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姚文元同誌對吳晗同誌的（海瑞罷官）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主要意見是怎樣看待海瑞這個曆史人物在當時社會所起的作用。姚文元同誌的文章很長。從(海瑞罷官）所根據的史實到劇本改編中的具體情節都提出了許多意見。基本否定了海瑞這個曆史人物，同時也否定了吳晗同誌在曆史研究中所抱的立場和觀點。
怎樣看待曆史人物對當時社會所起的作用？
到底應當怎樣看待曆史人物對當時社會所起的作用呢？是不是用今天的標準去要求曆史人物呢？當然不能。像海瑞這樣比較清廉的官兒能不能讚揚呢？我看是可以的。我們所說的讚揚，倒不是說這些人有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有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而是說這些人比起當時社會上的許多貪官汙吏來還有一些可取之處。姚文元同誌說不論清官也好，貪官也好，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就不能頌揚。這不是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評價曆史人物也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盡管他們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他們有的人可能是死心塌地，有的人可能比較開明。有的人有一點兒功，有的人就全是過。所以判斷一個曆史人物有無進步作用，必須根據當時當地的社會情況，而不能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今天的眼光去看。
誠然，像海瑞這樣的人不論他當時多麼清廉，為人民辦過一些好事，歸根到底他仍然是統治階級中的一員，是統治階級和人民大眾矛盾的一方麵。這在吳晗同誌的文章裏也做過解釋，所以姚文元同誌一概否定的態度是不對的。
看曆史人物也要重在表現。不論他是什麼出身，當什麼官，要看他是一味為封建帝王統治服務，為了個人的高官厚祿呢？還是真正的為人民辦過一兩件好事？如果他確實辦過一兩件好事，替人民說過兩句好話，我們在這一點上也應當稱讚他。否則連一個相對的好與壞都分辨不出來，曆史研究豈不是沒有什麼實際價值了嗎？
寫曆史人物和曆史寧件要不要把自己的看法寫進去？
姚文元同誌對吳晗同誌的另一點批評就是說(海瑞罷官）不符合曆史事件的真實。（海瑞罷官）中的海瑞是吳晗同誌心中的海瑞。
研究曆史最好全麵看問題。但是同一個曆史事件，同一個曆史人物，為什麼經常有爭論，有不同的評價呢？這裏有階級的偏見。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各取所需。在我們的世界觀沒有完全轉變到無產階級方麵來以前，就很難說不帶個人的愛和惡。吳晗同誌也不例外。他對（海瑞罷官）的處理，在某些情節上有所取舍，甚至有較大的出入，我看也算不得什麼大問題，不是歪曲曆史。當然我們應該盡可能全麵地看問題，但是如果說我們還沒有完全掌握辯證法的時候就不能寫文章、發議論，也未免是求之過苛。
不論寫曆史事件、曆史人物也好，還是寫現代題材的作品也好，它既不能脫離生活，也不能把生活的現實生搬硬套搬上舞台。應該允許藝術加工。如果是這樣的話，姚文元同誌對吳晗同誌的批評就有一點“過火”。當然，《海瑞罷官》是香花是毒草，是消極的東西還是積極的東西，這還有待大家討論研究。怎樣寫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也應該很好地探討，但是像姚文元同誌所持的批評態度和某些分析還不能說服讀者，至於吳晗同誌怎樣答辯，那就更不曉得了。
開展學術討論不要扣大帽子，不要牽強附會。
姚文元同誌的文章說吳晗同誌的《海瑞罷官》裏的某些情節是“含沙射影”，攻擊人民公社化運動，而且用了許多大帽子借以壓人。其實學術討論和其他思想政治工作一樣，要以理服人。你說得對，讀者自然會有分析，被批評者也樂於接受。你批評得不對，也要允許人家發表自己的意見。動不動壓人家幾頂大帽子，就使得人家喘不過氣來，就更不易辨明是非。
至於說把曆史事件硬和今天的某些東西硬拉在一起相比，更是不對的。吳晗同誌是一位史學家。由於各種原因，在曆史研究方麵很可能有許多形而上學的觀點，還沒有能夠做到“為革命而研究曆史"，這也無足奇怪。思想改造是長期的，一個人的世界觀的轉變要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這是許多舊知識分子有同感的。但可以說吳晗同誌還是想要為社會主義做一些工作，盡管他有錯誤，有缺點，也要以理服人。否則一些老科學家都不敢於談自己的見解，不敢對曆史進行分析的研究，豈不是不利於文化藝術的繁榮，不利於各種意見的爭論嗎？
《海瑞罷官》並沒有宣揚階級調和——與姚文元、向陽生等同誌商榷
關於《海瑞罷官》的討論，很多同誌發表了意見。姚文元同誌和向陽生同誌的文章都否定了海瑞這個曆史人物，同時也否定了吳晗同誌在曆史研究方麵所抱的立場和觀點。向陽生同誌並且根據吳晗同誌的“道德繼承論”的觀點，一言肯定：“原來吳晗同誌對於他所描寫的曆史人物一一海瑞，不是采取批判的態度，而是通過劇中人物向廣大的觀眾和讀者極力宣揚吳晗同誌自己提出的一整套封建道德觀念”。姚文元同誌和向陽生同誌都肯定吳晗同誌所寫的《海瑞罷官》是同當前的政治形勢有關，是對社會主義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