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除了這些因素，印度本身也已經發生改變了。現在的印度有一種新的自信，印度人不再需要他們跑到國外的親戚了。這個國家現在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不太像殖民地了，有了自己的邏輯和自己引以為傲的東西。現在變成我來適應它了，我宣布自己是印度人，但是印度人不再爭先恐後地說我是印度人了。我漸漸意識到兒時那些為期兩周的冬季探親旅行已經屬於一個逝去的年代，那時候印度人與世界隔絕而且環境很不穩定，那時候的生活都是以家庭為背景展開的，在那種情況下，愛是想當然的事。
“那些20世紀60年代移民美國的懷疑者們再也不知道自己的心在哪兒，或者家在哪兒。”走紅的報紙專欄作家紹哈德（ShobhaaDe）在她最近出版的《超級巨星印度》（SuperstarIndia）一書中說，“我們是美國人。他們過去常這麼吹噓，驕傲地向我們這些物資匱乏、貧困的印度人講述美國的輝煌。他們拿著工作許可證和綠卡來到印度，進行一年一度的親近祖國之旅，牢騷和抱怨常掛在嘴邊……由於自己缺乏勇氣和膽量去那片富饒的土地上開拓新生，我們這些人感覺自己低了好幾頭。”現在，她特別指出，離開的人們的下一代正回到印度，因為西方國家的“盛宴已經結束”。“但十分遺憾，”她說，“印度的機會不屬於遲來的人。”
我兒時對印度最清楚的印象，是我父母如果留在印度就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當然，這樣的觀念是利己的，因為這為我們移民提供了借口。但是以我父親為例，他曾經是一名管理顧問，後來顯示出大師級作家的才能，還是一名善於把握學生心理的老師，我知道如果他一直待在印度，他做夢都不會想到自己日後會做這種職業。在印度，父親是工程師，兒子也成了工程師。他們根本就不會質疑。同樣，我母親在美國發現了一種新的自由，生活是由自己塑造而不是由別人來安排的。她在印度幾乎不知道怎麼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自由地生活和安排時間。年長的親戚們會評價她的膚色。她會因為吃錯了東西挨批評，因為民間傳統相信飲食習慣會引起某種疾病。在美國，沒有人評判她或對她進行監督，我父親會很快吃掉她做的飯，根本不會注意她吃的是不是也和自己的一樣，而我母親發現自己陶醉於各種新鮮食物的味道中。
我父母是在法語培訓班認識的，班上學生隻有他們兩個。父親根本沒學過法語但需要在工作中使用，為的是向非洲的法語國家出售卡車和巴士；母親大學主修法語，上培訓班隻是為了提高口語能力。父親雖然什麼都不懂但卻常常舉手，所以成了老師的寵兒，而母親雖然什麼都知道，卻總是靜靜地坐著，看著這個熱情上進的工程師。她最大的表示也隻是讓家裏的司機每天把汽車停在父親等車的公交車站，讓他搭車。父親可不像她那麼克製。他一次次地邀她出來，雖然每次都遭到拒絕。有一天他把自己從商學院拿的金牌帶到課堂上，神秘地從衣兜裏拿出來給她看。她報以微笑，對他刮目相看，但也僅此而已。
母親的羞怯是有理由的。她來自印度最北邊的旁遮普，他則來自最南端的泰米爾。她從一開始就告訴自己，他們之間根本不可能。即使她心中十分渴望，但她知道最後將無果而終。他們來自不同的世界，她不想讓這個好男人為自己空耗光陰。
