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大世家
世世有祿秩之家，稱為世家。全世界有四大世家，以年代由近而遠而言，一是英國皇室。現在是漢諾威王朝，一七一四年由喬治一世所開創，往上推是一六O三年詹姆士一世的斯圖亞特王朝；一五O九年亨利七世的都鐸王朝；一四一三年的蘭卡斯達王朝；一一五四年亨利二世的金雀花王朝；以及-O六六年威廉一世的諾曼王朝。有“征服者”之稱的威廉一世應是英國王室的始祖。
二是回教創始者穆罕默德。他死於公元六三二年，生年不可考，約為五七一年。無子，由他的自徒弟變為女婿的阿裏接續香煙；阿裏即為回教什葉派的領袖。其後裔有阿裏漢裏，是有名的花花公子。阿裏漢裏之父，久居印度，遇到生日，其信徒奉獻金銀珠寶，以與體重相等為度，此皆世人所熟知，但乾隆的“香妃”亦為阿裏的後裔，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據魏源的《聖武記》載：“隋唐之際，其國王（天方國）謨罕騫德者，生而神聖，盡臣服西域諸國，始掃佛教、自立教，造經三十篇，敬天禮拜，持齊戒。傳二十有六世、日瑪墨特者，當明之末年，與其兄弟分適各國，始逾蔥嶺、東迂喀什噶爾，是為新疆有回酋之始。”瑪墨特的孫子叫阿布都實特，生子瑪罕木特；他有兩個兒子，長子叫布那敦；次子叫霍集占，就是淆朝官書中的 “大小和卓木”，和卓木或稱和卓，在回語中為掌教之意。
乾隆十大武功中“平回部”就是平定大小和卓木的叛亂。香妃的正式稱號為容妃，是大小和卓木的妹妹；在他們兄弟未叛亂以前，清朝於其有恩，因而進妹以示效順。相傳由兆惠俘獲此女以獻，是不實的記載。
容妃由於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亦不相同，譬如說滿洲風俗有喜慶大宴賓客，都是“吃肉”；坤寧宮每天祭神，宰豬兩口，而二月初二宮中“吃肉”，皇帝皇後奉太後親臨，是很虔誠鄭重的禮節，容妃如在後宮，豈能避而不食？因此，乾隆特為替她造一座“寶月樓”，禦製《寶月樓記》雲：
“寶月樓者，介於瀛台南岸適中，北對迎薰亭，亭台皆勝國遺址，歲時修葺增減，無大營造。顧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長以二百丈計，闊以四丈計，地既狹，前朝未置宮室，每臨台南望，嫌其長鮮屏蔽，則命奉宸，既景既相，約之椓。鳩工戊寅之春，落成是歲之秋。”
“奉宸”即“奉宸苑”，為內務府專管離宮別苑的機構。戊寅為乾隆二十三年，可知容妃入宮，必在一兩年以前，得乾隆之寵，故特造寶月樓藏嬌。
乾隆之寵容妃，還有一事可證。寶月樓外即是西長安街，乾隆為安慰容妃的鄉思，特準回回建西城風味的屋子居住，並造一座清真寺，正對寶月樓，以便容妃遙拜。此地如是老北平都知道的“回子營”。
不過寶月樓已經不存，袁世凱竊國，拆去寶月樓另造一座“新華門”；王壬秋攜周媽進宮去看“袁四少爺”，有意裝作老眼昏花，指著門額問道：“怎麼，叫‘新莽門’？”將袁世凱比作篡漢家天下的王莽，便是此門。
三是日本皇室。日本的古代史隻有兩部，一部叫《日本書紀》：-部叫《古事記》，成書於七世紀及八世紀，記日本開國的情況，連日本的史學家，都認為是神話。
據說日本的開國之君叫“神武天皇”，在位七十六年，即位之年為周惠王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六百六十年，所以在一九四O年舉行“紀元二千六百年”慶典。其實．不但神武天皇子虛烏有，以下八代天皇，亦無其人——其中有個孝安天皇享祚一百零二年之久，更是奇談之尤。
據日本通李嘉兄告訴我，日本有些學者認為《古事記》中的第十代崇神天皇，可能是日本開國的第一代天皇。我覺得這話有點接近事實了。崇神天皇元年為公元九十七年，在中國便是漢武帝天漢四年。江戶時代九州博多灣誌賀地方，掘出來一方金印，文日“漢委奴國王”。據說是後漢光武帝中元二年，日本遣派使者第一次覲見漢光武，受贈此印：加一“漢”字，顯然是受封，而不是平行地位的相贈。
