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有益的區分是在成長性動機和缺失性動機之間做出的。認知既可以更傾向前者也可以更傾向後者。在認知主要是由缺失激發時，它更傾向需要緩解、體內平衡和感受到的缺失的減輕。
當認知行為是由成長激發時，它不傾向需要緩解而更趨向自我實現、豐滿人性、更趨向表現、更無我、更以真實為中心。這有點像是在說：“一旦我們個人的問題得到解決，我們就能真正為世界而對世界感興趣。”成長被看作是一係列日複一日的無盡抉擇，每次抉擇不是趨向安全便是趨向成長。在這過程中，必須一次一次地選擇成長，必須一次一次地克服畏懼。
換句話說，科學家可以看作是相對防禦的，由缺失性動機和安全需要激發的，主要是被焦慮推動的，以能減輕焦慮的方式行事。也可以說，科學家可以看作是已經製服了他的焦慮，能積極地對付問題，爭取解決問題的勝利，是由成長激發趨向人格完成和豐滿人性，因而是自由轉為外向，趨向一種本質上吸引人的真實性，全身心地關注它，而不是關心它對個人感情困難的關係，即他可以是以問題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
事實上，有許多方法對付這樣的焦慮，其中有些是認知方麵的。對這樣的人，那些生疏的、模糊不清的、神秘的、隱匿的、意外的事物往往是有威脅的。有一種方法可以使這些事物變成熟悉的、可預見的、可以駕馭的、可以控製的，即不可怕的，無害的。也就是說，認識並理解這些事物。
因此，知識可能不僅有促進成長的作用，而且有減輕焦慮的功能，有保護、維持體內平衡的功能。
外在表現的行為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但動機可能極其不同。因而主體的後果也不同。一方麵我們有慰藉的歎息，高度緊張的下降感，就像受驚擾的管家夜半持槍探查樓下神秘而可怕的響聲那樣。
這和一個青年學生第一次用顯微鏡觀察一個細胞的精密結構，或忽然理解一首難解古詩或政治理論的韻律或意義時的啟蒙、興奮甚至狂喜完全不同。在後一類事例中，你會覺得自己變得更高大、更聰明、更強有力、更豐滿、更勝任和更敏銳了。
這一動機的辯證法可以在最廣大的人類畫布上看到，在偉大的哲學中，在宗教結構中，在政治和法律係統中，在各種科學中，甚至在整個文化中也可以看到。極簡略地說，這些畫麵都能同時以不同的比例代表理解需要和安全需要的結果。
安全需要有時能完全克服認知需要以達到焦慮緩解的目的。擺脫焦慮的人能更大膽、更勇敢，能為求知本身進行探索和推理。
我們當然有理由設想，後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知，接近事物的真實性質。安全哲學或宗教或科學比成長哲學或宗教或科學更容易成為盲目的。
事實上，認知的病態這一動機在多數病態事例中的作用已毫無疑問地證明：尋求知識有助於焦慮緩解。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哥爾德斯坦從中取得那麼多知識的腦傷士兵吧。他們在能力上的真正損傷和真正喪失，不僅使他們覺得自己缺少能力了，而且使外部世界看起來更不可抗拒了。在麵對那些他們無法應付而隻能期待失敗的問題時，他們很多行為可以理解為一種保持自尊和避免焦慮的嚐試。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他們首先盡力縮小自己的活動範圍，以求回避他們無力處理的問題，並使自己僅僅處理他們有能力對付的問題。
在這樣狹小的世界中，大膽的嚐試縮減了，企望和目標變得“適度”了，這些腦傷士兵更能順心如意了。然後，他們謹慎地安排和構築這些狹小的世界；他們使每一件東西都有自己的位置並各就其位；他們竭力使他們的狹小王國變得幾何圖形化，變得能夠預測、控製和安全；最後，他們傾向於凍結它們，使它們成為靜止的和不會改變的形式，並避免再變動和流動。就這樣，他們使個人的世界變得更可預測、更可控製，並且不那麼引起焦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