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江在1942年8月去世，導致中江家族斷絕，因為他的婚姻以離婚告終且沒有留下子嗣。他的死是寂寞的，他的許多朋友尚在戰火紛飛的中國，他的藏書仍在北京。很久以前與他發生爭吵、已婚的姐姐，在他去世前一個月，終於到九州大學醫院來看他。此時他們已經和解，但姐姐能給他帶來多大安慰隻能靠猜測了。在她來訪的當日，他在日記中寫道：“1942年6月13日。スカン（中江的姐姐千美的綽號——日譯者）來。我們各自強行抑製激動的情緒。”幾周後，他又記道：“1942年7月28日。死亡已威脅壓迫更甚。對此已有思想準備。”
中江生前隻發表過一篇文章，如果不是因為一群他的朋友和讚美者的堅定努力，他可能最多是作為曆史的注腳而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他們一開始就決定出版他的著作，但由於戰爭正在進行，他死後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確保把他的藏書交到負責任的人手中，中江在北京生活多年，在此期間，他認識了與他同代的日本最優秀的中國學家中的幾位。其中，作為關於中江兆民的長文後記而寫下關於中江醜吉的首篇短文的小島祐馬，曾任教於京都大學，並在那裏有社會關係。加藤曾從中江處得知，他希望他的藏書能被送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小島正是完成移送任務的最佳人選。
然而，在1943年，戰爭仍在中日之間激烈進行。此外，中江藏書中的相當數量的書，比如某些馬克思主義的書，是為日本當局禁止的。曾一度在滿鐵調查部工作的、小島的朋友和同事內田智雄，在一個北京中國書商的幫助下，處理為書籍打包和郵送到日本的一切細節。因為裝書的箱子上打著“公用”字樣，任何檢查點——北京、奉天、漢城、釜山和下關——的日本鐵道警察都沒有開箱檢查。內田一直護送書籍到京都，並見證了它們安全交到研究所手中。
中江死後仍然活著的其友人及弟子，希望他的藏書按照他生前的樣子擺放。換句話說，他們希望與其讓藏書分散到浩如煙海的大學圖書館的各個門類中去，不如讓它們像原來那樣保持漢籍和西洋圖書混合擺放的方式，以反映中江本人對西歐哲學、社會科學和中國經學的混合使用。他們成功了。直到今日，中江藏書在京都大學作為“中江文庫”被單獨保管著。
他們完全保持其藏書原狀的目的在於，反映該人的複雜性和廣度。如果藏書被分成構成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的話，就會失去其獨特性，就像中江這個人物，如果不把構成他的各個方麵結合起來考慮的話，就沒什麼意義了。在其53年的生命中，中江好像過了三四個人生，盡管沒有一個人生具有充分展開的經曆。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作為成績差得沒辦法的學生和被嬌慣的兒子的中江；接著是變身為研究古代中國思想和社會的學者的中江；作為脫離故國者和日本帝國主義批判者的中江；最後是作為德意誌觀念論哲學的學生和以自身活動初露頭角的思想家中江。回憶錄作者（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傳記作者）費盡心力試圖把這些線索串連在一起。構成衍生出這些不同的“人”的這個人固有的核心東西是什麼呢？
對這一問題的標準解答，一直依靠中江自己對“人性”（humanity）相對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動的中心性的強調。在中江的用法中，“人性”有數層含義。在它意味著人的抽象即人類的同時，它也包含著中江對“定言命法”（康德）作為規範之物的理解。許多注釋家已通過引用中江兆民臨終時說的已感到被迫要救路易十六這句話，用中江醜吉對人類的深切關心把他與同他完全不同的父親連接起來。盡管此方法在此有用，但它不足以解釋中江的所有行為，也不足以充分描述他的性格，更不足以解釋他的性格。
盡管我們盡量低估中江在1919年與自己“醉生夢死”的青年時代訣別的根本性質，我們還是發現在閱讀喬治·耶利內克和在5月麵對示威學生後出現的這個嚴肅的人完全不同於此前的少年。就像戰爭能改變那些卷入其中的人們的生活一樣，中江在曹汝霖宅門前遭遇威脅生命的事件，與死神擦肩而過，也改變了他的生活，至少催化了其成熟的過程。它並不比他醉心於耶利內克的著作更能保證或規定，此後他將成為一個熱心學問的學者，更不用說一個研究中國古代的學者了。他對這一特殊方向的選擇如果不引用下列明顯的事實就難以解釋：他生活在中國，能夠極準確地閱讀漢文，從工作一開始就要創造出研究古典的新方法。
這個新方法包括為理解古代中國而將關於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比較宗教學和人類學的西方主要著作和知識集中引進。它也非常依靠中國經學傳統。結果，中江在其關於過去的分析中，提出一係列古代中國學者未曾提過的問題，許多問題迄今尚未被提出（處理）過。這一對過去的探究始於通常曆史學家作為方法論的前提而忽視的這一難以回答的問題：研究者思考的心靈如何進入生活在遙遠過去的人們的心靈？不用說，這個關心盡管可能難以逾越，但並不多餘。中江勇敢麵對這一問題仍然是重要的，盡管他對這一問題的解答並不十分令人滿意。
在分析中江關於古代中國政治思想的長文之時，我們已經注意到，他是如何將過去男女所經受的艱難困苦突然插入他自己的議論中去的。很明顯，他像對現在遭受苦難的人們感到悲哀一樣，他對過去的人們也是如此。如果他曾計劃發表此文的話，為找到出版社，他不得不按照他如此厭惡的學術界“公正無私的客觀性”這一標準而將這些句子全數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