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概說
中國自魏晉迄於唐代（二二○—九○七年），將近八百年間，一直是史學極盛的時代。朝代變幻，天下喪亂，洶洶之勢，不可終日，而史學則綿延發展，無一日中斷。到積弱的宋代，史學的發展，更呈蓬勃現象，盛況超越前代。論者或認為宋代是中國史學最盛的時代，如果從史學的某些方麵來看，是可以如此下定論的。
史學的發展，靠很多條件。憂患的世紀，往往是史學的黃金時代；而在憂患之中，須有喘息的安定環境；政府開明，崇尚文治，社會富庶，書生奮勉，更是史學蓬勃的要素。稽之宋代，與此數者，無不相合。這是中外曆史上很少出現的情況，謹於下列各節詳言之：
第二節 宋代國勢的風雨飄搖與境內的安定富庶
宋自太祖代周（九六○年），定都開封，下傳八帝至欽宗，於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欽宗為金人俘虜北去。同年，高宗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縣），改元建炎。其後又徙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市）。高宗下傳九帝至帝昺，於祥興二年（一二七九年），帝昺蹈海而死，宋亡。後世史學家，將宋的曆史分為兩個時期：從太祖建隆元年（九六○年）到欽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稱北宋，凡一百六十七年；從高宗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到帝昺祥興二年（一二七九年），稱南宋，凡一百五十三年，共計三百二十年。
宋代雖然大致統一中國本部，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之局（五代係指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曆時五十四年，其時又有吳、南唐、前蜀、後蜀、吳越、楚、閩、南漢、荊南、北漢等十國，割據稱雄），卻從來沒有強盛過。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外族，始終為宋的大患。宋的國勢，始終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與外患相始終。
宋代國勢微弱，然宋人智慧洋溢，在強敵環伺之下，利用外交手段，爭取到安定和平；“澶淵之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換取了宋遼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和平相處；宋室南渡，風聲鶴唳，亦靠和議，危而複安。大抵宋代三百二十年中，境內安定的時期，在兩百五十年以上。以南宋一百五十餘年而言，境內從來沒有大規模的叛亂，小的叛亂，皆人數不多，曆時短暫，與漢、唐、明末年所出現的大叛亂，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宋代境內安定如此，其富庶繁榮，遂為史冊所豔稱。北宋不論，偏安江左的南宋，首都臨安，人口已接近百萬戶，“世界諸城，無能與比”。長江上遊的軍事重鎮鄂州，人口到達十萬戶，商舶雲集於此。富商巨賈鱗集的成都，往來中國、南海、阿拉伯的中外商船聚集的泉州、廣州，人口也都到達十萬戶。此外數千戶到數萬戶的城市，比比而是。城市之中，“郛郭填溢，樓閣相望，飛杠如虹，節比棊布”；“歌鍾列妓，長街燈火。飲者爭席，定場設賈”。鄉村之中，熙熙攘攘，到處有人表演說話、清唱、戲劇、音樂、舞蹈、雜藝，其富庶繁榮，曆曆如繪。所以以“積弱”著稱的宋代，以其安定與富庶繁榮而論，已非積弱二字所能形容了。
宋代國勢風雨飄搖，境內安定富庶，憂患重重，而又若值太平盛世，史學家在此環境下，心靈受刺激，又能以從容的歲月，咀文獻的英華，史學之盛，遂為必然的發展了。
第三節 宋代的文治與文人的天才發揮
“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製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於漢唐，蓋無讓焉。”
“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嚐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休；朝未嚐無小人，而不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
