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不是宗教,也與一切宗教的本質及其形式都無關聯,禪剝去了遮蔽實相本身的信仰外衣,使信仰更接近智慧和真理。在禪的世界裏沒有創世者、造物者,也沒有上帝、救世主,更沒有神化的佛陀。禪揚棄和超越了千百年來婆羅門化的中國佛教的宗教迷信內容及形式,隻以實證而得來的智慧麵對人生和宇宙的諸般問題。禪繼承了原始佛教的智慧,含融了中國諸子百家的精華,形成了涵蓋中印文化精華的思想體係。

禪不是哲學,也與任何哲學的體係及其內涵完全無關。禪不是神秘主義,也不是不可言說、不可實證的神奇“境界”。禪是一種思想、一種動力。隻要如實修煉,真修實證,即可證得,而後橫說豎說,千說萬說,盡在言中而不失其旨;否則,沒有真參實悟,任你千般巧說,萬種風情,終究是夏蟲語冰,說食不飽。

禪是一種實證的方法,是指示真理和智慧的金手指;禪不是語言文字、知識推理的“戲論”,而是提升直覺思維、創新能力的“方法”。對這種方法的提煉和總結,集中體現在“參話頭”上麵來。參話頭的方法因中國祖師禪的興盛而嶄露頭角,並隨著祖師禪的成熟而廣泛傳播。

禪的梵文是“Dhyana”,漢文的音譯為“禪那”,簡稱為“禪”,漢語拚音為“Chan”,日文發音為“Zen”。“禪那”在梵文中的原始意義有“思維修”、“靜慮”、“三昧”等含義,是和現代所謂的宗教、哲學完全不同的一種體係,然而並非高深莫測,與現代腦科學和神經生理學卻有密切的關連。

迨至釋迦牟尼出世,化腐朽為神奇,轉宗教為智慧,辟婆羅門外道迷信而啟正法於人間,並采用其中有關禪的精義,以之作為特定的修持法門。依原始佛教之說,禪不隻可以治療身心之病,促進身心健康,更重要的是能改善心智思維能力,獲取智慧,提升生命素質,進而回歸到“心”之本體,證得無漏智慧。因此,禪是指生命得以升華,素質得以轉化,理想得以落實的實踐方法,是一種生命上或行為上的踐履,通過這種踐履,智慧才能增生,生命才能成熟。

禪,其實並非隻是精神上的“靜”與“定”,更重要的是如法思維(如理作意),這樣才能與真實相應,從而得到開悟。禪是思維修,換言之,人要有正確、如理的思維才能與真實相應,才能開發智慧。這種思維修對現代人來說極為重要。現代人不善思維,即使如當代西方學人之思考方法、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那樣,在概念上辨析得十分精細,但仍陷於邏輯關係與語言層次中,在“戲論”階段徘徊不已,因而無法超越並提升到智慧思想層麵。禪所開放的,並非知識、邏輯領域,而是破開內在無明而證見的真實;非經由禪的實踐不能證得此觀照真實之心,證得此觀照真實之心,人才能成為一個大寫的“人”,一個具足大“心”的人。

禪是一個指向真理的“方法”,一個如何完成具足大“心”的人,如何造就大寫的“人”的實踐“方法”。可知原始禪的意義是和思維修、禪定分不開的,後世中國禪宗但以禪來命宗,是在原始禪定的基礎上賦予禪更靈活的生命力和更深廣的包容性。

從遣隋使、遣唐使、宋學使、宋學僧,直到日本的江戶時期,中國禪宗始終深入地、久遠地影響著大和民族。由此而興的花道、弓道、劍道、茶道,融生活於花禪一味、弓禪一味、劍禪一味、茶禪一味,使有限的空間展現了無限的生機,這本是中國祖師禪的殊勝風姿,卻成為日本大和民族的生活之道,進而啟動了日本明治維新,造就了日本成為當今世界經濟大國的契機。

禪是一組詮釋生命真諦的智慧,其精湛圓妙的體係,融貫了印度和中國思想文化的精華;為中華文化放出空前的異彩,流風遍及,自唐宋元明清,內及西藏、青海諸邊地,外及日本、韓國諸友邦,都深受影響,曆久不衰。中國禪宗是在唐末五代之世,便真正走出了印度佛學的係統,進一步涵化了兩國文化精華,完成了自己獨特的風範,成就了中國特色的禪宗,從而開拓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慧命和超邁宇宙的心胸。

在中國,禪宗作為生命之學,雖和先秦以來的諸子百家之學別幟互異,但卻後來居上,兼容並蓄地包含了各家的精旨,儒、道、釋及百家之學自宋以後,全都融入禪海之中,彙成禪文化大係而不再自成其體係。自此而後,儒道釋諸家實質上都以禪為其內在精神而各自表述其外在一家之學。繼此之後,三玄論孟,荀墨學庸,互為交流,自傳統的經典文化中突破,禪宗的園地開結了五家七宗豐碩的成果;一股清新自在、充滿機趣活潑的生命之泉,自深厚的中國大地中洋溢迸出,滋潤灌溉了大江南北和山澤野地。

那麼,古代禪宗祖師倡導參話頭這個方法的意義何在呢?

正如南懷瑾先生所言:“話頭者,即為入道之拄杖。善知識者,猶如識途老馬,手握拄杖,乘彼良駒,見鞭影而絕塵,聞號角而脫鎖,自他互重,子琢母啐,一旦豁然,方知本未曾迷,雲何有悟耶?”

