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方、姚桐城文派風靡全國之際，有別樹一幟，與之對抗者，為儀征文派，則阮元、阮福父子創其首，劉師培繼其跡焉。之數子者，唯駢體是崇，唯美文是尚，以為唯有駢體美文始得謂之“文”，散體古文則隻能謂之“筆”，謂之“言”，謂之“語”，不得謂之“文”也。此說一出，天下震動，影響中國文壇，曆百餘年之久，於是有“儀征文派”一名詞之誕生，以三子皆江蘇儀征人也。
桐城諸子之理論，認為唐宋八家之文雖屬正宗，而所載之道猶嫌不足，程朱之義理雖精，而文章則未臻上乘，於是“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遂成桐城文學理論之口號，其揭櫫之文統，最高之偶像為六經《語》、《孟》，其次為《左傳》、《史記》，其次為唐宋八家，而師法之資，實近取明代之歸有光。並堅決主張凡：
一、宋明語錄中語
二、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
三、漢賦中板重字法
四、詩歌中雋語
五、南北史佻巧語
皆不可入古文，排斥駢文，不遺餘力。其巨子姚鼐為反抗當時考證學派之勢力，從事寫作謹嚴雅正之散文，以糾正枝蔓瑣碎之風氣，並發揮“義理考證文章缺一不可”之理論，以彌補考證學家之缺點。複編選《古文辭類纂》一書，以為學習古文之範本。姚氏晚年主講南京之鍾山書院，成為一代文宗，名弟子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等傳播其主張。唯桐城文家所得之義理既淺，考證不豐，僅齗齗於文章義法，輾轉相傳，難免流於庸廓膚淺。至嘉慶年間，阮元因起而力爭，以為：
古人於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於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範，體製和正，氣息淵雅，不為激音，不為客氣。若雲後代之文有能盛於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為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嚐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一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
（《與友人論古文書》）
是以古文之名為不正，作者亦不及古人也。又曰：
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於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為其以立意紀事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為古文者，以彼所棄，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
是以昌黎但矯《文選》之弊，未曾根本否認駢文之地位與價值，而反詆古文不得為文也。阮氏執此說最堅，故書《梁昭明文選序後》、《文言說》、《文韻說》、《四六叢話後敘》，皆反複闡明其意。其子阮福更綜取六朝唐人之文筆詩筆之辨，見筆與詩文，絕非同物，見宋明以來，學者以筆為文，絕非確解。跡其立論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散體不得名文而已矣，其說具見《學海堂文筆策問》。至晚清民國之交，劉師培複張其軍，撰《廣文言說》、《文筆詩筆詞筆考》載於《國粹學報》中，又本此旨撰《中古文學史》講授於北京大學，其補充阮氏之說有雲：
偶語韻詞謂之文，凡非偶語韻詞，概謂之筆。蓋文以韻詞為主，無韻而偶，亦得稱文。《金樓》所詮，至為昭晰。
尤嚴拒散體於文學之外矣。由是宗六代者睥睨唐宋，學唐宋者亦擯斥六代，各挾偏見，以相求勝。自今日觀之，兩者皆過去文學之一體，不足以盡文體之大全。王闓運乃言：
古今文體，分單複二派，蓋自六經已來，秦漢之後，形格日變，要莫能再創他體也。以詭異者，莫如陳、隋，駢四儷六，古文所無，蓋由宮體而變。晉、宋諸賦，雖有偶句，非其趣也。文、孔演《易》，全用複體，《商書》多單，《周書》多序複於單，尤為雋永……複者文之正宗，單者文之別調。以徐、庾為駢體則非。
（《王誌》）
言單複用各有當，信足解兩家之紛，而使之各尊所聞，各行其是也。
興化李詳論清代駢文，最推重阮氏，稱其“簡淡高古”（《答陳含光書》），“遂使東京一派，墜緒複振”（《答孫益庵書》），於“《文言說》尤所心醉，至今已成為痼疾矣。”（《答錢子泉書》）元字伯元，號芸台，累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兼管刑部兵部事務，撰有《經籍纂詁》、《皇清經解》、《揅經室集》等書，名位著述，最足弁冕群倫，領袖一世，而以經學大師工為駢體，抵轢唐宋，上軋魏晉，秀掩諸家，潤逼群才，尤所少見。今觀集中所載，金碧輝煌，美不勝收，若《葉氏廬墓詩文序》之瑰辭博練，奧義環深；《蘭亭秋禊詩序》之詞華煊爛，筆力靖凝；《重修鄭公祠碑》之和平逶迤，情韻俱遠，《重修會稽大禹陵碑》之博大昌明，渾凝流轉，皆擲地有聲之作也。至《四六叢話後敘》一篇，洋洋千餘言，於駢文體格之變遷，文運升降之大概，頗能作重點式的敘述，無異一部簡明的駢文史，今全錄之，以為本書之殿，而阮文之寶光古色，亦可於此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