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耳、目、心、足、手的知行“五到論”
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
——劉向
縱觀古人對於事物的正確認知，大概可以歸納為“五到”——耳到為聰，目到為明，心到為智，足到為行，手到為成。雖當五者並重，但亦各有所司，各有所用。
“貴耳重目”一詞是從成語“貴耳賤目”演進而來的。“貴耳賤目”意思是重視耳朵所聽，輕視親眼所見。原意是貶意，即不重視事實而輕信傳聞。這個詞最早出自東漢張衡《東京賦》：“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白居易也在《與元九書》中說：“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批評貴耳賤目這一觀念，顯然有著積極意義。班固《漢書·趙充國傳》記載，漢宣帝時羌人入侵，趙充國自願率軍出擊。當宣帝問到羌人的情況和所需兵力時，趙充國回答“百聞不如一見”，希望親臨前線視察。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耳聽為虛，眼見為實。”
其實，人有七竅，耳目便占了四份，足見耳目功能之重要。我國古代常常把“見聞思慮”作為認識事物的四個過程，把見與聞視為知識之源。現代認識論也把感官“耳目鼻口膚”看作意識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如果窗口被關死，或沒有全部打開，外界信息的傳輸渠道就會受阻，人腦對客觀事物便不能做出全麵的反應，以至於無法形成正確的認識，難以做出正確的判斷。眾所周知：耳目有其各自的功能，重視一方而貶低另一方，必然失去公允。《莊子·天下》雲：“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聰明這個詞，便是對耳目的禮讚——耳聰目明。耳朵多聽，可以使人生聰；眼睛多看，可以使人心明。隻有貴耳重目，既重視親耳聽到的，又重視親眼看到的，才能使自己更好地為人處世。
江西鄱陽湖邊有一座石鍾山，對於它的命名，古人有種種說法，宋代大文學家蘇軾對傳聞有所懷疑。於是他便到實地進行了一番考察，終於證實並完善了酈道元的記載，發現山下有眾多的石頭孔穴，微波在孔隙裏澎湃回蕩，便發出了編鍾那樣古樸悠揚的樂曲聲。蘇軾在《石鍾山記》裏記述了考察過程，並對那種“事不目見耳聞”便武斷臆測的認識態度進行了批評。蘇軾不相信傳聞，而崇尚親臨實地調查研究，這種貴耳重目的態度實為難能可貴。而更為發人深省的是，到了清代，曾國藩入洞考察石鍾山時，又有新的發現，把蘇東坡又輕輕地嘲笑了一把。所以說，眼見為實的後麵，還要加一層深入探求的功夫。
傳聞不一定是事實，輕信傳聞，難免以訛傳訛。隻有留心觀察，博采眾議，獲取第一手材料，才能做出正確判斷。漢代劉向《說苑》中記述戰國初期西門豹治鄴，魏文侯囑咐西門豹要先做調查研究：“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這裏雖然講的是做官的道理，但我們麵對新事物也確如乍進一間光線暗的屋子，此時應該多看多聽，才能耳聰目明。
眼見者亦不一定是實。事物往往有表象、假象。尤其是人，有的貌似君子而實為盜賊。要通過多聽、多看、多調查、多實踐，才能“透過荷葉抓到藕”，了解到事物的本質與真相，才不至於受騙上當。莎士比亞說過一句話：“外觀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世人卻容易被表麵的裝飾所欺騙。”因而認識必須以感覺為基礎，但又不能完全依賴有限的感知。也就是說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常常帶有一定程度的表麵性和片麵性，有時甚至還有虛假性，對這種附有感性色彩的眼見事實和耳聞事實，我們既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需要進行判斷、分析、綜合、抽象、推理等理性思維活動，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
要想獲取真知，隻有將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思維，才能超越眼和耳的局限，揭開籠蓋在真正事實上的假象外衣，透視出事實的本來麵目。在未上升到理性認識之前，輕易做出判斷，隻能是一種充滿感情色彩的主觀臆斷，而用“心”去加以鑒別，眼睛才會看得更細，耳朵才會聽得更真。
