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 史家的四長(1 / 3)

劉子元說史家應有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章實齋添上一個史德,並為四長。實齋此種補充,甚是。要想做一個史家必須具備此四種資格。子元雖標出三種長處,但未加以解釋。如何才配稱史才、史學、史識,他不曾講到。實齋所著《文史通義》,雖有《史德》一篇,講到史家心術的重要,但亦說得不圓滿。今天所講,就是用劉、章二人所說的話,予以新意義,加以新解釋。

子元、實齋二人所講,專為作史的人說法。史學家要想作一部好史,應具備上述三長或四長。同學諸君方在讀書時代,隻是預備學問,說不上著作之林。但我們學曆史,其目的就在想將來有所貢獻。此刻雖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當著作家的誌向。並且,著作家的標準亦很難說,即如太史公用畢生精力作了一部《史記》,後人不滿意的地方尚多,其餘諸書更不用說了。此刻我們雖不敢自稱著作家,但是著作家的訓練工作則不可少。所以史家四長之說,就不得不細細用一番功夫去研究,看要如何才能夠達到這種目的。

至於這幾種長處的排列法,各人主張不同。子元以才為先,學次之,識又次之。實齋又添德於才學識之後。今將次第稍為變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學,又次史識,最後才說到史才。

甲史德

現在講史德。諸君有功夫,可參看《文史通義》的《史德篇》。實齋以為作史的人,心術應該端正。譬如《魏書》,大眾認為穢史,就是因魏收心術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劉歆批評他“是非不謬於聖人”,就是心術端正的原故。簡單說起來,實齋所謂史德,乃是對於過去毫不偏私,善惡褒貶,務求公正。

曆代史家對於心術端正一層,大都異常重視。這一點,吾人認為有相當的必要,但尚不足以盡史德的含義。我以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於忠實。如何才算忠實?即“對於所敘述的史跡,純采客觀的態度,不絲毫參以自己意見”便是。例如畫一個人,要絕對像那個人。假使把灶下婢畫成美人,畫雖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麵目。又如做一個地方遊記,記的要確是那個地方。假使寫顏子的陋巷,說他陳設美麗,景致清雅,便成了建築師的計劃,不是實地的事物了。

忠實一語,說起來似易,做起來實難。因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觀;這種主觀,蟠踞意識中甚深,不知不覺便發動起來。雖打主意力求忠實,但是心之所趨,筆之所動,很容易把信仰喪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養成。最常犯的毛病有下列數種,應當時時注意,極力鏟除。

(一)誇大一個人做一部著作——無論所作的是傳記、是記事本末、是方誌或是國史——總有他自己的特別關係。即如替一個人作特別傳記,必定對於這個人很信仰,時常想要如何才做得很好。中國人稱說孔子,總想像他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所以《孔子家語》及其他緯書竟把孔子說成一個神話中的人物了。例如說孔子與顏子在泰山頂上同看吳國城門中的一個人,顏子看得模糊,孔子看得極其清楚。諸如此類,其意思縱使本來不壞,但是絕非事實,隻能作為一種神話看待。無論說好說壞,都是容易過分,正如子貢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如地方誌,自己是那一省人,因為要發揮愛鄉心,往往把那一省說得很好。不過,過分的誇大,結果常引出些無聊的讚美,實際上毫無價值。再如講中國史,聽見外國人鄙視中國,心裏就老大不願意,總想設法把中國的優點表彰出來,一個比一個說得更好,結果隻養成全國民的不忠實之誇大性。誇大心,人人都有;說好說壞,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難免。自問沒有,最好;萬一有了,應當設法去掉它。

(二)附會自己有一種思想,或引古人以為重,或引過去事實以為重,皆是附會。這種方法,很帶宣傳意味,全不是事實性質。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個榜樣,便附會出完廩、浚井等等事實來。想提倡夫婦情愛,便附會出杞梁哭夫的事實,一哭會把城牆哭崩了。愈到近代,附會愈多。關於政治方麵,如提倡共和政體,就附會到堯、舜禪讓,說他們的“詢於四嶽”,就是天下為公,因說我們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關於社會方麵,如提倡共產製度,就附會周初井田,是以八家為井,井九百畝,每家百畝,公田百畝,因說我們古代也講土地國有,平均勞逸。這種附會,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錯了。即如堯、舜禪讓,有沒有這回事,尚是問題,勉強牽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結果兩敗俱傷。從事實本身說,失卻曆史的忠實性;從宣傳效力說,容易使聽的人誤解。曹丕篡漢時,把那鬼混的禪讓禮行完之後,他對人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學子誤解了堯、舜“詢於四嶽”,以為就是真正共和,也學曹丕一樣說:“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嗎?總之,我們若信仰一主義,任用何手段去宣傳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傳工具。非惟無益,而又害之。

(三)武斷武斷的毛病,人人都知道不應該,可是人人都容易犯。因為曆史事實散亡很多,無論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樣。對於一件事的說明,到了材料不夠時,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辭孤證,便很高興,勉強湊合起來作為事實。因為材料困難,所以未加審擇,專憑主觀判斷,隨便了之。其結果就流為武斷了。固然,要作一部曆史,絕對不下斷案是不行的。——斷案非論斷,乃曆史真相。即如堯、舜禪讓,究竟有沒有這回事,固極難定。但不能不搜集各方麵的意見,擇善而從,下一個“蓋然”的斷案。——但是不要太愛下斷案了。有許多人愛下判斷,下得太容易,最易陷於武斷:資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複刪除;甚至因為資料不足,從事偽造,晚明人犯此毛病最多。如王弇州、楊升庵等皆是。