南先生所說之“禪門參究之旨與方法”,就是禪宗古德所言之“參要真參,悟要實悟”之實義。

所謂“參要真參”,是指學人要實證到“實相”,首先必須如實地參話頭,並且要參出“疑情”(絕非是自由心證的自說自話),這是方法。

所謂“悟要實悟”,是指參出“疑情”時,還要經由一番寒徹骨的心路曆程,才能實證到“實相”,開發出本自具足的智慧,這是宗旨。

因此,參話頭之施設,誠如南先生所言:“話頭者,即為入道之拄杖。”也如鹽亭袁煥仙先生所說:“此法至易至簡、至高至玄,勝行中之特行,要法中之妙法。此觀音入德之門,諸菩薩入德之門,三世諸佛,一切賢聖入德之門。”

換而言之,參話頭是自古迄今“明心見性”、“開悟成智”“唯一”的多快好省的黃金方法,是為了天下學人都能一咬咬破無處下口之鐵饅頭,真參實悟而後轉化成為經世致用的大智慧、大承擔,進而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為黃金,莊嚴世界,利樂有情的實踐方法。可以這麼說,參話頭是用於撬動地球的“支點”,開發人類智慧,趣向幸福、和諧之途的實證“心法”。它使中國禪宗具足了內在精致的生命動力,有別於印度及中國本土佛教,成為可以道、可以名、可以再現而真實不虛的教外別傳的智慧體係。

參話頭既是禪門實證的頓悟之法,也是火中栽蓮的特勝之法。作為至微至妙的參禪方法,中國古代禪者曾有過極為善巧和精致的揭示,並得到了純熟的應用。這個方法不僅在參禪上微妙超勝,甚至在世間法中作用宏大,意義非凡,也可以普遍應用而遊刃有餘,人們在突破各種困境或解決所遇到的難題時,此法猶如金剛寶劍,更是有礙即參,有疑即破,闖關斬將,所向無敵。遺憾的是後來因為僵化承襲而使話頭成了死法,後世又特別倡導與流行念佛法門,參話頭的方法於是幾至絕響,鮮有人知其真實的內蘊,中國文化也因此失去了創新的源頭和活力,開始保守教條、停滯不前,不能圓融廣大、日新又新了。

追究參話頭萌生的源頭,我們當然可以遠溯到印度釋迦牟尼時代。佛祖本身求道的經曆就是一個不斷參悟的曆程,尤其是非道之“苦行”徒勞窮究後的繼續求證,開始有了參禪方法的實質性運用,其表現即為一種“大疑情”,這種疑情中就隱含著此亦不是彼亦不是那麼究竟如何是無上菩提之道的話頭在。釋迦牟尼在尼連河畔的菩提樹下,以求證心切而立誓:不證菩提不起此座。經過七天的修煉和實證(真參實悟),終於夜睹明星而豁然大悟,於是而生感歎:“奇哉!一切眾生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自釋迦牟尼成就了大智慧、大承擔的智慧德業以來,在中國禪宗發展史上,幾乎曆代所有傳承的禪師都是和釋迦一樣,經由參話頭之心法而實證開悟,繼而傳續心燈,無一例外。可以這麼說,後來禪師和釋迦經由參話頭而悟道的心路曆程都是相同的,唯一有別的是釋迦和禪師彼此所積累的功用和內在的含蘊深淺不同。

自六祖以後,禪宗一路向上,直破無數參學者心中疑團,以徹證實相而無惑。到了晚唐時期,黃檗運禪師開始明確倡導用參話頭的方法來證悟實相。他說:“若是丈夫漢,看個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雲:無。但二六時中,看個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吃飯處,屙屎放尿處,心心相顧,猛著精彩,守個無字。日久歲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華頓發,悟佛祖之機。”禪門實證心法經北宋末年的大慧宗杲禪師大力提倡,至元初高峰妙禪師承先啟後,中興禪法,再啟真參實悟之宗風,人才輩出,興盛至極。這樣經由曆代禪者們的舍身忘我親身履踐,普示學眾反複驗證,從而使參話頭由微至著、由隱到顯,疑情隱蘊於話頭之中,成為人們真修實證頓悟實相的一種不可或缺的方法了,禪門這一智慧性科學方法終於大彰於世。

上述可知,話頭雖隱顯不一,但皆直指禪宗微妙心法卻真實不虛,祖師命脈因而流通不已,一脈相承至今不絕。

雖然禪門自慧能而下,花開五葉,枝接七條,代有人出,但畢竟脫不出日積塵生,時久弊興的曆史規律。《指月錄》、《五燈會元》等書記載,自黃檗禪師以下的曆代祖師,幾乎一致對於學人“修道(實證)者少,說理者多”的浮誇虛飾的作風,嗬斥有餘。溯自五代而還,禪門宗風,由於前有臨濟的三玄三要,曹洞的五位君臣,後有黃龍的三關,圓悟的《碧岩錄》等等的施設;又因宋代興倡文風之實,流風所及,遂使天下淪於戲論之流;更有甚者,徒以公案、評唱,妄心意解,總不實證,穿鑿牽強,以為契悟之機,而與禪道祖意,南轅北轍;不啻誤人自誤,更且使千古心燈,智慧心法,滅絕失色。

袁煥仙先生在《黃葉閑談》中有言:“話頭者,黃檗揭於前,妙喜(大慧)倡於後,比來宗門下客,趣乎入此(明心悟道),莫不競尚話頭。此法至易至簡、至高至玄,勝行中之特行,要法中之妙法也。”引申袁老之意:參話頭,正是為了天下叢林緇素精進修行而起的,明眼宗師克期取證,從旁嗬護,俾使參學之士心無旁騖,一門深入期致真參實悟。南懷瑾先生有言:“溯自隋唐之世,叢林衲子,不必實有話頭橫梗胸中,其於一機一境上,善致疑情之用者,亦能了徹心性而得大機大用。”說明宋代之前,可以不用參話頭心法,但還要以疑情為用,方可了徹明心,可知疑情之於參話頭,其功其用大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