾國史家除繼續發揮編年與紀傳二體外頗能致力於通史之編纂，然所謂通史乃《史記》式之通史，非吾人今日之通史也，故此期可稱為舊式通史之發揮時代。南宋之世實吾國學術融會貫通之一大時期。自古以來儒釋道三大宗門之思想至是皆始成係統，而儒家一派獨演化而成所謂浙東之史學以迄於現代。故此期實為吾國史學形成派別並大有進步之時代。茲請略述三期史學演化之經過。
吾國純粹史籍之留存至今者當以孔子所作之《春秋》為最古。以事係日，以日係時，實為中西史籍最初之雛形，而編年一體遂成吾國史籍中開山之形式。孔子之後再過五百年而有司馬遷之《史記》。《史記》一書仿春秋而為本紀，仿《左傳》而為列傳，此外別創八書以紀載天文、地理及其他各種製度。其義例之精與取材之當，實為古今中外史籍之冠。自司馬遷創紀傳體之曆史而後，不特吾國之所謂正史永奉此體為正宗，即吾國其他各種史裁如方誌、傳記、史表等，亦莫不脫胎於《史記》。司馬遷之得以千古不朽，誠非無因。此後班固仿紀傳體而作《漢書》，荀悅仿《春秋》《左傳》而作《漢紀》，雖對於司馬遷與孔子所創之紀傳編年兩體略有變通，為世人所稱道；然就大體而論，究覺因襲之處多而創作之處少。其他作者類皆陳陳相因，別無新見。唯編年與紀傳之二體則已日臻成熟之境矣。此為吾國史學演化經過之第一期。
自荀悅而後以迄北宋之世，吾國史家一麵繼續發揮編年與紀傳二體，一而頗能努力於通史之編纂。言其著者則有梁武帝之《通史》，司馬光之《通鑒》，鄭樵之《通誌》，以及袁樞之《紀事本末》。凡此諸作之宗旨莫不在於貫通古今。然吾人試一考其內容，則《通史》與《通誌》之作意在推翻班固之斷代而恢複《史記》之規模，司馬光之意則大體仿自荀悅，實欲融會紀傳體而反諸編年以規複左氏《春秋》之舊。故今存之《通鑒》與《通誌》雖不失為吾國史學上之名著，然大體仍未能脫《春秋》與《史記》之成規，與現代西洋學者所主張之綜合史相去仍甚遠也。唯此期中有劉知幾之《史通》，及袁樞之《紀事本末》兩書；前者對於吾國自古以來之編年與紀傳兩體下一詳盡周密之批評，隱為吾國舊式之史學樹一完美圭臬；後者依據《通鑒》，別輯成書，因事命篇，首尾完具，其所得結果無意中與現代新史學上所謂主題研究法者不約而同，實為吾國史籍中最得通意之著作。然就大體言，此第二期史學之演化，仍屬舊式通史之發揮，初無新法之創見也。
吾國學術思想至北宋末造經一番融貫之後，大起變化。儒釋道三家思想至此皆麵目為之一新，各成為極有條理之派別。釋家思想經儒家之陶冶成為陸王一派之心學，道家思想經儒家之陶冶成為朱子一派之道學，而儒家本身則因程頤主張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之故蔚成浙東之史學。故吾國學術至南宋而後成為三大宗門，吾國史學亦至南宋而後始獨樹一幟，南宋之世實吾國文化史上最燦爛之時期也。
吾國南宋以前之史家雖亦不一而足，然史學之發展不成係統，具如上述；而且經史文三種學術往往混而不分。或輕史重文，成喧賓奪主之勢；或以經駕史，抱褒貶垂訓之觀。故學者之於史學或視同經學之附庸，或作為文學之別子。史學本身幾無獨立之地位焉。自南宋以後，浙東史學大興，當時道學家至詬浙學為知有史遷而不知有孔子，其盛極一時之情形，即此可見。
初辟浙東史學之蠶叢者，實以程頤為先導。程氏學說本以妄與懷疑為主，此與史學之根本原理最為相近。加以程氏教人多讀古書，多識前言往行，並實行所知，此實由經入史之樞紐。傳其學者多為浙東人。故程氏雖非浙人，而浙學實淵源於程氏。浙東人之傳程學者有永嘉之周行己、鄭伯熊及金華之呂祖謙、陳亮等，實創浙東永嘉、金華兩派之史學，即朱熹所目為“功利之學”者也。金華一派又由呂祖儉傳入寧波而有王應麟、胡三省等史學之輩出，金華本支則曾因由史入文，現中衰之象，至明初宋濂王禕、方孝孺諸人出，一時乃為之複振。唯浙學之初興也蓋由經入史，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入文。故浙東史學自南宋以至明初，即因經史文之轉變而日就衰落。此為浙東史學發展之第一個時期。
迨明代末年，浙東紹興又有劉宗周其人者出“左袒非朱，右袒非陸”，其學說一以慎獨為宗，實遠紹程氏之無妄，遂開浙東史學中興之新局。故劉宗周在吾國史學史上之地位實與程頤同為由經入史之開山。其門人黃宗羲承其衣缽而加以發揮，遂蔚成清代寧波萬斯同、全祖望及紹興邵廷采、章學誠等之兩大史學係；前者有學術史之創作，後者有新通史之主張，其態度之謹嚴與立論之精當，方之現代西洋新史學家之識解，實足競爽。此為浙東史學發展之第二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