忠實的史家對於過去事實,十之八九應取存疑的態度。即現代事實,亦大部分應當特別審慎。民國十五年來的事實,算是很容易知道了。但要事事都下斷案,我自己就常無把握,即如最近湖北的戰事,吳佩孚在漢口究竟如何措施?為甚麼失漢陽,為甚麼失武勝關?若不謹慎,遽下斷案,或陷於完全錯誤亦未可知。又如同學之間,彼此互作傳記,要把各人的真性格描寫出來,尚不容易;何況古人,何況古代事實呢?所以曆史事實,因為種種關係,絕對確實性很難求得的時候,便應采取懷疑態度,或將多方麵的異同詳略羅列出來。從前司馬光作《資治通鑒》,同時就作考異,或並列各說,或推重一家。這是很好的方法。

總而言之,史家道德,應如鑒空衡平,是甚麼,照出來就是甚麼,有多重,稱出來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觀意見鏟除淨盡,把自己性格養成像鏡子和天平一樣。但這些話,說來雖易,做到真難。我自己會說,自己亦辦不到。我的著作,很希望諸君亦用鑒空衡平的態度來批評。

乙史學

有了道德,其次要講的就是史學。前人解釋史學,太過空洞,範圍茫然,無處下手。子元、實齋雖稍微說了一點,可惜不大清楚。現在依我的意見,另下解釋。

曆史範圍,極其廣博。凡過去人類,一切活動的記載都是曆史。古人說:“一部十七史,何從說起?”十七史已經沒有法子讀通,何況由十七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何況正史之外,更有浩如煙海的其他書籍呢?一個人想將所有史料都經目一遍,尚且是絕對不可能之事;何況加以研究組織,成為著述呢?無論有多大的天才學問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辦,絕無其事。我年輕時,曾經有此種野心,直到現在,始終沒有成功。此刻隻想能夠在某部的專史,得有相當成績,便躊躇滿誌了。所以凡做史學的人,必先有一種覺悟,曰:貴專精不貴雜博。

孔子說:“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我們做學問,切勿以為“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想要無所不知,必定一無所知。真是一無所知,那才可恥喲。別的學問如此,史學亦然。我們應該在全部學問中,劃出史學來;又在史學中劃出一部分來,用特別興趣及相當預備,專門去研究它。專門以外的東西,盡可以有許多不知。專門以內的東西,非知到透徹周備不可。所以我們做史學,不妨先擇出一二專門工作,作完後有餘力,再作旁的東西。萬不可以貪多。如想做文學史,便應專心研究,把旁的學問放開。假使又嫌文學史範圍太大,不妨再擇出一部分,如王靜安先生單研究《宋元戲曲史》之類。做這種工作,不深知詩史、詞史,或可以;對於本門,則務要盡心研究,力求完備。如此一來,注意力可以集中,訪問師友既較容易,搜集圖書亦不困難,才不至遊騎無歸,白費氣力。有人以為這樣似太窄狹,容易拋棄旁的學問,其實不然。學問之道,通了一樣,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學問門類雖多,然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腦,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詢問,搜集,養成習慣,可以應用到任何方麵。好像攻打炮台,攻下一個,其餘就應手而下了。

有了專門學問,還要講點普通常識。單有常識,沒有專長,不能深入顯出。單有專長,常識不足,不能觸類旁通。讀書一事,古人所講,專精同涉獵兩不可少。有一專長,又有充分常識,最佳。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七八做專精的功夫,選定局部研究,練習搜羅材料,判斷真偽,決擇取舍;以十之一二做涉獵的功夫,隨便聽講,隨便讀書,隨意談話:如此做去,極其有益。關於涉獵,沒有甚麼特別法子;關於專精下苦功的方法,約有下麵所列三項。

(一)勤於抄錄顧亭林的《日知錄》,大家知道是價值很高。有人問他別來幾年,《日知錄》又成若幹卷?顧氏答應他說,不過幾條。為甚麼幾年功夫才得幾條?因為陸續抄錄,雜湊而成,先成長編,後改短條,所以功夫大了。某人日記稱,見顧氏《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稿,寫滿了蠅頭小楷,一年年添上去的,可見他抄書之勤。顧氏常說:“善讀書不如善抄書。”常常抄了,可以漸進於著作之林。抄書像顧亭林,可以說勤極了。我的鄉先生陳蘭甫先生作《東塾讀書記》,即由抄錄撰成。新近有人在香港買得陳氏手稿,都是一張張的小條,裱成冊頁。或一條僅寫幾個字,或一條寫得滿滿的。我現在正以重價購求此稿,如能購得,一則可以整理陳氏著作,一則可以看出他讀書的方法。古人平常讀書,看見有用的材料就抄下來,積之既久,可以得無數小條;由此小條輯為長編,更由長編編為巨製。顧亭林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陳蘭甫的《東塾讀書記》,都係由此作成。一般學問如此,做專門學問尤其應當如此。近來青年常問我,研究某事,甚麼地方找材料?我每逢受此質問,便苦於答不出來。因為資料雖然很豐富,卻是很散漫,並沒有一部現成書把我們所要的資料湊在一處以供取攜之便。就這一點論,外國青年做學問,像比我們便宜多了。他們想研究某種問題,打開百科辭典或其他大部頭的參考書,資料便全部羅列目前。我們卻像披沙揀金,揀幾個鍾頭得不到一粒。但為實際上養成學問能力起見,到底誰吃虧,誰便宜,還是問題。吃現成飯,吃慣了的人,後來要做很辛苦的工作,便做不來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一顆飯,都經過自己的汗血造出來,入口便更覺異常甘美。我們因為資料未經整理,自己要作做篳路藍縷,積銖累寸的工作,實是給我們以磨練學問能力之絕好機會。我們若厭煩,不肯做,便錯過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