陳壽《三國誌》的《魏誌》卷三十，專記外國，仿佛《清史稿》的《邦交誌》，此記最後一目為“倭人”，李嘉兄告訴我，日本的史學家大森誌郎博士，以畢生精力完成一部巨著：《魏誌倭人傳研究》，力辟日本人為“太伯後裔說”。太伯即泰伯，周太王的長子；太王第三子季曆，亦有賢名，尤其是有子名昌，更為傑出，太王想立老三，以便傳位給昌，但長幼有序，這話說不出口。太伯跟老二仲雍，仰體老父之意，斷發文身，自我放逐到現在的太湖流域一帶；表麵上好像自甘下流，實際上是成父之誌，以便傳位給季曆，再傳於昌——周天子姓姬，姬昌便是周文王。
太湖流域如今在全中國是精華所萃的東南財賦之區，當時是尚未開化的“荊蠻”之地：一直到清初，南方人叫蒙古人為“韃子”，而蒙古及滿洲人稱南人為“南蠻子”，意即本此。不過蠻雖蠻，卻很講義氣，佩服泰伯、仲雍讓天下的至德，有一千餘家擁護他，立之為君，尊為太伯；太伯死後，仲雍繼立，這就是吳國的兩始祖，延陵掛劍的吳季子，及為西施亡國的夫差，都是仲雍的子孫。
在自我放逐時，據說泰伯、仲雍有一部分親屬逃到了日本，自稱為泰伯之後。這件事在日本曆史上，幾度引起軒然大波，“愛國”的日本人，不承認此說，因為一承認，就不能對中國展開侵略。大森誌郎即攻擊《魏誌?倭人傳》中的這段記載，指“太伯後裔說”為“邪說”，為“危險思想”。有誌氣的中國人，並不打算跟日本人認親戚，這且不去說他；但我要指出，日本不管當時是何國名，而受過中國的封，曾為中國的藩屬，是賴都賴不掉的一件事。
《魏誌?倭人傳》說，帶方郡——今平壤以南之地，漢末曹操置帶方郡，其東南大海中為倭人所居，有一百餘國，最大的是“女王國”，距帶方郡一萬二千餘裏。
此國本來亦以男子為主，其後因互相攻伐，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叫“卑彌呼”，事蒐道，能惑眾，年已長大，並無夫婿，隻有一個弟弟幫他治國。女王有婢千人，見過她的人很少，隻有一個男子為她采辦飲食，傳達命令，居處有宮窒成柵，守衛極嚴。景初二年六月倭國女王派遣她名叫難升米的大夫等人到帶方郡，請太守劉夏送他到京都——洛陽，以便向天子朝獻。《後漢書?東夷傳》所記，大同小異。
這段敘述非常重要，由此可以推斷，傳中所說的女王，實際上是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神功皇後，日本古史記：神功皇後，名息長足嬡命，父親是開化天皇的曾孫；仲哀為開化的第五世孫，照此計算，仲哀是娶了他的姑母為妻。日本皇室一直是近親婚配，到現在的明仁太子才打破傳統。
仲哀天皇在位隻有九年，死於一次內亂中；有孕在身的神功皇後，執掌政權自漢獻帝建安六年至晉武帝泰始五年，達六十九年之久。景初則是曹子建的初戀情人甄後之子魏明帝的年號；景初二年為神功皇後執政的第三十八年，她的遺腹子，即以後的應神天皇，至少亦有三十七歲了，《魏誌》中所謂“有男弟佐治國”，此男弟實為其子之誤。
景初二年十二月，神功皇後的正副貢使到達洛陽，朝見進貢；貢品是中國曆史上最薄的：“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班布便是粗布、再加上可作僮婢的十名倭人而已。
但晉武帝的報答則甚厚，《魏誌?倭人傳》錄有“製詔”全文，稱之為“汝”；封之為“親魏倭王”，賜金印紫綬以外，物質方麵分兩部分：一部分是“交龍錦”五匹，毛織地毯十張，紅色、青色綢緞各五十匹，是“償汝所獻貢直”；另一部分是“特賜”：文錦三匹，地毯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兩把、銅鏡一百麵、真珠及鉛各五十斤。自漢唐以來，藩屬進貢每每屬於“打秋風”性質，神功皇後便是如此。
至於日本皇室到底姓什麼，我還弄不清楚，有人說“卑彌呼”，日文寫作“匕X= 或“匕三]”，就是他們的姓，是耶？非耶？要另外請教專家了。
