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物質資源的開發轉向對人力資源的開發。隨著知識的作用在經濟發展中越來越顯化，人力資本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西方經濟學家的關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在談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時就明確提出，不發達不是缺少資本，而是吸收追加資本的能力很差。造成吸收追加資本能力很差的原因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不同步，形成經濟增長限製因素。所以僅僅增加某些非人力資源，資本吸收率依然下降。把知識和技術作為決定經濟增長率的一個關鍵的投資變量，這是非常重要的。
舒爾茨通過對美國教育成本的計算，發現“按照現行價格計算，教育的實際總成本從1900年的4億美元增長到1956年的287億美元。教育費用的增長百分比約為消費者收入的三倍半”，“教育費用的增長速度大約也是物質資本美元總額增長的三倍半。如果我們將教育看作是純粹投資，那麼投資結果表明，教育投資的收益比非人力資本投資收益更有吸引力”。“按1956年的價格計算，勞動力的文化程度從1900年到1956年大約增長了八倍半，而再生性資本量則增加了四倍半。然而，這種形式的人力資本數量的增長率的確很快，因而它們可能是解開經濟增長之謎的一把寶貴鑰匙。”（郭寶主編：《發展經濟學經典著作選》第302—303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版。）
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非常有力地論證了導致西方經濟創新的動力，並不主要是來自物質資本的推動，而是人力資本的推動。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20年的經濟增長中，增長最快的並不是人力資本，而是物質資本。到目前為止，這種遠離人力資本增長的單純的物質資本的擴張已經受到巨大的限製。物質資本必須同人力資本協調增長，這應當是經濟發展必須遵循的一條規律。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走出目前這種見物不見人的思維誤區，以人力資本的創新帶動物質資本的增殖，是走向21世紀中國必須選擇的重大戰略決策之一。
——從局部的突破向係統改革與模式構建轉變。中國20年的改革是從各個局部突破開始的，而且這種局部突破的改革效果也比較明顯。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局部突破性改革的效果呈遞減趨勢。當代中國的改革麵臨著從局部突破向係統運籌、整體協調、全麵推進轉變。目前，我們麵對的已是一個相互聯係、關係複雜的巨大係統。在局部改革推進中，由於推進成本低，也允許多次試錯。但是麵對一個複雜的巨大係統，僅僅依靠某些精明領導的個人經驗與智慧已遠遠不夠，中國未來的改革與發展需要集體的智慧和專家的知識。特別是在推進一個複雜巨大係統的改革中，推進成本巨大，使這種改革往往具有不可逆性，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革已經不允許試錯。目前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將在局部改革中取得的成功經驗和自信，在全局改革中套用。要保證在下一步的改革中，繼續成功駕馭這個複雜的巨係統，唯一的選擇是加大政府決策的知識含量，建立專家谘詢係統和科學決策係統。思想家與政治家、專家與政府官員相結合，是21世紀中國改革創新的必然選擇。
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當代中國，最短缺的是知識。不少學者認為，當代中國並不具備發展西方式知識經濟的條件，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而放棄將當代中國推向知識社會的努力。並不是西方這樣做我們才做這樣的選擇，而是因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強烈內在需要。20年前，當我們打開國門的同時，也打開了被計劃經濟壓抑和積累的創新資源，由此使我們擁有了一個初步富強的國家。20年後的今天，當代中國麵臨更深層的開放，這一次需要打開的不是國門，而是要打開曾經創造了五千年悠久輝煌曆史的中華民族智慧之門。以中華民族的智慧吸取人類的一切最優秀的知識，中華民族這條巨龍，就會實現新的升騰。“飛龍在天”的時日不會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