宋代武功不競，而從宋太祖以後，三百餘年中，文治則甚盛。君主的惻隱之心，忠厚之政，一掃五代以來的殘酷，而使“天下之民鹹樂其生”。所以宋代武功雖不能企及於漢唐，而文治則已到達漢唐的水準，甚或已超過了。
宋代的文治，尤其表現在重用文人上麵。宋代的國策，是重用文人，宋也是一個不殺士大夫的政權。“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毆刀之辟。”所以宋代的文人，極為自由，能有充分發揮天才的空間，無拘無束，理學、史學、文學、藝術、科學，於是就蓬勃發展，競放異彩了。其中史學尤占盡優勢。因為史學是自由下的產物，宋代君主仁慈，放任史學家，史學家可以任意寫史，無所顧忌，西方開明的十九世紀，不過如此，以致宋代的史學，與西方引以為榮的十九世紀史學，成就若相輝映。中西史學的比較，自此可見其大脈絡，大關鍵。
第四節 宋代史學蓬勃發展的盛況
（一）記注之法完善
宋代史官記注之法，繼唐之後，益趨完善。《宋史·職官誌》敘述起居郎及起居舍人的職務雲：
“起居郎一人，掌記天子言動，禦殿則侍立，行事則從，大朝會則與起居舍人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凡朝廷命令赦宥，禮樂法度損益因革，賞罰勸懲，群臣進退，文武臣除授及祭祀宴享臨幸引見之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戶口增減，州縣廢置，皆書以授著作官。”
“起居舍人一人，掌同門下省起居郎。”
宋於門下省設立的起居郎及於中書省設立的起居舍人，都是宋代及時記載天下事的史官，所記之事，上自天子言行，下至四方之事，皆書以授著作之官。宋代著作之官，為國史院、實錄院中的修撰、編修、檢討、修國史、同修國史，他們根據起居郎、起居舍人所記載的極為原始的史料，以及時政記、日曆等相關史料，修撰實錄及國史；宋自太祖至理宗十四朝，皆修有實錄，高宗及孝宗朝的實錄，多至五百卷，《宋史·藝文誌》著錄宋代所修實錄三千三百餘卷（惜已亡佚，僅存太祖實錄二十卷）；宋代所修國史，見於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有《三朝國史》一百五十卷、《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四朝國史》三百五十卷（太祖、太宗、真宗稱三朝，仁宗、英宗稱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稱四朝），這是北宋各朝的國史，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亦皆修國史。宋人汪藻所謂“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這是論唐以後的修史情況，尤其盡現宋代修史的真相。宋代將史官直接記錄的起居注（所謂柱下見聞之實），宰相親自撰寫的時政記（所謂榻前議論之辭），類而次之，修成日曆，日曆修成後，再由日曆修成實錄，最後由實錄修成國史，循序漸進，由疏而密，史學上的記注之法，至是已臻於完善。（宋人所修的日曆、實錄、國史，自後人視之，皆記注之業。）
唐代修史，未有修日曆一項，宋代增加之，最見宋代史學超過唐代史學處。日曆之名，始見於唐代，而修日曆的製度，未曾建立。至宋代，始設日曆所一專門機構，置專官根據起居注、時政記等資料，“會眾修撰，為一代之大典”。明人徐一夔曾雲：
“近世論史者，莫過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撰日曆。日曆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猶有春秋遺意。至於起居注之說，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逾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諸司必關白。如詔誥則三省必書，兵機邊務則樞司必報，百官之進退，刑賞之予奪，台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啟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無不隨日以錄。猶患其出於吏牘，或有訛失。故歐陽修奏請宰相監修者，於歲終檢點修撰官日所錄事，有失職者罰之。如此，則日曆不至訛失，他時會要之修取於此，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誌、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
