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地，在流放期間，卡蒙斯寫出了大量不朽的詩篇。厭倦了聖塔倫地區封閉落後的生活後，卡蒙斯參加了反對穆爾斯的遠征隊伍，並因為自己的英勇而聞名於世。在海上作戰時，他勇敢地衝上敵方軍艦，後來一隻眼睛不幸被打瞎。在印度東部的果阿，他目睹了葡萄牙人的種種暴行，盛怒之下，他到總督府要求他們出麵製止這種行為，為了這事，他被驅逐到中國這樣遙遠的國度。
在一次航行中，船隊遭遇了狂風暴雨的襲擊，值得慶幸的是《魯西亞德》的手稿完好無損。他的一生充滿了不幸和迫害，在澳門他被監禁，後來雖然逃到裏斯本，但他已經一貧如洗了。沒過多長時間，他出版了《魯西亞德》一書，頓時名聲大噪，但在物質方麵卻無任何改善。假如不是他那忠心耿耿的老奴安東尼奧為他乞討，他肯定早就餓死街頭了。最後，他因為疾病和苦難，死在一所公共救濟院。人們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一段銘文：“躺在這裏的是路易斯·德·卡蒙斯，是他那個時代最優秀的詩人。他在世的時候，生活十分貧困，環境惡劣，直到他逝世時仍然悲慘、不幸。”
塔索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受到誹謗和迫害。他曾經在瘋人院呆了7年，之後成為意大利的流浪漢。臨終前，他寫道：“我不會埋怨命運的不公正，那些把我拖入乞丐墓穴的卑鄙小人不值一提。”當然，時間不會饒恕那些迫害者，他們總會得到應得的報應，而無辜的被迫害者終究能得到平反，恢複原來的聲譽。他們的角色會完全調換過來。懷念被迫害者的時候，人們會知道事情的真相，迫害者們就會名聲掃地，遺臭萬年。費拉拉監禁塔索的事到底被公諸於眾了，伍騰堡由於自私狹隘的心胸而迫害席勒的事被後人鄙視唾棄。
追求科學和真理，有時很可能會以葬送人們寶貴的生命為代價。這些殉道者雖然命運坎坷、曆經苦難，但他們開辟了一條通向智慧和光明的大道。最生動的例子就是布魯諾和伽利略。他們的觀點被愚昧的人們說成“歪理邪說”，兩人因此付出了生命。實際上，有為數不少的人都遭受了同樣的命運，他們的才能並沒能把他們從敵人的怨恨中拯救出來。
法國著名的天文學家貝利（他曾擔任巴黎市市長）和出色的化學家拉瓦錫，二人一起在法國第一次大革命中被送上斷頭台。國民議會判處拉瓦錫死刑以後，他曾要求寬限幾天，因為他在獄中的一個試驗還沒得到證實。然而，法庭卻沒有接受他這一請求，下令立即執行判決，甚至還有一個法官宣稱“共和國不需要學者”。斯特利博士是現代化學之父，他在英國的房子被付之一炬，敵人還砸了圖書館，就在“不要學者”的叫囂聲中，博士無奈地離開了祖國，最後客死他鄉。
具有非凡勇氣的人，常常把自己同他人孤立開來，以此來刺激自己完成工作的決心。有的人隻有在完全不受幹擾的環境中，精神才能高度集中，才能觸摸自己的靈魂。但是，能否在孤立狀態下取得成就，關鍵要看個人的性格，以及他所受的教育和磨煉。優秀高尚的人，其心靈會更加純潔無瑕；自私狂妄的人，則會愈加殘忍狹隘。孤立的狀態，既可以成為高貴品質的守護者，也可以折磨那些心胸狹隘的自私自利的人。
身陷囹圄的約翰·班揚隻有用不停思考的方法來宣泄自己的情緒，《天路曆程》就是這樣問世的。重新獲得自由以後，他卻再也沒有創作的靈感了。《天恩無處不在》和《聖戰》也是他在獄中所作。他被監禁在獄中長達12年之久，在這期間，他隻偶爾獲得與人會麵的權利。麥考萊說，他之所以能寫出最優秀的寓言作品，大概是那漫長鐵窗生活的功勞吧。事實上，任何一個政黨都總是試圖將所有反對他們的人送進牢房。班揚是查爾斯二世時入獄的，而在之前的查爾斯一世時代，監獄裏更是人滿為患，其中不乏許多傑出的人物，如約翰·艾略特勳爵、漢普登、普林等。埃利奧特在受到嚴格監控的情況下，以驚人的毅力寫出了著作《人類的君主政體》。在查爾斯一世時入獄的詩人喬治·威瑟爾，在被關在馬夏爾西監獄時完成了出色的《對國王的諷刺》。
在共和政體時期也收押了不少著名的囚犯。忠誠的威廉·達文蘭德勳爵被關在考斯城堡裏，在獄中他創作了精致優美的詩篇《龔迪伯特》。據說，是性格開朗的彌爾頓挽救了他的生命，後來，達文蘭德也救了彌爾頓的性命。
從這以後，雖然陸續地還有一些傑出的政治犯，但比以前已明顯減少了。最著名的要數笛福，他曾三度被戴上枷鎖示眾，但他依然寫出了《魯濱遜漂流記》《被頸手枷者的讚美》這樣優秀的作品。同時，他還倡導創辦了雜誌《觀察》，為雜誌這一行業開辟了道路，緊接其後的有《閑談》、《向導》和《探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