這三大世家，近者不足千載，遠者亦不過兩千年；若論年代久遠、譜係分明、名望之大、人材之眾、影響之深，不能不推中國的孔子家，居四大世家之冠。二、孔 子的家世及生平
孔子為殷商後裔，本姓為子。據《竹書紀年》，商朝三十王，五O八年，末代紂王無道，為周所滅。周武王封紂王之子武庚，讓他奉祀祖先，至成王時，武庚叛亂為周公所誅，改封紂王的庶兄啟於宋國，即是宋微子。宋國在今河南商丘縣。
宋微子死後，其弟微仲繼立，八傳至孔父嘉，應該分出自成一族，立姓氏為孔。所以孔父嘉為孔家的始祖。
孔父嘉的曾孫叫防叔，由於仇家宋國太宰華督的逼迫，迂避於魯國；防叔的孫子叫叔梁紇，便是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做過鄒縣大夫，是個大力士。他的原配姓施，生了九個女兒，有個庶出之子，名叫孟皮，是個跛子，不足以撐持門戶。他說：“雖有九女而無嫡子，等於無子。”因而求婚於顏家。
顏家有三個女兒，他們的父親問說：“鄒大夫是殷商的後裔，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我很希望有這麼一個女婿。雖然年紀較大，性情亦比較嚴厲，但不算缺點；你們三個人誰願意嫁他？”
長次兩女不作聲，隻有名叫徵在的小女兒答說：“父親要誰嫁他，就是誰嫁他，阿必問？”
“不錯，就是你！”
於是徵在嫁了叔梁紇。婚後雙雙到曲阜東南的丘尼山去祈禱，果然得子，生具異相，頭頂四周高起，中間下陷，此名“圩頂”。叔梁紇因為禱於尼丘而生子，命名日“丘”，行二，所以字之日“仲尼”。
孔丘就是孔二先生孔子。
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己酉，也就是魯襄公二十一年，亦即公元前五五二年。三歲喪父，十五歲有誌於學，十九歲娶開官氏為妻，二十歲生子，恰好魯昭公派人送了一條鯉魚給孔子，為了紀念這份光榮，命子名為鯉，字伯魚，二十四歲喪母，六十八歲喪妻，七十一歲喪子，七十四歲逝世。孔子一生的行誼、出仕、講學、遊曆，都有專書，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三、孔子的封號孔子晚年已成王者之師，所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逝世後，哀公尊稱為“尼父”，這是公認的孔子第一個封號。
漢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第十六世孫孔均為褒成侯，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此為孔子封公的由來。唐、宋、元三朝，均追封孔子為王，但孔家一直認為孔子是公，一切體製，均按公爵身分行事。
北魏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諡孔子為“文聖尼父”；北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為“鄒國公”；隋文帝開皇年間，尊為“先師尼父”，稱孔子為“先師”，首見於此。
唐朝對孔子的封號，變化最多。首先是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孔子為“宣父”。四十年後的高宗乾封元年，駕幸曲阜，追贈孔子為三公之首的“太師”。武則天做皇帝時，封周公為“褒德王”，孔子次王一等，追封為“隆道公”。及至玄宗嗣位，於開元二十七年降詔：“孔子既稱先聖，可諡日文宣王。”此為孔子封王之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禪，下泰山後幸曲阜，加諡孔子為“元聖文宣王”，五年改諡為“至聖”，此一諡號為後世公認為最允當。
到了明朝嘉靖年間， 孔子的封號及祀典，有一極大的變更；其事非無因而生，與世宗入承大統以後所麵臨的問題有關；
