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並不主張那種消極避世無所為的人生態度，但當欲求之途已無路可進，抱負已無從施展之際，恰到好處的退隱確確實實是一種明智之舉。
在變局中求生存
在變局中求生存，是幾千年來中國民間的一種心照不宣的生存哲學，一切都是為了活下去而已。“變”的表現形式千變萬化，最令人難以捉摸，有大變，有小變，有全局變，有局部變，有質變，有量變，認識到變化並不是一件難事，難在認識到所麵臨的變化的性質和特征，因為隻有這樣，才能對症下藥，應對變化。
李鴻章的長處正在於此，因為明變，使他引領風潮，成為當時社會最有見識的實力派官員。李鴻章所處的時代，是中國社會劇烈動蕩和社會性質發生變異的特殊時期。空前強大的外國侵略者，威脅著清朝的生存。這些侵略者不僅隻用少數兵力就直搗中國的京城，迫使鹹豐皇帝俯首求和，而且，其侵略觸角還廣泛地伸向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多領域，引起中國政治格局和社會生活的巨大變異。
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國門剛被打開，一些有識之士就已察覺到，中國正麵臨著“千古之變局”，甚至發出了“此華洋之變局，亦千古之創局”的驚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後果更令人觸目驚心，一些進步的思想家如馮桂芬、薛福成、王韜等，或著文，或上書，痛陳列強侵略深入的現狀，論證中國正在經曆著“千古變局”。
19世紀50年代初，李鴻章投身鎮壓太平天國。在與外國侵略者的軍事合作中，李鴻章獲得了許多對西方的感性認識，開擴了視野，因而較快地接受了“變局”的觀點，並結合切身的體驗，形成了自己的時局觀。
同治三年（1864年）秋，李鴻章在致友僚的信中，就以“外國利器強兵百倍中國，內則狎處輦轂之下，外則布滿江海之間”來描述西方列強深入侵略的狀況。1865年，他又在一封私人的信函中，以“千古變局”來概括時勢。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他分別寫了兩份奏疏，全麵論述了時局的特點。在第一份奏疏中，他寫道：
“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北，闖入中國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裏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西人專恃其槍炮輪船之精利，故能橫行於中土。中國向用之器械，不敵彼等，是以受製於西人。”
李鴻章對時局的認識，首先在於承認“變”，並且十分重視這個“變”。這代表了清朝內外一部分較能正視現實並想努力加以挽救的官僚士大夫的思想，而與另一些閉目塞聽的頑固派相區別。他常用這種變局觀批駁那些不識時務者，抨擊許多“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以喚起人們的民族憂患意識。
變局觀是李鴻章政治主張的出發點，也是他推行洋務運動及考慮各項對內對外政策的主要客觀依據。他迫切要求改變這種現狀，並且，還發出了“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的豪言壯語、並認定隻要“內外臣工，同心同等、以圖自治自強之要，則敵國外患未必非中國振興之資，是在一轉瞬間而已”。
李鴻章較早地感觸到了中外關係和客觀環境的巨變，認識到中國與西方在武器和科學技術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從而籲請清政府適應形勢，學習西方的長處，力圖自強，其思想具有開明性、進步性。同時，正因為他準確地把握了當時的局勢，使得他成為晚清政府離不開的人物。基於變局的認識，李鴻章推動深化洋務運動，利用自己的實力和影響，將中國引上近代化的道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