外祖父母是印度分裂的難民。1947年英國撤離時將印度次大陸分成兩塊，印度西北部那一片一夜之間成了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外祖父母都出身於拉合爾（Lahore，在今巴基斯坦境內）有教養的富裕家庭，他們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財產和地位。在新獨立的印度，他們的家和許多旁遮普家庭一樣，另起爐灶，適應社會，舉步維艱地重新過上富裕的生活、擁有令人尊敬的地位，雖然在新劃的邊境線那一端，他們的家族早就享受過這種日子。到1955年我母親出生時，他們幾乎已經感受不到劃境的創痛了。
外祖父母住在孟買南部，這個狹長的海島城市的尖端，外祖父就職於全球聯合利華的印度分部——印度利華公司。他們並不覺得日子過得富裕，那個年代很少有人會有富裕的感覺：偶爾，外祖母精打細算的生活費會提前用完，她不得不向女兒借之前給她的零花錢。但是他們的生活環境是國際化的、開放的。外祖父母在由公司付費的商務旅行中出國旅行，在倫敦的特拉法爾加廣場就餐，在法國巴黎看公共遊泳池，還在阿姆斯特丹看過脫衣舞表演。外祖父會坐在陽台上的白色藤椅上，一份接一份地翻閱報紙，等到了中午他可以老到精準地剖析任何國家的政治局勢，勝過這些國家的很多公民。他身著剪裁十分合體的西裝，言談中經常冒出“哦，你知道我1957年以前在倫敦時”一類的話。外祖父母的房子位於孟買最好的公寓大樓裏，其中一所屬於一個著名的海濱物業，叫巴克塔瓦。他們在這些房子裏款待外祖父的同事們，他們也人情練達、眼界開闊，大家喝著威士忌，聽著邁爾斯·戴維斯絲絨般柔滑的小號聲沿著牆壁流淌。
母親性格獨立自強。她在同齡人中是有魅力的領袖，出演話劇、組織活動、為慈善募款。她經常袒護自己的弟弟，姐弟倆都鍾情於爵士樂和搖滾。她看伊妮德·布萊頓、簡·奧斯汀和毛姆的書，聽全印度廣播電台（AllIndiaRadio）定期播放的西方音樂，也聽印度電影歌曲。
但是他們環境的西化和現代可能隻是一種假象。盡管有邁爾斯·戴維斯，但母親依然受製於和父輩同樣的文化——榮譽，這是在拉合爾長大的外祖母從小就被灌輸的文化，雖然對每一代婦女都稍微放寬，但並未徹底消除。回想一下母親後來說到的印度往事，我們明顯能感覺到令人窒息的不必要的壓抑。十幾歲甚至二十多歲時，大人很少準許她去參加派對。有一回，大人讓她和表姐妹去一個迪斯科舞廳，但是有一個條件，必須帶上身材高大、身著白色紗麗的守寡的祖母。（由於極度缺乏娛樂活動，她們隻得答應了這個條件。）母親年紀再大一些時，外祖父母不準她出外和男性朋友吃飯。外祖母擔心“社會”會說閑話。
母親二十多歲時成了一名法語翻譯，除了秘書外，她的辦公室裏就她一個女員工。當她在辦公桌之間穿行時，她的短發和杏仁眼吸引來許多饑渴的目光。有些人在工作中表示對她有意思，但是她根本不予考慮，因為她暗自認為父母會為自己安排終身大事，因此她很可能嫁給某個出身不錯的旁遮普男孩，他家也在孟買，他的父母七拐八拐地知道她的父母，他們不會幹出什麼聳人聽聞的事情。嫁給另外的人甚至移民到美國去的想法，在那時的她看來似乎是遙不可及的。隻有像我父親這樣有說服力的人才能讓她改變心意。
我父親就住在附近，卻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他來自泰米爾婆羅門家庭，這個種姓以虔誠得近乎虛偽和純潔得幾乎沒有任何娛樂活動而著稱。他們家裏幾乎見不到威士忌，更不要說邁爾斯·戴維斯了。我的祖父是印度中央鐵路局（CentralIndianRailways）一位優秀嚴謹的工程師，後來升職成了最高的官員之一。他是典型的印度家長：堅定維護自己的家庭，感情冷淡，沉默寡言，超凡脫俗，就像首席法官一樣製定了家庭價值觀並監督家庭成員服從。我的祖母性格開朗，溫柔順從，對祖父的脾氣永遠能逆來順受，她溫柔而寬容地養育了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這種教育風格在印度極其罕見。
