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一九八七年的春天，我正式開始撰寫《中國史學史》，到二○○四年的六月，第三冊問世，前後曆時十七年。曠日持久，不堪回首。惟寫史年歲，難以精確計算。十年二十年一直寫一部書，心無旁騖，是極為不可思議的。撰寫前所做的醞釀工作，也甚為耗費時間。我在大學時代，即做了史學史上的糾謬工作。所寫《廿二史劄記考證》一文，費時將近兩年。接著撰寫趙翼、王鳴盛、錢大昕、全祖望、章學誠、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萬斯同、戴名世、錢謙益等史學家的史學，耗時在十年以上；負笈英倫，擴展史學視野到西方世界寫成《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一書，又數曆寒暑。如此算起來，應是增加了另外一個十七年。然而在一九九七年當我寫完此書的第二冊以後，興起而寫中國通史者三年，那麼撰寫十七年，又不是一個很精確的數字了。寫史年歲，確定非易。論定《史記》曆二十餘年寫成，《新唐書》曆十七年寫成，《資治通鑒》曆十九年寫成，隻是檄論，其中多少有其彈性。
一部中國史學史，所曆的時間悠久，所涉及的空間遼闊。梁啟超在民國初年所主張的寫一二十萬言的中國史學史，已無法將中國史學的博大，和盤托出。此書無意鋪張，而字數已近八十萬言。第一冊二十三萬言，自先秦寫至東漢，第二冊二十二萬言，自魏晉寫至唐末。第三冊三十三萬言，自宋初寫至清中葉。資料的搜集，第一冊與第二冊大致是相同的。凡先秦至唐末的載籍，盡量遍閱之，遇有與史學相同的資料，則劄記別紙。到寫第三冊時，情況便不同了。浩瀚的載籍，已無法遍閱，隻能以己意選擇閱讀。而且有關史學的資料，大半在專書與集部書之中，與唐以前多在正史之中者迥異。治史方法，變化多端，須靈活運用，自此可知其中的消息了。
以浩瀚廣闊的眼光，用比較史學（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的觀點，將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相比較，而置中國史學於世界史學之林，是我的奢望。但是所遭遇的困難重重。希臘、羅馬的史學，與中國先秦、兩漢的史學，大致可以互作比較，西方中世紀是史學的黑暗時期，文藝複興以後，迄於十八世紀末葉，西方史學仍處低靡狀態，中國則自魏晉迄於清乾嘉時代，史學蓬勃發展，趨於鼎盛，兩者相去霄壤，難作針鋒相對的比較；十九世紀以後，西方史學極盛，中國史學則趨式微，形勢逆轉如此，比較遂難施其功能。所以書中自魏晉以後所作的中西史學比較，皆衝破了時間的羈絆，僅從史學思想，理論與方法的異同比較。中西史學的比較，有待自整體大規模進行。僅自時間發展的過程中，互作比較，難以見其全貌。中西史學的原野，像是千古荊棘之林。縱橫馳騁於其中，惟待披荊斬棘的勇士。
（二）
此書出版後學術界的反應，是值得是縷述的。一九九六年當此書第一冊出版三年以後，任教於美國大學的黃培教授，在《清華學報》（新二十六卷第二期，一九九六年六月，台灣發行）寫了一篇書評，於稱美之外，提出最珍貴的意見。黃教授是老朋友，赴美講學數十年，於國史以外，精通西洋文化史。他說為文化在成長和發展中，每受不同程度的外來因素的激蕩，這是真知灼見之論，修正了拙著文化自創之說。論及春秋之“諱”，其卓見尤發我深省。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雖有其維持人類文明的深意，然站在曆史必須紀實的原則上，則值非議。曆史而不能如“明鏡之照物，妍媸必露”，似“虛空之傳響，清濁必闡”，其價值將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