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第6節經濟學家也無法“量化”的幸福
早在2400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就曾經用一種獨特的方法計算出，王者的生活比獨裁者的生活快樂729倍。18世紀英國功利主義倫理學鼻祖邊沁，成為試圖將幸福度量納入近代科學軌道的第一人。但由於受近代科學機械論傾向的局限，邊沁在幸福度量的道路上並沒有走多遠，在其身後相當長的時間裏，人們對幸福能否被度量的研究陷入放棄狀態。
直到不丹模式的出現，人們又重新掀起對幸福量化研究的熱情。不丹前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國民幸福指數”，以取代“國民生產總值”。這是不丹模式的主要內容。如果說“生產總值”體現的是物質為本、生產為本的話，“幸福指數”體現的就是以人為本。旺楚克認為，政府施政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注重物質和精神的平衡發展，將環境保護和傳統文化的保護置於經濟發展之上。
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卻感覺生活很幸福。根據2008年通過的不丹新憲法，政府在製定包括農業、交通運輸和外貿方麵的政策時都不是以其所產生的經濟利益為考慮基準的，而是以其所能帶來的幸福快樂為出發點。“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關注。美國、英國、荷蘭、日本等發達國家都開始了幸福指數的研究，並創設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數。
2006年9月，國家統計局透露，今後我國將把幸福指數、社會和諧指數納入新的統計內容。
與經濟學家相比，普通人更希望幸福可以被量化。假如幸福的及格線是10萬元，家庭財產超過十萬的是幸福，低於十萬的是不幸福，這樣，每個人都能知道自己的狀態是否在幸福的範圍之內，或者離幸福究竟有多遠。然而，在漫長的人類發展史上，無論是經濟學家、數學家，或者心理學家，對幸福的度量隻不過是一種美好的願望，始終無法建立實際操作價值高的測量體係。
時至今日，就世界範圍內對幸福量化的研究而言，狀況並不令人滿意。問題集中表現在：研究者們從各自固守的研究傳統出發對幸福感進行界定和測量，“幸福感”這個術語被隨心所欲地解釋，大量的研究成果不具有可比性；針對不同國家居民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結論令人費解，人們有理由知道得出這些結論所依據的標準是什麼，但是研究者們卻往往很難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幸福感測量的指標有待於整合，幸福感測量的研究方法有待於創新，幸福感測量中的文化差異無法回避。要想獲得幸福量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就必須回答一個重要的前提問題：哪些因素影響人們的幸福體驗？
長期以來，研究者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財富、性格、年齡、婚姻等因素與幸福感的關係上。
財富：古希臘七賢之一的梭倫，將“有中等財富”視為幸福應具備的5個要素之首。收入、財富對於幸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研究表明，在相對貧窮之時，收入會對人的主觀幸福感產生影響。當收入達到一定程度，人的幸福感反而會隨著收入的上升而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