父親排行第三，童年很多時間在寄宿學校度過，因為祖父母經常因為鐵路工程而搬家，在那些學校裏，他養成了自力更生的鋼鐵精神，這種性格在印度也是很少見的。在家時，他想出去玩就出去玩。他打乒乓球和羽毛球，後來又未經祖父母審查就和某些人來往。祖父母準許他為自己辯護，讓兄弟姐妹幫他寫作業，去參加課外活動。我從母親和別人的故事中了解到這樣的童年在印度是很少見的，因為管教子女的常見方式是父母向子女曆數自己為他們做出的犧牲，讓子女有一種負疚感從而聽父母的話。等父親去美國後再回印度探親時，一遇到人們沒完沒了地插手別人的事情就忍無可忍，他在美國顯示出的耐心早拋到了九霄雲外。那種現象在印度非常普遍，對他而言卻如此陌生。
父親童年的故事影響了我對美國最初的認識，他日後正是在美國做出了自己的一番事業。我相信，他之所以投奔美國並在那裏一帆風順，是因為他孩提時代就知道追求自由和自己決定命運。我逐漸認為這些是美國獨有的特性，而且我開始認為父親天生就是個美國人，隻不過出生時離開後來又回來，他在心理上自然而然就屬於這片土地。
父親之所以能去美國，是通過教育。按照印度的傳統，教育是上一代人對後代的責任，其他則掌握在後代自己手中。這種觀念也傳給了在美國的我和妹妹。放學後的體育活動、看電視和打電話，是屬於這片富饒土地上的美國人的。對於我家來說，學習才是一切；完成作業是首要任務；書籍作為神聖之物，不能扔到地上。但是父親是付出很大代價學到這個教訓的。剛剛上學時，他幾乎門門功課都表現不佳。他把成績單帶回家讓家長簽字，祖父大發雷霆，將成績單撕得粉碎，說出的那一連串話父親至今還記憶猶新：“我沒什麼錢留給你，我能給你的隻有上學受教育。”我父親立刻明白了問責製的概念：沒人會告訴他怎麼安排時間，但如果他到期末成績一團糟，他得承擔後果。
這個事件成了一條不歸路的起點。從那天開始，父親像苦行僧一樣刻苦學習，通過了印度高等教育係統的層層篩選。他經過一年時間的培訓，考上了印度理工學院（IndianInstitutesofTechnology），這是印度最難考的工程學院，他成功了。他還上了最好的商學院並在全班名列前茅。他掙紮，鬥爭，並取得了成功。但是等到了二十五六歲時，他所有的動力和精力、刻苦學習得來的成果在一個停滯不前的國家碰了壁，這個國家不能充分發揮人們的才能和潛力。
那是在20世紀70年代，他在孟買的塔塔（Tata）集團出口部任職。這是一個非常時期，社會和政治局勢動蕩不安，大規模的民間動蕩推動總理英迪拉·甘地暫停憲法，自己掌控國家事務。社會氣氛十分緊張；大規模的清洗運動正在進行，反對黨領導人被關進監獄，抗議遭到鎮壓。但促使父親離開的不是政治因素，而是因為在一個混年頭兒、講資曆的公司（那時候大部分印度公司都是如此）看不到未來。資曆統治著一切，而不是才能。看到自己的上司早在20年前就在排隊等待，他不想一輩子變成他們那個樣子。想到有些早晨自己冒著大雨去上班，而高管們卻坐著公司的汽車疾馳駛過街上的一片汪洋，還將渾身濕透的新員工甩在後麵，他的決心更堅定了。
他幾乎是不經意間開始考慮美國的，因為沒有人教過他要深思熟慮。他聽說有人橫渡大洋，有些朋友正申請去哈佛商學院讀書。為什麼我不去呢？在塔塔告別晚會上的照片中，他還是個年輕人，與後來經驗豐富、老練世故的我父親幾乎判若兩人。照片上的他笑吟吟的，身形消瘦，精神飽滿，有一頭卷曲的黑發。公司送他一件皮夾克作為臨別贈禮，在我年輕的心看來，他即將開始自己真正的生活：在一個年輕大陸上的新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