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以後，西方史學進入黃金時期（the golden age of historiography），史學處處展現嶄新的氣象。
以曆史所涉及的範圍而言：
十七世紀以後，西方擴展曆史範圍到包括社會、經濟、心理和文化。尤其是拿破侖戰爭（the Napoleonic Wars）以後，史學家不再隻寫王朝、戰爭、條約與宗教。出色的大史學家像蘭克（Leopoldvon Ranke）、麥考萊（Lord Macaulay）、米奇勒（Jules Michelet）、柏克曼（FrancisParkman）、孟蓀（The odorvon Mommsen）等，不再是記錄者（chroniclers）、編年者（genealo-gists）與說故事者（story-tellers），他們所寫成的新曆史，已觸及人類經驗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其呈現出來的，是和諧的書麵（a coherent picture），深具意義的整體（a meaningful whole），與中世紀以來的舊曆史比較起來，像脫胎換骨一般。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方史學，睥睨寰宇，不是偶然。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西方出現了更新的曆史，蘭克、麥考萊等史學家所寫的曆史，又都變成舊曆史了。曆史是科學還是藝術之爭，西方爭論了百年以上，到此大致已停止爭論，所爭者差不多已完全轉移到新曆史與舊曆史之爭了。舊曆史從上層寫，寫貴族及精英分子的事業與成就，新曆史從下層寫，寫被忽視的謙虛的大眾；舊曆史的論題，是王朝、行政、法令、外交、戰爭、革命，新曆史的重心，是階級與異教團體、社會問題與製度、城市與社團、工作與遊戲、家庭與性生活、生與死、兒童與老人、罪犯與瘋癲（crime and insanity）；以致舊曆史描述的往往是一個有名王朝的興起，一個真宗教的勝利，遠征的成功，強國的出現，新曆史寫及的是十六世紀西班牙的田舍翁，十七世紀法國的手工匠，帝王、將軍被鄉村與都市的大眾代替；精英史（elitist history）與大眾史（populist history）遂截然分途，形成對比。
以史學方法的競新鬥奇而言：
十七世紀西方的科學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對人類發生空前的影響。人類在宇宙方麵的知識與體質方麵的知識，煥然一新，宗教的權威，於是為之動搖。其影響及於史學，為神學的觀念，不再能完全支配史學家，十八世紀理性主義史學家，主要是反宗教史學思想的。十九世紀初促使西方史學推進至一嶄新階段的史學運動（historical movement），主要為使史學完全解脫了神學羈絆，而進到科學領域裏麵去。德國大史學家尼博兒（Barthold George Niebuhr）與蘭克為史學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們開創了一種語言文字的批評方法，從語言文字方麵著手，追尋史料形成的來源，批評史料可信的程度，這是極富科學精神的史學方法。以尼博兒而論，他深受科學的啟示，對於史料，不但不雜有宗教、種族與文學的偏見，並且常持有尋源、懷疑與批評的態度。第一，要問史料的來源如何？即史料本身是不是原手的史料（是否原作者的親筆著作）？第二，要問所用史料是否雜有後人的意見？曾否被人修改？第三，原手史料不存，方許用最早的副料（轉手的史料），但副料不能代替原料。第四，原料與副料價值的判斷，依時間、地域、親見或傳聞為主，不偏重文辭的是否優美與形式的是否完備。第五，要注意記載人記載事實的動機與態度。以此原則，尼博兒批評李維（Livy）的《羅馬史》，具體的指出，哪些與實際情實不符合，哪些全部的抄襲他書，哪些局部的抄襲他書，於是學者對於李維的書信心動搖，從此研究羅馬史的人，有興趣從古文書、古遺物中尋求實證，因而有孟蓀優美可信的羅馬史，羅馬史因尼博兒的方法論而重建了。以蘭克而論，一八二四年他出版的名著《一四九四年到一五三五年間羅馬民族與日耳曼民族的曆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and Germanischen Vlkervon 1494 bis 1535）後麵，附一長文，名為《近代曆史作者評議》（Zur Kritikneuer Ge-schichtschreiber），用批評的方法，研究人類的曆史，近代史學科學研究的新基礎，自此正式確立。蘭克將尼博兒的原則，進一步發揮，他認為最接近事件的目擊者為最佳證據提供人；當事人的信件較編年家所錄的逸聞為有價值；案牘、報告、古物與親見親聞的史料，要去搜羅；作者的個性，要去了解；作者從何處獲得其見聞，要去探究，“或抄自前人，或為將來尋覓教訓，或勇於攻訐，或出而辯護，或僅望記錄事實，皆須分別予以研究。”他的最有名與最有影響力的格言見於其上述著作的序言：“世人皆以為曆史的職務，在鑒既往，明當代，以測將來。本書並無此等奢望，所要說的，隻是往事曾經如何而已。”蘭克史學中的科學精神，從此充分表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