正德十七年三月，武宗崩於“豹房”，無子。大學士楊廷和擬遺詔，經張太後同意後頒布，說：“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熄，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皇太後，即日遺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孝宗最長之弟興王，封於湖北安陸，興王薨於正德十四年，諡獻，故稱興獻王。獨子厚熄，入承大統，即為世宗。
興獻王妃蔣氏，與十五歲的厚熄，母子二人都是厲害角色。厚熄一路進京，架子極大，屏絕貢獻，地方大吏輕易不得進見，已儼然有出警入蹕的皇帝派頭。到得良鄉，禮部進“禮儀狀”，是承楊廷和之命所擬，抵京“先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翌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勸進的箋文，及“令旨”的格式，都如皇子嗣位的程序。
厚熄看完，對他的長史袁宗皋說：“我奉皇兄遣詔接位，不是皇子。”因此，一到京城先不進城，召見楊廷和，拒絕接受禮儀狀中所定的儀製，由大明門而入，日中即位，定明年為嘉靖元年。
即位第三日，嘉靖遣人赴安陸迎母來京，同時命群臣集議崇祀興獻王的典禮。禮部尚書毛澄向楊廷和請示，楊廷和說：“以漢朝定陶王、宋朝濮王的故事為根據，有異議者，就是奸臣，當斬。”
漢宋兩故事是，漢成帝無子，以其弟定陶共王之子為太子，嗣位即是哀帝，追尊其父為定陶共“皇”，另以楚王之孫為定陶共皇之子，承繼香煙。宋仁宗亦無子，以其兄濮王之子為子，四歲時，即育於宮中，嗣位即為英宗。議尊濮王祀典時，司馬光與歐陽修成為兩派，司馬光認為英宗既繼承為仁宗之子，則對本生父濮王不當再服三年之喪，廷議多主此說，認為英宗對濮王應稱“皇伯”。
歐陽修不以為然，認為出繼之子由三年之喪降為一年之喪的“期服”，於理可通，但“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曆考前世，皆無根據”。
因此崇奉之議，久而未定，而英宗卻已駕崩，其事不了了之，但後世皆視司馬光之議為正論。這重公案名為“濮議”，以後濂洛學派巨擘的程頤，發一議論說，當時的大臣，隻知道不應再稱濮王為父之非，而不明尊崇之道，以致濮王在英宗看來，與其他叔伯並無分別；如果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一方麵對生父尊崇之極，另一方麵亦對得起仁宗的養育成全之恩。後世視此為濮議正確的結論。
毛澄受教以後，主持廷議，都以為然，但禮部侍郎王瓚，獨持異議。
那是受了他的一個小同鄉張璁的影響。此人是浙江溫州人，中舉人後，七次會試皆落第，準備找一個官做。有個叫蕭鳴鳳的禦史為他排了八字說：
“你三年以後會中進士；再過三年會突然大貴。”張璁聽了他的話，打消了就一小官的念頭。果然到了正德十六年中了進士，年已四十有七了。
在廷議以前，他去看王瓚說：“今上不是繼統，不是繼嗣，這情形跟漢哀帝與宋英宗不同。”王瓚認為很有道理，所以在廷議時唱反調。楊廷和見此光景，將王瓚調為南京禮部侍郎，覆奏仍照原議。
原議是：
第一，皇帝對孝宗稱“皇考”，對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祭告上箋自稱侄，具名。
第二，興獻王別無他子，以憲宗第六子益王六子崇仁王入繼興獻王為嗣，奉祭祀，崇仁王稱益王為叔。
嘉靖一看便說：“父母可以換來換去的嗎？再議，”再議時，楊廷和及武英殿大學士蔣冕、文淵閣大學士毛紀等三“閣老”讓了一步，以為程頤的“濮議”最得禮義之正，將來生了皇次子，作為興獻王的孫子，將崇仁王改封為親王。
此外尚書侍郎共六十餘人，聯名上奏，大致亦如三閣老所議，而世宗仍舊不聽，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
