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鄧小平同誌100周年誕辰。我曾經對小平同誌的“摸著石頭過河”說不太理解。水太深的地方，摸不著石頭怎麼辦？老是沒有理論指導，就這麼一味摸索下去嗎？最近，我忽然悟出來，小平同誌的摸著石頭過河說，其實不僅蘊含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意思，而且符合人類（文化）進化的規律。並沒有一個上帝在主宰著進化的方向。多樣性的（文化）生態係統中，不同個體的相互作用（競爭、合作、寄生、互惠共生等）決定著係統的未來狀態。大家都在摸索，調整自己，適應環境，同時也在改變著環境。失去了多樣性的世界，是注定要死滅的世界。“不爭論”的說法，黃貓黑貓的譬喻，特區的實踐，其實都是尊重多樣性、利用多樣性的具體表現。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多樣性思想的勝利。反過來說，隻承認或規定某種學說為真理，則是失敗的前奏。
美國在伊拉克的霸權行徑，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定於一尊”的可怕。有的智者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1997年，出生於巴基斯坦、現定居於澳大利亞的著名未來學家索哈爾·伊納亞圖拉就分析說，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主導意識形態當今的潛台詞是：我們是真理的化身，我們過去的兩千年是凱歌高奏的兩千年。與我們作對的蘇聯等那麼多共產黨國家不是都垮了嗎？“現在隻剩下伊斯蘭國家還那麼囂張，東亞人還那麼不服氣，大自然仍有待征服，其他都不在話下了（非洲自顧不暇，南美已被我們招安）。我們還有一千年的時間來實現我們的藍圖，但是更可能的是，再有一百年就差不多了。條條道路通向大熔爐。”2004年的時候再來回顧這段話，更覺其精辟。美國唯我獨尊（唯自己的意識形態獨尊）的行為，世人不齒。可是，我們對自己的唯我獨尊心態，往往不警惕。不警惕的最終結果，也會像美國一樣，弄得眾叛親離，敗壞自己的事業。
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作家韓少功，說過一段聽起來似乎有點偏激的話：“理想是詩歌，不是法律；可作修身的定向，不可作治世的藍圖；是十分個人化的選擇，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強求於眾強加於眾的社會體製”。凡是從“文化大革命”走過來的人，都會對韓少功的想法心有戚戚焉。不是說不提倡講理想，而是說，不能強迫別人接受我認為是正確的理想。隨著世事變遷，握有權力者的理想也會發生變化。可是，若過去我曾強力迫使別人接受自己認為是正確的理想，在我轉變觀念後，此時想糾正自己的錯誤也來不及了，悲劇早已釀成。當年，法國大革命的理想主義者認為化學家拉瓦錫（他是法國大革命所推翻的前政府的一名稅務官）是反動派，就把他送上了斷頭台。法國數學家和力學家拉格朗日痛心地說，“他們砍下他的頭顱隻要一瞬間，可是法蘭西再用一個世紀也未必能再產生這樣一個天才”。為了避免這樣的悲劇反複發生，就要提倡多樣性。提倡多樣性，就必然提倡容忍。提倡容忍，不等於反對批評，而是說，手段不要那麼過分激烈，不要小題大做。
最近，科技界圍繞“科普”、“公眾理解科學”、“科學傳播”等概念的內涵和倡導哪一種提法為好，發生了一些爭論。有些人士在爭論中，對持有不同觀點者的言辭攻擊甚為激烈，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悲。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當然，這些激烈的批評者也許覺得，他們與自己的批評對象不是同根生，而是誓不兩立的！）有些同誌希望大家警覺科學至上主義（或是類似說法）的危險，這本身並沒有錯。毛主席說，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對科學也應當一分為二。至於說，要考慮言論的社會效果，正如文學作品要考慮社會效果一樣，那我是完全同意的。我想再次引用索哈爾·伊納亞圖拉的一段話。他說，“我們正目擊現代性的終結。這就意味著，我們處在改變以下種種主義的過程中：父權製（我是男的，故我橫）；個人主義（我贏，故我在）；實利主義（我買，故我在）；二元論（我思，故我在）；科學教條主義（我實驗，故我比你懂；或者是：我不講價值觀念，故我對）；民族主義（我恨異族，故我在），等等。不過，這是一個長期過程，是消解資本主義過程的一部分”。這位先生也反對科學教條主義，是否也該給他加幾頂帽子？但是，他是旗幟鮮明地反資本主義的，那麼我是否要給批評他的人加幾頂帽子？顯然，這類做法是可笑的。
曾有朋友與我辯論說，韓國比朝鮮發展快，聯邦德國比民主德國發展快，可見資本主義好。我回答說：我不想斷言誰好誰賴，我隻想說，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不會發展到今天的地步。由於有了對立麵，有了競爭對手，它們就要注意改正自己的毛病，吸收對手身上的好東西。假定全世界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那一定是個比現在更壞的世界。朋友說，此言不差。大到國際政治，小到伺候莊稼，多樣性都強過單一性，讀者以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