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的古代，一般係指從文明開辟到秦漢時代，與西方將希臘、羅馬以前的曆史劃入古代，時間上若合符節。古代的世界，散布各地區的民族，往往互不相涉，其所創的文化，每為其自創，非由外來的文化激蕩而成。以中國與西方作比較，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九流十家之學，群出並作，是中國學術思想最發達的時代，而西方適逢希臘文化的鼎盛時期。漢與羅馬，是東西輝映的兩大帝國，在政治與法律方麵，都有卓越的成就。兩個相距遙遠的世界，差不多在同時各創出燦爛的文化，像是中國先秦的聖哲，與希臘哲學家在作智慧競賽，幾疑兩漢帝國與羅馬帝國互相對峙。實際上兩者各自獨立發展，風馬牛不相及。中西文化的發展如此，隨著燦爛的文化，發展出來的史學，其情況亦類似。被認為執世界史學牛耳的中西史學，其在古代，中國為先秦、兩漢的史學，西方為希臘、羅馬的史學，皆放出繽紛異彩，皆是古代世界的史學珍品，也無一不是獨立發展，自成體係。以至中西古代史學，並享盛譽於世界史學之林。
（二）
以中國先秦、兩漢的史學，與希臘、羅馬的史學，放在同一水平線上衡量，仍然是不公平的。
中國最早出現記事的曆史，大異於希臘先出現史詩，為中國古代史學的最大特色之一。《尚書》的記事，與殷代卜辭、周代彝銘的記事，有頗多相近之處。可見中國記事的曆史，早在商周時代，已現出形相。以至到左傳的記事，就翔實、生動而柔美了。《史記》、《漢書》的記事，“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樹立了千古記事的典範。反觀希臘、羅馬史學家所留下的曆史，無一能與《史記》、《漢書》相媲美。希臘、羅馬最傑出的幾位史學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浦魯達克、波力比阿斯、李維、塔西塔斯等人，幾乎皆與小說家、劇作家接近，而非記實的史學家。以至他們的作品，留傳到今天，在文學上的價值，已超過在史學上的價值。如此比較起來，中國先秦、兩漢的史學，遙遙領先希臘、羅馬的史學，是極為彰明較著的事實。
（三）
中國記事的曆史最早出現，與中國記事的製度極早形成有極密切的關係。中國自遠古時代起（最遲從夏代起），設立及時記載天下事的史官，天子之側，諸侯之旁，盟會之時，蕮私之際，皆有史官，及時記載。“君舉必書”，“史不絕書”，“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是中國史官記事的盛況。而且中國史官是一群有學養有風節的人，他們博學多識，而又神聖獨立，正直不屈，以至能奮筆直書，真曆史賴以保存。以重視曆史自詡的西方世界，則從未出現過史官，其及時記載下來的曆史文獻，遂遠不逮中國豐富。無數人及時直書當代發生的事件，數千年如一日，是惟一在中國曆史上有過的盛事。以至西方創造史學的希臘人，到公元前七世紀時，政治經驗已經十分豐富了，卻無用文字記錄其經驗的動機，他們所注重的曆史，還隻是史詩所提供的曆史。到公元前五世紀時，希臘還沒有豐富的文字記錄。於是希臘史學家以至於羅馬史學家，就不得不遵守“寧信口頭傳說而不取文字證據”的原則了。希羅多德主要根據口頭傳說（oral tradition）以寫成其大著《波斯戰史》（History of the Persian Wars），他利用旅遊搜集資料，埃及、巴比倫、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俄國南部、北非等地，都有他的足跡，凡所到處，從接觸的人物口中，探聽往事。修昔底德撰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進一步認為直接觀察和目擊者的口頭報道比文字證據更為可取，尤其重視親身經驗（direct experience），以至他寧願隻寫自己能夠經驗的當代史。
到了波力比阿斯，寫其大著《曆史》（The Histories），用兩種方法搜集資料，一是親眼去看，一是親耳去聽，聽又分為兩種，一是聽“活人”——訪目擊者，一是聽“死人”——閱讀文獻。三者中，親眼看者最上，訪問目擊者次之，而閱讀文獻最下。他嚴厲批評“圖書館裏麵的學者”，強調實地考察與親身經驗。其重視親身經驗與修昔底德前後如出一轍。希臘史學家沒有豐富的文字記錄作根據，隻好寧信口頭傳說，隻好隻寫自己能夠親身經驗的曆史。到了羅馬時代，雖然文獻資料已比希臘時代豐富，但是史學家仍然沿襲希臘傳統，主要采用口頭傳說以寫成其曆史。像塔西塔斯寫其《羅馬帝國史》（The Annals of Imperial Rome），時間是從公元十四年到公元九十六年，為作者能親見親聞的時代，其大量參用口頭傳說資料，可以理會。塔西塔斯殷殷詢問熟知往事的友人Pliny the Younger，明顯有希臘史學家之風。更後的馬瑟林納斯（Ammianus Marcellinus），喜歡細述其親身經曆，令人感覺希臘史學之傳統，曆數百年而未絕。希臘、羅馬史學家如此寫其曆史，反觀中國，則情況迥然不同。
