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羅馬俱樂部發表《增長的極限》報告，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黯淡前景敲響了警鍾。1976年，出生於維也納的英國沃裏克大學經濟學教授赫什（Fred Hirsch,1931－1978）發表了題為《增長的社會極限》的專著。他認為，羅馬俱樂部談的是增長受到的自然資源局限，其實，增長還受到某種社會限製。例如，收藏品之所以值錢，就是因為數量少。君不見，金銀紀念幣的發行單位總是要告訴收藏愛好者，該紀念幣總共限量編號發行了多少套，並進行了公正毀版。同理，赫什教授指出，隨著學曆證書頒發總量的增長，學曆其實就貶值了。國內一些人時常感歎，目前的碩士研究生的平均水平還不如二十多年前的本科生。這並不說明人的素質今不如昔，而是我國研究生擴招後學曆貶值的必然結果。因此，從社會極限的角度來看，也不能將增長與進步或者發展畫等號。赫什的著作在學界引起強烈反響，Google Scholar的搜索表明，該書迄今已被引用800多次。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校長邁克爾·克羅2006年發表文章，提出了“知識的極限”的概念。他采用該詞組想表達的意思不是說，某些現象是永遠無法認識清楚的，而是說，人類獲取、整合和應用知識的集體能力受到6種局限，這就造成了知識的極限。
首先，個人局限。個體出於自利動機而行事，這是理性行為。這就產生了很多問題，舉例來說，由於可再生能源價格較高，其推廣應用必然困難重重，因為消費者不願多花錢。作為領導者，一定要認識到個人理性的局限，在製定公共政策和采取集體行動時計及這個因素，而不能過於理想化，過於天真。
其次，社會生物局限。人類在工具製造、語言、自我意識和抽象思維等方麵的特殊能力，使得我們這個物種特別適合從事競爭。人們也有相互合作的時候，那往往也是為更高層次上的競爭服務的。在最高層次上，人類這個物種在與其他幾十億種物種競爭，或是在支配那幾十億物種的命運。在這個層次上，人類似乎喪失了合作的理智，也缺乏有助於培育有效合作的結構。因此，人類需要有意識地尋找一些方式來超越自己在不善合作方麵體現出來的社會生物局限。
第三，社會經濟局限。西方國家一般想通過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來擺脫個人局限和社會生物極限，但仍舊有很多問題解決不了。蘇聯體係的國家則試圖通過控製個人的短期行為來推進整體的長期利益，又慘遭挫敗。因此，如何克服社會經濟局限的難題，迄今尚未破解。
第四，技術局限。為了擺脫生物學和經濟學方麵的行為局限，人們轉向技術解決方案。但技術並不是萬能的。曆史經驗表明，今後人類必將繼續開發出更高效的能源技術，但這些新技術帶來的能效增益將被伴隨經濟增長而來的擴大了的能源消耗量所完全抵消。筆者在《從加州電動汽車推廣受挫說起》一文中也發表了類似觀點。不斷出現的情況是，我們設計出的技術把我們從今天陷入的泥潭中拽了出來，但又帶來明天不得不應付的更多問題。
第五，知識局限。我們所知道的不一定是我們最需要知道的。比如，生產出7萬種合成化學品比較容易，弄清這些合成化學品的大規模應用會帶來什麼問題並找出應對之道則要難得多。
第六，哲學局限。目前，科學界和哲學界的多數學院派知識分子仍舊專注於一個相對說來較簡單的問題：認識自然。而更複雜、更帶挑戰性的任務是，懷著目的意識去認識自然。我們要搞清自己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與自然和諧共存還是榨取自然令其為今人服務？
應當說，克羅校長的認識是很深刻的。在全球走向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的當口，謹記知識的極限，會使我們走得更穩健，而不要落到因自鳴得意而忘乎所以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