今天我們提倡貴耳重目，是要在思考的基礎上客觀公正地感知。因為耳聽目視需要一種公正的思考與純淨的公心。如心術不正，就會張著耳朵聽讒言，瞪著眼睛說瞎話。正如《呂氏春秋》中所雲：“私視便目盲，私聽便耳聾，私慮便心狂。”意思是說，出於私心去觀察事物、聽取意見、考慮問題就會如盲、如聾、如狂，私心太重會蒙蔽人的視線，堵塞人的聽覺，這可謂心不正則“五官”不正。因此，隻有先正己心，才能真正做到貴耳重目。
今天我們提倡貴耳重目，是對主觀臆斷的勸說，是對厭聽逆言、厭看家門之醜的揚棄。如果一個人拒絕耳與目獲得的材料，隻憑個人所想，或戴著個人所想的有色眼鏡用耳、用目，必定會貽誤自己、貽誤他人。在當今的信息時代，許多事物瞬息萬變。信息是財富，信息是機會，如果不貴耳重目就難以獲得生存與發展所必需的信息。隻有耳達萬裏，目光如炬的人，才有希望讓幸運與成功永遠與他結伴而行。
81．一耳不聰，一目不明，一足難行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魏征
據《資治通鑒》卷一九二記載，大臣魏征在與唐太宗李世民議論治國之道時，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意思是聽取多方麵的意見，加以比較，就會清醒明達，分辨是非；而隻聽信一麵之詞，就會昏庸糊塗，做出錯誤的判斷。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所闡發的深刻哲理，已為千百年來的社會生活實踐所證實，並成為中國人民熟知的格言警句。
時代在前進，社會在發展。今天，人們麵臨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紛繁複雜的客觀事物，為了避免或減少認識上和工作中的失誤，我們一定要注意“兼聽”。人長兩耳、雙眼，就是為了聽和看的。正如唐代馬怠在《意林》中所說：“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
兼聽防暗的主張之所以必要，就是因為一個人的認識往往受著諸多因素的限製，難免帶有主觀性、片麵性，隻有兼聽各種不同意見，從多角度、多方麵去了解客觀事物，才能獲得比較完整的正確認識，提高自己判斷和處理問題的水平，從而促進事業的成功。
史載，貞觀年間，國家在遭受嚴重戰亂破壞的情況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呈現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這就是素來為人們所稱道的“貞觀之治”。有人評價說，貞觀之治是唐太宗兼聽的結果，這話是頗有一些道理的。
唐太宗是我國古代以善於納諫而著稱的傑出政治家。他對臣下的意見能夠認真聽取，擇善而從。為了利於兼聽，他鼓勵臣下對自己提出批評勸諫：“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貞觀政要》卷十）
正因為唐太宗兼聽防暗，所以在處理朝政時才得以避免或減少了許多過失。比如，他曾先後接受過魏征兩百多次批評規勸。貞觀四年（公元六三年），唐太宗打算大興土木，建造洛陽乾陽殿，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阻道：在民生凋敝、國家尚未恢複元氣之時，陛下“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工”，其過失“恐甚於（隋）煬帝遠矣！”（《貞觀政要》卷二）對如此尖銳的批評言辭，唐太宗仍能采納而下令緩建乾陽殿。
兼聽，才能防暗。一個人如果不能做到兼聽，那麼就可能造成糊塗認識而招致失誤，即使是很有經驗、很有才幹的人也是如此。
讀過《三國演義》的朋友都會記得，赤壁之戰前夕，曹操中了龐統所獻的連環計，將戰船用鐵鏈連接，認為“鐵索連舟……渡江如履平地”。當時，謀士程昱曾提醒曹操說：“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回避，不可不防。”對這樣極有預見性的勸告，素有文韜武略的曹操，此時卻根本聽不進去，以致在赤壁之戰中戰船悉數被燒毀，幾乎全軍覆滅。