孔子刪定的《尚書》，係典、謨、誥、誓、命一類之文的總彙，典是重要史事的記錄，謨是大臣的謀畫，誥是天子的文告，誓是誓眾的辭令，命是冊封的文章，都是中國古代官方性質的文獻。孔子所作的《春秋》，雖采用了不少“所見”、“所聞”、“所傳聞”的資料，而其資料的主要來源，則為魯國的國史《春秋》。左丘明的《左傳》，敘事翔實，所載大夫辭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說明所據成文的廣博。司馬遷的《史記》，所根據的文獻，無涯無涘。除了《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幾部馳名的書以外，舉凡後世所分類的經史子集之書，皆大量引及。班固的《漢書》，以詳贍著稱，不啻文獻的淵海，無異資料的寶庫。中國幾部著名的曆史大著如此，其他存留到今天的史書，如《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國語》、《戰國策》、《世本》、《竹書紀年》、《山海經》、《穆天子傳》等，皆有堅實的文獻根據。如此比較起來，中國古代史學家皆根據堅實而豐富的文獻資料以寫成其曆史，西方古代史學家則主要援用口頭傳說資料以完成其著述，二者涇渭分明，孰優孰劣，不待辨而可知。
（四）
西方古代史學家銳意創寫近代史與現代史。希羅多德的《波斯戰史》，是寫公元前五世紀前半期的曆史，為希羅多德目所及見，耳所能聞。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很標準的現代史，他曾說：“我發現不可能獲得遠古的真正具體知識，即使是我們前一代的曆史，因為時間上太遙遠了。”他甚至認為曆史事件以前與以後發生些什麼，都無意義。寫內陸挺進（March into the Interior）的錫諾芬（Xenophon），是一位將軍，親寫其戰爭經曆。傾十年以上的時間，寫成其巨著《曆史》（The Histories）的波力比阿斯，所寫者不過是從公元前二二○年到一六八年共五十三年的羅馬近代現代史。希臘史學家用理性與經驗代替了神話與史詩的權威，卻未能發展任何適當發現遙遠過去的方法，以至偏愛可以建築在目擊者所述的證據上的現代史，或所能傾聽到的極近的近代史。羅馬時代的大史學家塔西塔斯，所寫《羅馬帝國史》，係敘述公元十四年至九十六年間的羅馬史，仍為作者所能接及的時代。李維的《羅馬史》（The Early History of Rome），涉時七百年，應是西方古代超越近代史、現代史範圍的一部通史，但是李維卻披上一個“編纂者”（compiler）之名。西方古代史學家當他不是一位能看到或聽到往事的獨立探究者時，他勢將變成一位編纂者。薈萃豐富的舊文獻，寫成一部貫穿古今的信史，對西方古代史學家而言，是難以勝任的。
史學家集中目光於軍事史與政治史，而將經濟史與社會史幾乎完全摒除於撰述範圍之外，是西方古代史學的另一特征。研究希臘羅馬史極有成就的蒙彌葛廉諾（Arnaldo Momigliano）曾說：“古典史學家沒有籠罩我們所感興趣的曆史的所有領域。他們探究相當於我們所謂軍事史與政治史的有限領域，幾乎完全將經濟、社會與宗教現象摒除。”描寫戰爭實況的書，幾乎占了希臘史學著述總量的五分之四。《波斯戰史》、《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內陸挺進》以及羅馬史學家愷撒（Julius Caesar）的《高盧戰記》（Commentaries on the Gallic War），薩拉斯特（Sallust）的《裘哥他戰爭》（The Jugurthine War），都是以戰爭為名。不以戰爭為名的，也多寫戰爭。戰爭在希臘人心目中，是一自然事實，像生與死一樣，無法避免。希臘人興趣在追尋戰爭的原因，於是戰爭就變為希臘史學的重心了。希臘史學影響羅馬史學，於是羅馬史學也離不開戰爭了。在政治史的撰寫方麵，創寫政治史的修昔底德，隻寫政治史與軍事史，他認為世界上值得擁有的唯有政治史，最多易其名為政治軍事史（politicomilitary history），此一觀念，不僅影響希臘、羅馬，使一時為之風靡，也特別影響到十九世紀，以致“曆史是過去的政治，現在政治是將來的曆史”之說，悠然而出現了。羅馬最偉大的史學家塔西塔斯寫其《羅馬帝國史》，係以政治為題材，雖然他已知道搜羅社會資料及悟到經濟因素，但是基本上他是一位羅馬政治史學家（a historian of Roman politics）。沉醉於軍事史與政治史的撰述中，而不思開疆拓土，是西方古代史學家的一種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