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日本產生了許多富有特色的傑出人物，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度過了充滿挫折和戲劇性的一生。在數個世紀的日本曆史當中，海外旅行和留學第一次為政府所允許。這個變化恰好發生在科學的發展使旅行變得簡單易行，使留學變得令人向往的時代。但是對外部世界知識的渴望和改變日本的努力卻常常遭遇挫折，而不管這種渴望和努力的目的是為了迎接西方的挑戰還是為了把日本變為一個更為現代的國家。中江兆民（1847—1901）的傳記描述的正是這種衝突並介紹了其子醜吉在他第一個易受外界影響的敏感期生活時的那種異乎尋常的知識氛圍。
中江兆民與明治知識階層的生活
兆民於德川幕府末期出生在土佐藩的中心高知的一個下級武士家庭。在那時，土佐並非因其是大藩或強藩而有名，而是作為阪本龍馬（1835—1867）——他促成了薩摩和長州兩大藩間的妥協，這導致了明治維新——那樣人物的故鄉而著稱。兆民了解其父元助到什麼程度隻能靠推測了，因為元助常年離鄉在土佐的江戶藩邸做事。他在兆民年僅14歲時去世。
盡管如此，身屬武士階級中貧窮階層的父親在其生前卻把兒子送上了符合該階級精英階層一員標準的教育之路。結果，兆民學習了中國古典，對道家的名著《莊子》及東亞曆史編纂的鼻祖司馬遷（前135？—前93年）的《史記》保持了特別的愛好。對有漢學素養的日本人來說，《史記》受到特別喜愛的原因一方麵是由於它敘述中國古代曆史的形式和風格，另一方麵是由於作為散文家的司馬遷的典雅文體。兆民既對漢學和漢文有濃厚的興趣又集長年苦讀的認真學生的所有優點於一身。這種努力顯然得到了回報，直至今日，他仍被認為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漢文作家之一。
青年時代起，即有跡象表明兆民知道武家社會的未來有不祥之兆，這樣的意見與兆民的一種與生俱來的急進的平等主義和他對個人自由的強烈信仰相互契合。還在土佐之時，他就已開始學習荷蘭語和英語，也許是著眼於未來的飛黃騰達吧。他在江戶的致道館學習，1865年起在長崎繼續他的學習。在長崎，他開始學習法語，從此，他西學的整個方向向法蘭西學轉變。兩年後（1867年），他進入以教授法語最為著稱的江戶達理堂學習。在他因行為不端（沉迷於當地的妓院和酒館）而被該校逐出後不久，幕府選拔他為法蘭西駐日公使利昂·羅休的翻譯。那時，他才20歲，具有日本人中罕見的既能說也能讀法語的能力。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中江兆民親曆了1867—1868年的明治維新。
他移住江戶（現在改稱為東京）後不久，就在東京大學的前身大學南校擔任法語教師一職。這份工作未能持久，因為兆民已設法取得明治政治家大久保利通的注意，在他的幫助下，兆民成為隨1871年年末出使歐美的岩倉使節團中的50名學生之一。從那時起，他作為司法省派遣的留學生，在法國停留3年。
到達巴黎公社失敗後不久的首都巴黎，兆民馬上無視政府讓他學習法國法學的指令，埋頭於法國哲學、曆史、文學和文化的研究。也許是作為提高自己法語和切身吸收法蘭西文化的一種手段，他還把自己投到法國的咖啡館社交界的優裕生活當中。他在當時巴黎的同輩日本人留學生間發現了樂於助他的同伴，尤其是西園寺公望公爵（1849—1940）。從這些年起，他對平等主義的內在傾向表現為對體現這一主義的西歐原理的全麵傾倒。有時他甚至因西歐未能按照這一高尚理想行事而對之加以批評。兆民在1875年1月回國前的某個時期，開始翻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這使他後來獲得了“東洋盧梭”之稱。
回國後，兆民在東京外國語學校獲得了一個法語教師的職位。當他鑒於日本的文化遺產深受中國的恩惠而要求經書學習（有教養的歐洲人無論如何也不會缺乏相當於漢語的拉丁文和希臘文知識）變成學校課程的一部分時，文部省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作為抗議，他辭職了；就這樣，保守的政府拒絕了一個激進論者把中國古典（漢文）注入現代學生教育這一要求。一般地說，古典的、傳統的文化與源於西方的價值觀與衝擊的奇妙混合構成了兆民思想與行動的特色。在這一點上，醜吉與其父十分相似。
與此同時，他翻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的草稿於1877年開始在人們中傳閱。這部書給予要求民眾權利的、已在與日本政府有條不紊的對抗中被組織起來的新興運動的領導人非同尋常的感動。1881年，當這些領導人創建自由黨之際，兆民涉足政治運動，而這一運動采用的是天賦權利的法蘭西解釋（這顯然是從兆民的翻譯中抽取出來的）。從1882年2月起，他翻譯《社會契約論》的完全注釋版（《民約譯解》）在雙月刊《政理叢談》上連載。此後，他的名字就永遠與盧梭的名字連在一起了。