於是君臣爭禮儀，進入第三回合，首先三閣臣合奏，說舜不追崇其父瞽叟；漢光武亦不追崇其父南頓君，願“皇上取法二君，斯聖德無累”；這話已隱然有指責之意，舜有賢名，受堯的禪讓；光武中興漢室，猶同開國之主，尚且未曾追崇生父，你不過命好，現成撿了個皇帝做貪心不足，還要節外生枝，有所主張，未免太不知趣了。
禮部尚書毛澄等七十餘人，合詞上疏，說得更為露骨，說武宗“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隻以輩分相同，無法分為兩世，但孝宗以上，昭穆井然，豈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之恩，斷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
這就是說不能再稱興獻王為皇考。同時還錄了魏明帝曹叡的一道詔令附在奏疏中，這道詔書便是申明大宗、小宗之義，首言：
“禮，皇後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複顧私親哉？”等於當著和尚罵賊禿，借魏明帝之口指責世宗不是。魏明帝詔令結尾，則用以嚇阻王瓚之流：“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幹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後，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典令。”
這第三回合，世宗挨了兩悶棍，無話可說。而當在此時，張璁大概想到了蕭鳴鳳的話，福至心靈，上了一道《大禮疏》，平心而論，文章寫得極好，駁群臣的論據，極其有力，歸納而言，大致可分為四點：
第一，漢哀帝、宋英宗都是已預立為皇嗣，與目前的情形不同，所以司馬光的議論，不適用於今日。而且遺詔說得很明白：“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並未指明，應繼承為孝宗之子。
第二，稱興獻王為“皇叔父”，人已經死了，無法不承認，更不會提出抗議；但“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易言之，母親不能向兒子稱臣。
第三，《禮記》“長子不得為人後”，興獻王隻生皇帝一人，如果說“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這幾句話是刀筆，仿佛在說，為了貪圖皇位，為人之後，不認父母，這還算是人嗎？張璁之為士論所輕，就是這種挑撥的話，說得太惡毒了。
第四，繼統與繼嗣不同，自古以來，不一定父死子繼，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說明白些，就是應尊興獻王妃蔣氏為太後。
世宗得此奏，喜不可言，親自下一道手諭：“卿等所言俱有見，第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後、祖母為康壽皇太後。”
世宗的祖母，也就是興獻王的生母邵氏，其父名邵林，浙江昌化人，因家貧之故，把女兒賣給杭州鎮守太監，由此得以進宮，成化十二年封宸妃，後進為貴妃，位號既尊，所以不能隨興獻王入藩，仍住宮中。世宗入承大統時，她已雙眼失明，聽說孫子做了皇帝，將世宗從頭摸到腳。宋仁宗生母李氏封宸妃，亦是家貧而來自杭州，身世封號，與邵太後頗有相似之處。平劇《斷太後》，本出於元朝雜劇《仁宗認母》；後來又改為《正昭陽》，由於有邵太後失明的故事，移用到《斷太後》上，所以包龍圖所遇到的，亦是目盲的太後。