自此可見日曆為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的編年體，與起居注、時政記相同。其所根據的資料，極為豐富，除了起居注、時政記以外，似有不少機構的報告資料。宋人黃中曾雲：“史院之編修，以日曆為根柢，日曆之紀次以時政記、起居注與諸司之關報為依據。”此與徐一夔所雲“日曆之修，諸司必關白”相同（關報與關白俱為報告之意）。可知日曆是一囊括一代史事的資料長編，在其基礎上，會要、實錄、國史借以修撰。宋亡以後，元、明、清三代皆未再修日曆。
宋代所修日曆，據《宋史·藝文誌》的著錄，有《高宗日曆》一千卷、《光宗日曆》三百卷、《寧宗日曆》五百一十卷、《理宗日曆》二百九十二冊，又日曆一百八十冊，可稱洋洋大觀。
宋代於修日曆、實錄、國史以外，又修會要。會要是檔案資料的彙編，屬於政書體史書的一種。始修於唐代。唐德宗時蘇冕以《唐六典》及《大唐開元禮》為藍本，編輯自唐高祖至德宗九朝的典章製度沿革，成《唐會要》四十卷。唐宣宗時，又下令續修，成續會要四十卷。北宋初，王溥整理兩者，輯成《新編唐會要》（後世簡稱為《唐會要》）一百卷，分列五百一十四目，縷述唐代各種製度的沿革損益，多為新舊唐書所未載。後來王溥又采五代諸朝典章製度，編成《五代會要》三十卷，分為二百八十目。王溥曾仕於五代，聞見真切，以致五代會要的史料價值甚高，可補《新五代史》、《舊五代史》之缺。
宋朝廷極重視會要的修撰，於秘書省設會要所，專門修撰，所據資料，日曆與實錄以外，中央六部所屬，以及地方諸路監司所有檔案，都在網羅之列，因此內容極為豐富、珍貴。其修撰起於宋仁宗天聖八年（一○三○年），迄於寧宗時代，凡修十次以上，總計修成二千二百餘卷，包括《慶曆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元豐增修國朝會要》三百卷、《政和重修國朝會要》一百一十一卷，《乾道續四朝會要》三百卷、《乾道中興會要》二百卷、《淳熙會要》三百六十八卷、《嘉泰孝宗會要》二百卷、《嘉泰會要》三百二十五卷、《慶元光宗會要》一百卷、《寧宗會要》一百五十卷。記注一代之史，使其留傳、保存，宋代在這方麵的貢獻，實居於世界人類曆史上“無與倫比”（unique）的地位。
（二）史料自由開放、大量印刷與私人修史事業鼎盛
宋代官修的實錄及國史，準許人民傳抄，這是史料的自由開放，為近代所不及。同時由於印刷術的進步，相關史料，大量印刷，普遍流傳，以致形成私人修史事業的鼎盛。宋代史學的蓬勃發展，從這方麵充分表現出來。
中國書籍，自古以來，由竹木而帛楮，由傳寫而石刻，代有進步。降及唐代，著作益富，卷軸益多，於是雕板印書之法發明。惟雕板的大量應用，是在唐末及五代之世。近代斯坦因在敦煌發現唐刻金剛經一本，為唐懿宗鹹通九年（八六八年）之物，不但刻工精細，書末也有印送者的姓名及印書的年代。五代時期，雕板印刷更為盛行，逐漸取代了傳統的手工抄書。後唐長興三年（九三二年）馮道倡議於國子監內雕板印刷九經，成書一百三十冊，後蜀也用木板雕印九經、文選與初學記等。到了宋代，雕板印書趨於極盛。北宋仁宗慶曆年間（一○四一—一○四八年），布衣畢昇發明了活字板印刷，掀開印刷術的新頁（全世界最早的發明）。此時自群經、佛經以至文史載籍，皆被大量刻印。北宋的都城開封，南宋的都城臨安，以及福建的建州，四川的眉州，變成雕板印刷的中心，所印之書，極為精美，私人爭相珍藏，宋敏求藏書三萬卷，王仲至藏書四萬三千卷；南宋時，私人藏書逾萬卷者比比皆是，陳振孫藏書五萬一千卷，葉夢得藏書十萬卷（漢代國家藏書僅一萬三千餘卷，唐開元年間，長安及洛陽兩京，藏書僅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卷），史學家袁樞的家鄉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甌），人文薈萃，“家有詩書，戶藏法律”。其時刻出之書，普遍藏於民間，史學家得此有利條件，於是奮私人之力修史，盛況超越前代。其最著稱者，如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鄭樵的《通誌》、熊克的《中興小紀》、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王偁的《東都事略》，不可縷述。今除另立專章介紹《新五代史》、《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及《通誌》以外，謹簡言各書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