漢代的桓寬在《鹽鐵論·刺議》中說：“多見者博，多聞者知，拒諫者塞，專己者孤。”意即見得多的人知識廣博，聽得多的人頭腦智慧，拒絕接受別人意見的人視聽閉塞，獨斷專行的人會遭到孤立。當前，在我們的周圍也還有人聽不進不同意見，甚至自以為是，一意孤行。這種作風應該盡早轉變過來，否則，勢必會給自己造成越來越大的損害。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一個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必須多方麵借鑒他人的經驗。聰明的人，不但善於傾聽各種不同意見，而且善於對這些意見進行分析比較，吸取其合理的方麵，以集思廣益，博采眾長，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正確的認識。可見，兼聽防暗是明智之舉，實乃立身行事、建功創業的一個法寶。
82．人生大丈夫，無暇憂得失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
——賈誼
在人生之路上誰也離不開得與失的糾纏，誰也脫不開得與失這兩股冷熱風的侵襲，誰也繞不開對得與失的選擇。
生活的辯證法告訴我們：得中有失，失中有得。隻要我們真正懂得了這一道理，當“失”降臨在自己頭上之時，不僅能做到悔中求悟，而且還能做到失中求得。
失，不管是失落、失意也好，也不管是失利、失敗也好，都會給人以打擊，都會給人帶來痛苦，乃至產生莫大的悲哀。但是，隻要你不失誌，隻要你麵臨不幸有靜氣，化不利為有利，失，就會成為催醒你的警鍾，鞭策你的長纓，激勵你踏著不幸的階梯向著人生的製高點攀登。古往今來，許多傑出人物，都是在常人難以忍受的痛苦中取得了驚天地、泣鬼神的豐功偉績。屈原矢誌愛國，卻遭放逐，在惡劣環境中，創作了傳誦千秋的《離騷》、《天問》，成了萬民敬仰、世人懷念、頂天立地的偉人。柴可夫斯基如若不是生活得那麼悲慘的話，他也許永遠寫不出那首不朽的《悲愴》交響曲。
人的得與失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淮南子·人間訓》載有一則《塞翁失馬》的故事：“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其子見帶回的是匹好馬，於是就騎上它出遊，結果從馬背上跌下來，摔斷了腿。後來人們常以此故事來比喻失與得、禍與福是可以相互轉化的。陸遊在《長安道》詩中評議說：“士師分鹿真是夢，塞翁失馬猶為福。”賈誼在繼承老子關於福禍相倚的哲學基礎上，寫了一首很精彩的《鳥賦》，其中寫道：“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塞翁失馬的故事和先賢們的論述，使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福禍相倚”、“得失相伏”的哲理。眼前的“得”，可能在背後隱著“失”的因素，甚至埋藏著可怕的危機；眼前的“失”，可能蘊藏著“得”的種子，甚至會成為渡過厄運的轉機。因而，我們要以平常心來對待得與失，它畢竟是個“鏡花水月”，並不是一個永恒的存在。把這點看透了，還有什麼想不開的呢？
當然，一個人要獲得事業的成功，需要研究和掌握“失中求得”的學問。威廉·波裏索曾說過一句令人深思的話：“生命中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把你的收入來算作資本。任何傻子都會這樣做，但真正重要的事是從你的損失裏去獲利。這就需要有才智才行，而這一點也正是一個聰明人和一個傻子之間的區別。”當然，這不一定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但要“從你的損失裏去獲利”這一思想同我們講的“失中求得”大體是一個意思。要做到失中求得，確實“需要有才智才行”。
要做到失中求得，還需要有一顆事不轉化誓不休的雄心。英國的楊格說得好：“雄心是善的巨大源泉，野心是惡的巨大源泉。”愛迪生是一位有雄心的科學家，一生中有很多發明創造，為人類的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他的所有發明幾乎都是經過千百次的失敗才取得的。愛迪生發明燈泡經曆了八千多次的失敗，最後走向了成功。我們設想：假若他在失敗七千次時停下了腳步，我們能有今天這樣光明的世界嗎？正是他那種不怕失敗的雄心，才支撐著他登上了人類科學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