情勢演變至此，成為“君權”與“相權”之爭，恕我孤陋寡聞，我不知道研究近代史以及專攻明史者，對“大禮議”這個專題，是否重視？在我個人來說，我認為君主的絕對權威，起於明太祖及成祖，而成於嘉靖之世。關鍵所在，即在“大禮議”之爭中，君權著著進占，相權不能製衡。明世宗是古今以來最貪的一個皇帝，僅次於秦始皇，既以意外得帝位，複又修道冀長生，寵道滅憎，《西遊記》“車遲國”的那一段描寫，即是諷刺嘉靖事。此不在本文範圍之內，略而不論：即嘉靖尊生父的始末，亦不在本文範圍，但更定祀典，對孔子的定位，則至今為學者認為允當，其故何在？即在對尊崇其生父興獻王的過程中，發現了好些不合乎禮及情理的現象，孔子祀典的一大變革，亦緣於此。因此，仍不能不對嘉靖為尊崇其父母，亦即是私“小宗”而不顧大宗的經過，作一簡述，以見其對孔子尊稱及祀典的更易，確是有他的道理。
先說“君權”與“相權”之爭。明朝自洪武十三年因“左丞相”胡惟庸謀反，罷相不設；但永樂以後，內閣大學士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在楊廷和想：“十五歲孺子而得為天子，還不是我宰相所定的大計？而且這也不是爭名分的時候。”因此，封還手敕，以示不奉詔；而且一聲號召，朝士紛紛上言，圍剿張璁。
君權與相權之爭，第一回合沒有結果，因為此一爭也，宰相天生有不利之處，即在為君者可以擱置。擱置到兩個月以後，亦即是九月間，興獻王妃蔣氏到了通州，在此以前，禮部具奏“聖母至京，宜由東安門入”，世宗不從；再議由“大明左門”入，在禮部實際是內閣，因為“東安門”在側門居首；而“大明左門”則為正門之一，但非“正門之正”而已。世宗斷然降敕：“由中門入，謁見太廟。”
由此開始，世宗得寸進尺，先是“兩考並尊”，稱興獻王為“本生父興獻帝”；接著加一“皇”字為興獻皇帝，再接下來去“本生”字樣，而稱孝宗為“皇伯”。興獻王未做過皇帝，不能入太廟，則另立一廟，稱為“世廟”，以後“世廟”又改稱為“獻皇帝廟”，甚至還加了尊諡，稱為“睿宗”，並修《獻皇帝實錄》。
嘉靖七年修了一部書，專敘“大禮議”的經過，名為《明倫大典》，並詔定功罪，張璁居功為首，職銜是：“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楊廷和則為罪魁禍首，原以告老還鄉，說他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本應處死，“特寬宥，削籍為民”。
在此以前的嘉靖三年七月，群臣以伏闕爭禮而得罪者，計戍邊八人，廷杖而死十七人，謫降杖責約四百人。
楊廷和的長子楊慎是個神童，正德六年狀元。至是亦因伏闕力爭獲罪，充軍雲南永昌，遇赦不赦。不過，這一來反倒成全了楊慎。《明史》本傳說他“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
楊慎字用修，自署升庵，所著《升庵集》八十一卷，計賦及雜十一卷，詩二十九卷、外集四十一卷，另著有一部《二十一史彈詞》。楊慎的雜學，古今第一，但亦不免有英雄欺人之語，盡信書不如無書，這是我讀《升庵集》的感想。
平心而論，張璁論繼統、繼嗣，亦自有他的見地。毛病出在楊廷和率爾定策、顧慮不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清穆宗以“天花”崩逝後，兩宮太後定策，迎醇王之子載湉入繼大統，其事與世宗完全相同，因而定為以載湉繼文宗為子，為嗣皇帝，俟嗣皇帝有子，即承繼大行皇帝，亦即是為穆宗之子，這一來，繼嗣繼統，兩事合一，便無爭議。
在大禮議的擾攘數年中，世宗對中國的禮製已頗下了一番工夫，嘉靖九年因給事中夏言之奏，集群臣會議，更定祀典，而仍由張璁主持其事。
世宗親撰《正孔子祀典說》，頒錫群臣，而張璁則著《孔子祀典或問》作進一步的解釋，更定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諡號，論孔子封王之非：孔子生為人臣，並非王爵，豈可死後諡之為王。《尚書》雲：“天降下命，作之君，作之師。”師者，天子不得視之為臣，因此，以為王爵貴於師，是習俗之見。
