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一論點很有幫助的是一個與一般見解對立的反論。揭露、頓悟和深度治療——這種治療實際上包括除催眠治療和行為治療之外的所有治療——從某種意義來說是要揭露、恢複和加強我們那些被削弱了的和失去了的似本能傾向和本能殘餘、我們那些動物性的自身、我們的主觀生物學。這一終極目的在所謂的個人成長實習班裏表露得最明顯。所有這些——治療和實習班——都需要人們付出積極的、痛苦的、長時間的努力，這種努力需要人一生的鬥爭、耐心和堅忍不拔的精神，即使這樣，最終還有可能遭到失敗。但是，到底有多少隻貓、狗或鳥需要幫助才能知道怎樣去做一隻貓、一條狗或一隻鳥呢？它們由於衝動而發出的聲音十分響亮、清晰和明確，而我們的聲音卻是微弱的、混淆不清和容易被忽略的，因此我們需要幫助才能聽到那些聲音。
所以，在自我實現者身上可清楚看到動物的自然性。
而在精神病人或“一般病人”那裏則表現得非常模糊。我甚至可以說，疾病經常意味著一個人的動物本性的喪失。這樣，就出現了下麵這一似乎矛盾的情況：在那些精神層次最高的、最有智慧的聖人身上，在那些最有理性的人身上，我們可以見到最明顯的自然性或動物性。
另一個更嚴重的錯誤也是由注意動物的本能而引起的。某些令人費解的原因也許隻有清醒的曆史學家才能夠解釋，不過，西方文明普遍認為，我們身上的動物性是一種惡的動物性，我們大多數的原始衝動是邪惡的、貪婪的、自私的、敵意的。神學家把它叫做原罪或魔鬼；弗洛伊德主義者把它叫做本我；哲學家、經濟學家以及教育家，也用各式各樣的名稱來稱呼它。達爾文由於偏愛這種觀點，以致他隻看到了動物界的競爭，完全忽視了同樣普遍存在的協作，沒有注意到克魯泡特金曾輕而易舉地觀察到了這一點。
有時也可以這樣表達這種世界觀，把我們的動物性看成與狼、老虎、豬、禿鷲或蛇的本性一樣，而不是用稍好些或至少溫順些的動物，如鹿、象、狗或猩猩來比較。這種表達方式是將我們的內在本性解釋為惡的動物性，但應指出，如果必須從動物類推到人的話，我們最好選擇那些與我們最接近的動物，例如類人猿。總的說來，既然這些動物是令人愉快的、可愛的，同我們分享許多善良的特性，那麼比較心理學也不會支持惡動物性這種說法。
當論及遺傳特性不會變化、不可更改的假論時，我們還要注意另一種可能：縱然一種特性最初就被基因遺傳所決定，但它仍然可能改變。如果我們在發現過程中運氣不錯，這種特性也許很容易改變和控製。如果我們假定癌有一個穩定的遺傳基因，也沒有必要阻止任何人尋求一種方法來控製它。假如僅根據演繹的理由，我們也得承認有可能證實智商既具有顯著的遺傳因素，同時又可以由教育或心理治療加以改進。
我們與本能者的區別是，我們相信本能有更大的變異性。認識和理解的需要似乎隻對聰明的個體而言才有明顯的力量。對於低能者來說，它們似乎並不存在，至少發展不完全。利維已經證明，母性衝動在婦女中的差異是極大的，以致從某些婦女那裏很難看到這種衝動。音樂、數學、藝術等方麵的特殊天才，很可能具有基因的決定因素，而大多數人卻沒有這種基因的決定因素。
動物的本能永遠存在，而動物本能的衝動則會永久性喪失。比方說，在變態人格身上，愛和被愛的需要已經喪失了，而且如我們目前所知，這是一種永久性的喪失，也就是說，這種變態人格是已知的任何精神治療術醫治不好的。我們還有更早的關於奧地利村莊失業（以及蘇格蘭失業研究）的例子，這些例子表明，長久的失業會嚴重地損傷心理，以致摧殘一些需要。對有些人來講，這些需要甚至在環境已經變好時仍不能恢複。從納粹集中營裏也獲得了類似的材料。或許巴特森和米德關於巴厘人的觀察是最具說服力的。成年的巴厘人不是我們西方意義上那種喜愛的人，他們也不必如此。在巴厘島拍攝的電影表明，嬰兒和兒童有對缺乏愛的抱怨和不滿，我們由此隻能推斷出：這種愛的衝動的喪失是一種後天的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