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與一幹朋友看了《我願意》,當幽暗的放映廳忽然一片明亮時,影廳內響起了自發的熱烈掌聲,我能聽得出來這是來自觀者內心的一種自然反應,來自一種由衷。
當我發現我也在鼓掌時,才意識到在一部電影放映完後能自動地響起掌聲已是久遠的事了。
八十年代初的我還住在江西南昌,還是一名為生存而掙紮的普通工人。有一天一位朋友興衝衝地跑來找我,激動地向我講述發生在北京的一些新鮮事,其中說到了有一部電影在放映時引起的強烈反響:電影結束後所有人集體站起熱烈鼓掌,場麵非常感人,他說。我問,那是一部什麼電影?《一個和八個》,那位朋友說。
我記住了這部電影的名字。幾年後,我在一家簡陋的電影院裏專門買票看了這部正在當地上映的《一個和八個》。那時大眾對中國電影還是冷漠的,電影院裏隻有寥寥數人,而我則從始至終感受著一種排山倒海般的強烈衝擊。這是一部我從未見過的中國電影,它讓我振奮。雖然我事先知道為了能順利上映,導演不得不對它進行了一些“必要”的鏡頭與劇情刪改,但我那天依然感受到了一種發自內心的激動,而且徹底明白了為什麼當年在電影放完後會響起熱烈的掌聲了,那不是禮節性的客氣——就像我在各大國際電影節上見到的那般,那是因為在那個沉悶壓抑的年代裏,一群富有思想的電影人,率先揚起了探索的旗幟,帶著對這片生養我們的土地、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曆史的思考,而作出的一次艱苦努力。
我在心裏也在為它鼓掌,那是在為中國當代電影終於迎來的春天而鼓掌,那是在為中國電影終於走出了籠罩它的陰霾而歡呼。
從那部電影起,一個響亮的名字誕生了:中國第五代電影人。
在這一代諸多的人物名單中,孫周的名字並不那麼響亮,而且顯得有那麼點邊緣,雖然那個時代他拍了在當時同樣引起反響的《給咖啡加點糖》和隨後的反響頗好的《心香》,但似乎影響有限,盡管如此,關心中國電影發展的評論家們還是記住了這個名字。
但凡看過孫周電影的人,都不難注意到當第五代導演還在狂刮“西北風”,還在黃土高原上高歌引吭時,這位偏居一隅的年輕導演則在城市電影這片尚未被開拓的荒漠裏開始小心翼翼地探索了。
因為與孫淳的友誼,我與孫淳兄弟也成了朋友,而此前,我與孫周僅隻是偶爾在不同場合遇上聊上幾句電影的話題而已——而且我認識孫周是在與孫淳相識之前,但一直沒有深交,友誼亦是泛泛的。
直到有一天孫周來找我,商量著要做一部電影,而且是為鞏俐量身定做。我提出做一部“老少黨”的故事,即一個大人與一個小孩的故事。那部電影讓我們之間有了深度的交往,但我那時仍沒意識到孫周其實一直在執迷於城市電影這一概念。
去年,在與冰冰通電話的過程中,知道了孫周要拍一部根據網絡小說改編的新電影。冰冰那時仍在猶豫是否要接這部戲。我知冰冰對藝術一向認真,她的猶豫讓我誤以為劇本可能有點問題,而這,恰恰符合我那時對孫周的判斷。
聖誕節那天我們一大堆朋友在孫奇姐姐公司搞了一個派對,孫周也來了,還是一副我所熟悉的樂嗬嗬的表情。我隻是問了一下他的電影的基本情況,他隻是說在做後期,我有意沒問他自己覺得這部電影如何,因為我心裏對它並不抱太大的期望,我以為充其量不過又是一部“一般般”的電影,我何必多問呢。
一個多星期前,孫周的兒子在微博上發來一個留言,說:王叔,能為孫周的電影說幾句話嗎?我故意沒有回答。沒回答還是因為我私下裏對這部即將上演電影的判斷——好不到哪兒去。我的個性從不會為了朋友的麵子而違心地說好話,我的原則但凡涉及藝術,都必須拒絕謊言,為此我得罪過太多的人。
幾天前,受邀去觀看《我願意》,出發前我給冰冰打了一個電話,她告訴我不要有太高的期望,“隻是一部接地氣的電影”,並囑我看完後告訴她我的觀後感。我答應了,私下裏又一次覺得“一般般”的判斷定然是準確的,不可能好到哪裏去。
結果意外發生了,而且發生得讓我瞠目結舌。縱然我再有想象力,也萬萬想不到我自以為熟知的孫周能拍出這樣一部讓人五味雜陳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