又有一段精采的議論說：“曆代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當萬代之祀？稱帝稱王，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因此，孔子的尊號，由“大成至聖文宣王”改為“至聖先師孔子”。
二是塑像，早在宋朝，朱熹便曾說道：“宣聖之設像，非古也。”此時提出來討論，反對塑像的理由是：
第一，塑像是漢明帝時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的事，非中國祀聖人之法。而且各府各縣皆有文廟，孔子的塑像，不一其狀，或長或短、或豐或瘠、老少美惡，隻憑匠人的手藝，殊嫌褻瀆。
第二，天子常臨國學祭孔，孔子坐而不起，猶有可說，從祀諸儒，不過前代縉紳，或者當代臣子，君拜於下，臣坐於上，於禮不合，於是改塑像為木主，以地位不同而定木主尺寸的大小：但曲阜孔廟，始終保持塑像，孔家另有一種說法。
這個說法是早在佛教傳入中國的漢景帝末年，廬州人文翁在四川當地方官，大興學校，他所築的石室中，已有孔子坐像。
左丘明所著的《國語》說：“越王命工，以良金寫範蠡之像而朝禮之。”宋玉的《招魂》，則有“像設君室，靜安閑兮”之句，足以證明春秋戰國，便有設像相祭的製度。而況闕裏是孔子的家廟，後世子孫出入得睹孔子形容，油然起孺慕敬仰之心，亦是祭神如神在之義。
問題是孔子到底是何相貌，如何才能傳真？有一部書叫《祖庭廣記》，說“先聖生有異質”，有四十九項特征，諸如“河目海口”、“龍形龜脊”等等，如湊合此四十九項特征造像，孔子變成一個無法形容的妖怪了。
四、孔子的家鄉
孔子的家鄉，山東曲阜，明清屬兗州府，傳說神農氏曾建都曲阜，黃帝之子少嗥在窮桑（在曲阜之北）登帝位，遷都於曲阜。
不過，這些古史的正確性很難說，所可確定的是，在周朝為魯國，魯為楚所滅，至項羽自封為西楚霸王時，曲阜為其所有。劉邦漢王五年，大破項羽於垓下，盡得楚地，隻有原魯國諸地為項羽堅守，劉邦以項羽的首級示魯地父老，方始投降。劉邦以“魯公”禮葬項羽於穀城（今東河縣），但曲阜城東北漢下村，有一處古塚，俗稱“霸王頭”，相傳即為葬項羽首級之處。
曲阜在漢初稱為魯縣，景帝三年吳楚七國之亂以後，徙其子淮陽王劉餘為魯王，此王好治宮室，作靈光殿。至王莽之亂時，國不存而靈光殿巍然獨存，這就是所謂“魯殿靈光”的典故。
曲阜一直是魯國的都城，孔子住在王宮附近，名為“闕裏”。縣城於宋初遷至闕裏之東，約八裏之處，至明朝正德七年，流賊作亂，地方官奉準將縣城遷至闕裏；嘉靖元年新城落成，周圍八裏又三十六步；城牆高兩丈。城內最主要的建築，便是“衍聖公府”及其西麵的孔子廟。
托庇於聖人，曲阜一直未遭劫火；但民國十九年，終於遭受了四百年以來未有的災難。“中原大戰”晉軍進攻山東，在曲阜東北與國民革命軍發生遭遇戰，晉軍三師之眾而革命軍隻得一旅，眾寡不敵，退入曲阜縣城固守；晉軍以大炮轟擊，曲阜東西北三城樓及東北角女牆，均為炮火所毀。孔廟及孔府亦落有炮彈孔廟內共有十五處嚴重損毀，大成殿的天花板亦被打穿；有一發炮彈就落在孔子神像之前，幸而未曾爆炸。
曲阜被圍十一晝夜，以革命軍援軍趕到，擊退晉軍而得解圍。孔府以年方十歲的孔德成先生的名義，發出電文，呼籲保廟曲阜，電文中說：“曲阜聖林附近，發生戰事，炮彈射擊，飛入林內，城關逼近，廟亦震驚，危險萬分，莫知所措。查耶路撒冷為耶穌基督聖地，往年歐戰，均畫在三十裏以外；萬國均經公認孔聖為中華文化所關，曲阜是孔聖林廟所在，先總理繼承孔子，屢經發為言論，極端尊崇，我總司令亦曾發布告，明令保護”雲雲。“我總司令”指先總統蔣公，事後曾致電慰問。
曲阜的古跡，首推尼山，本名尼丘山，因避孔子的名諱，略去一丘字，即顏母所禱之處。山在曲阜東南六十裏，五峰連峙，名“五老峰”，中峰之下有“尼山書院”。尼山的山神為宋仁宗封為“毓聖侯”。此外有顏母山、昌平山、防山；防山即叔梁紇所葬之處。