他思想中新舊要素的混雜非常有趣地反映在他的這一譯作中。從兆民的解釋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他強調所有的權力屬於人民這一思想。這個以最強有力的、最不妥協的方式表述的原理，反對在世襲君主與其臣下之間分配權力的任何形式，甚至包括君主立憲製。對兆民來講，共和政治的本質使在政治問題上與帝王製度的絕對尊嚴的任何妥協成為不可能。這就使自由黨在明治時期的立場比我們初看時還要激進。
如果說兆民專心於基於民眾意誌神聖信念及隻需依靠民眾支持的行動路線的話，那麼為什麼他要把盧梭翻譯成典雅的古漢語？迄今還沒有人對這一問題予以充分回答。一個相對令人滿意的回答可能接近於揭示兆民的動機：在他的心中，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至少在闡明共和主義諸原理的範圍內，應是他的同時代人最重要的教科書；正因如此，為保證此書傳之萬世，值得將它翻譯成東亞知識人乃至東亞社會的“真”語言。大概在他的內心深處認為存在這樣的可能性：將其翻譯成漢語也許在某個時候會對中國和朝鮮的改革發揮某種作用。
幾年後的1887年，兆民寫了他當時最受歡迎的一部作品——《三醉人經綸問答》。在書中，三個喝醉的人分別代表當時的一種政治見解，對政治的將來及其性質各抒己見。對這本書日本學者已給予了詳細地議論及分析，並且兩度譯成英文。這裏隻說一句話就夠了：兆民通過書中人物之一，表明了自己與其早年對共和主義及個人自由的見解完全一致的立場。從那時起，他隻使用“兆民”這個號，它是一個強調他試圖把自己與人民大眾同一視之的名字。
盡管自由黨的領導人們受到兆民著作及譯作的極大影響，但這些作品卻不足以使黨保持完整。宗派主義及政府的故意行為終使它於1884年分崩離析。那一年成了已經37歲的兆民的一個人生轉折點，因為他參加了許多明顯旨在向東亞其他國家傳播自由共和主義“福音”活動的策劃。
中江兆民眼中的中國和日本
兆民與20世紀日本的超國家主義的先驅者頭山滿（1855—1944）的長年友情開始於1884年，而這一年正是朝鮮的親日改革黨的數名黨員因政變失敗而來日本避難之時。他和頭山都參與了在釜山建立名為“善鄰館”的外國語學校的計劃，但他們的努力卻因大阪事件而馬上遭受挫折。同時，頭山創建的玄洋社的社員平岡浩太郎（1851—1906），為訓練以備將來在中國進行政治、社會行動之用的活動家、冒險家而踏上中國之旅。於是，為此目的而在上海建立了東洋學館。在參與創建這一學館的七個“同誌”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江兆民的名字。
兆民在中國做了什麼？像他那樣有個性和哲學氣質的人，與頭山滿那樣的人保持友情的理由何在呢？因自由黨於1884年解體，兆民便與同輩的杉田定一（1851—1920）一起踏上前往中國的旅途。兩個人都想向中國傳播共和主義的“福音”（message），但其最終目的卻在於通過展示自己的主義有中國的皈依者這樣的證據來提高自己在本國的威信。但是，中國人卻不太關心。
杉田與兆民對“中國事業”的反應清晰地顯示了直接麵對中國現實時日本人的理想會如何不同，進而顯示了在日本思想家們的心中，在多大程度上中國往往隻具有次要的重要性。杉田對中國的現狀與未來完全喪失信心，回到日本並確信日本擁有在為奪取中國蛋糕的某部分立刻行動和成為為西歐帝國主義者所貪食的“主菜”的一部分兩者之間選擇的權利。兆民與此正相對應，重新回到關心東亞團結和日中合作的立場。於是，這種日中文化的紐帶的主題，體現在數年後寫的《三醉人經綸問答》一書之中。他原則上不反對在中國的冒險主義，但堅決反對國內的過激主義及利用軍事膨脹主義作為日本的海外政策。原則上，他認為增強國力的最好辦法不是軍事主義，而存在於國內改革之中。
兆民與頭山盡管對他們自己觀察到的東西有不同的反應，但二人的關心確實具有基本的相似之處。這種相似之處在於，兩個人都對在中國發生的事及由此產生的變動對故國政治能否產生更好影響這一點以外的事不太關心。兩個人都關心把日本變成一個美好的國家，因而他們為達此目的都要求改革。與頭山及其追隨者要求在東亞進行侵略或並吞相反，兆民要求東亞的聯合。據我們對他們的差異的理解，他們的目的與他們倡導的手段相比，顯得不夠重要。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據我們最終的分析，他們分別代表強大的日本思想體係——民族主義的兩個側麵。對頭山來說，國家的安全保障與國力可以通過軍事主義與國家權力的增強來達到。對兆民來說，像他在其最後的著作《一年有半》中說的那樣，使日本免於淪為第二個羅馬尼亞的方策，可以通過在國內進一步保證個人與民眾的權利來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