孔子葬在曲阜城北二裏許，後世稱此處為“孔林”，前麵是洙水，後麵為泗水。出曲阜縣北門，即是一條其直如矢，直通孔林的神道，夾道森森古柏，氣象肅穆，林中古樹，相傳為孔門弟子所植；複有各種奇花異草，相傳亦為孔門弟子會葬時，自各地移植至此。
最有名的，便是楷木，全中國隻有孔林有這種樹，枝疏而不屈，上無鳥巢，下無荊棘，可以作杖。孔林中有一楷樹，為孔子弟子子貢所植，樹圍一丈，枯而不朽，真是神物。
楷木的用處很多，通常除了製杖以外，亦可製棋子；木上有癭，挖空了便是水瓢；葉子可食，亦可代茶；子可榨油，用來供夜讀的膏火。
再有一種“蓍草”，亦是孔林的特產；不過史書上記載的蓍草，半屬神話。蓍之為蓍，言其長壽；可至一千歲，幹可長至一丈，《說文》：“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通常長三尺至五尺，莖作對稱，大約三四十莖，春夏開黃白色蝶形小花。蓍草因為壽命長，所以古時與龜甲都用作卜卦之用。據孔家的人說，蓍草必須五十莖以上，占筮才靈驗；但五十莖以上的蓍草，下有靈龜看守，名為瑞草，不能常有。又有一種“文革”，冬夏不凋，根葉花實具五色五味——五色異草，且有香味，而又冬夏不凋，足為園林生色；但此僅見於孔東塘《出山異數記》中的敘述，在植物學上不知何名。
出曲阜北門，要經過好幾重橋與牌坊，方能到達墓門，經列有翁仲的墓道，而到達享堂；堂後有一道周圍一裏的圍牆，拱護著高一丈三尺、南北廣十步、東西廣十三步的“大成至聖文宣王墓”。其東約十步許為孔鯉之墓；其南十步許為孔鯉之子、字子思的孔伋之墓。
在享堂以北、聖墓以南、墓道之東，有三座亭子，自北而南，依序為宋真宗駐蹕亭；清聖祖駐蹕亭；子貢手植楷木的“楷亭”。聖墓之西為“子貢廬墓處”；子貢名端木賜，他的事跡很多，照《越絕書》中說，越王勾踐獻西施於吳王夫差這條美人計，就是子貢想出來的。子貢是不是孔子最喜歡的弟子，難以考查，但子貢無疑是孔子最得力的弟子。
孔子的後裔即曾有這樣的評論：“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以後介紹孔門高弟時，再詳談子貢，此處不贅。
到過孔林的皇帝，有宋真宗、清聖祖；但到過孔廟的就多了，第一個是漢高祖，最後一個是清高宗，他到過不止一次，當然也到過孔林。清高宗與孔家，別有神秘特殊的淵源，也留到後麵再談。
孔廟、孔府一西一東，一牆之隔，與孔林合稱為“三孔”。孔廟遭遇過兩次火災，第一次是在明朝孝宗弘治十二年六月，朝廷發庫帑十五萬二千六百兩銀子重修；開工於十三年二月，至十七年五月方始落成。正殿大成殿為九間；後麵的寢殿為七間。大成門、家廟、祀叔梁紇的啟聖祠，以及“金絲堂”、“詩禮堂”各為五間。此外還有許多改築遷建，如前麵談過的，尼山山神“毓聖侯祠”，本來在孔廟之內，遷建於尼山書院，原處改為土地祠。
第二次大修是在雍正二年六月，被災以後。
起火原因似乎是由於“風雨震電”，大成殿及兩廡，後麵的寢殿、啟聖殿、金紅堂全毀，隻有啟聖祠巍然獨存。當即命山東巡撫陳世倌鳩工重修，但采辦木料稽延，直至雍正七年二月，始命署理山東巡撫，嶽鍾琪之子嶽溶，積極興工，大成殿的圖樣，經雍正親自審核，特旨——正殿正門用黃琉璃瓦；兩廡則用綠琉璃瓦，而以黃瓦鑲砌屋脊。並飭內務府特選良匠，用“脫胎之法”裝塑聖像。
按：雍正得位不正，所以對兩件事格外重視：一件是重父之所重，以示其為繼誌述事，聖祖所選定的繼統之子；一件是籠絡士林。而尊孔一事，恰好符合這兩個目標。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聖祖駕幸闕裏，以三跪九叩、祭天祀祖的大禮祭孔，表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此為“三藩之亂”以後，得以徹底獲得漢人擁戴的關鍵之一。所以雍正在即位以後，即降詔追封孔子五代王爵，高、曾、祖、父日“裕聖”、“詔聖”、“昌聖”、“啟聖”：裕聖祈父之父木金父，則為“肇聖”、五聖同堂，祠名“崇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