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2008年稱為“鳥巢”年。越來越多的人明白，諾亞方舟這個大“鳥巢”遇到了麻煩。可怕的溫室效應使地球到了不堪重負的關頭。人類生存尚且難保，遑論和平與發展。地球升溫是向世界敲響的警鍾，人類須明後果，守規則，盡義務。
2008年北京奧運盛會在“鳥巢”舉行。大會在更高、更快、更強的口號下奏響“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主題歌。中華民族在盡情地展現身體狂歡的同時，也盡情地展現勃發的強國情懷。
2008年我也造了一個小小的“鳥巢”，就是這部拙著。我用了十六年時間，另加兩年修改，尋尋覓覓，修修補補，敲敲打打終於完成了這個“鳥巢”。建造這個“鳥巢”的原初動因來自我的母親。1960年秋季，我讀高中三年級。一天，因饑餓難耐，回鄉找食物。母親一籌莫展，她含淚發出了一句揪心的感歎：“這一缸子人（當地俚語，意為芸芸眾生）的日子怎麼過喲！”這句話一生都在敲打我的靈魂。可以說，我的“鳥巢”全是為著母親的感歎而發的。
知識分子自身對生命意義的創造總是與其自身擔當的道義、責任關聯在一起的。也許，這是理解我的友人所作《鳥巢》詩的關鍵所在。全詩僅有這樣的兩行：
守住黃昏的空巢，守住秋雨的空巢，
雲興霞蔚，如同我心中複蘇的荒郊。
在沉鬱流暢的歌謠風格中，詩句透顯出個體生命的詩意救贖與責任。
作為一個生命的符號，亦即作為一個生命自救救人的象征，“鳥巢”的確顯示了特有的功能。
首先，它是我建構的精神棲息之所。我們這一代人的特殊經曆養成了一種習慣，似乎愈到晚年愈關注宏觀的東西。對曆史沉屙的關注，對“人之所以為人”的關注，對生命個體權利的關注，對生態環境的關注，一句話，對人類未來命運的關注是不絕如縷的情懷。因此編織這個“鳥巢”的過程，正是建構自己精神棲息之所的過程。文化取向危機不隻是個人的，因此，自我的精神追求一俟凝結到話語中，就應當讓所有的人對它感興趣。這是清楚明確的。
二是我的整合的前瞻性視域。“鳥巢”雖小，位置卻在高處，自然有利於作整體性、前瞻性觀察。通常，憂患者表達不寧心緒往往以前瞻方式進行，換言之，隻有前瞻能夠緩解憂患的焦慮之痛。
三是我修補的交流之處。在智者眼中，“鳥巢”是笨拙的。也許唯其修修補補製造的笨拙，才更有利於孵化讀者的妙思卓見，並發現這“鳥巢”本身的缺陷。從這個意義上講，“鳥巢”是我向讀者請教和友朋切偲的平台。
遵循“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麵向人民、麵向真實的學術理念，本書對當代中國諸多重大思想問題，皆有反思和評析。這本書在對德治理念作辭源學考察中，對“公”與“私”、“群體”與“個體”、“國”與“家”、“東”與“西”、“社”與“資”等構成德治理念及轉化的現代世界觀概念群作了分疏。這些分疏不是思想史的，而是知識社會學的。從一個側麵反映出漢語思想界的社會知識的轉型及現代型社會知識的曆史的建構過程。進入20世紀末，國內擺脫漢語知識界中社會知識之理性化的建構困境的努力尤為突出。這正好關涉著中國問題與全球化的內在聯係。認真清理中國傳統與20世紀前半葉高漲的理想主義與各種思潮、各種社會運動的關係，仍然是人們關注的課題，自然會吸引更多的學人參與這種對話和討論。希望這部深思苦撰的文化尋根之作，能引起讀者廣泛的回應和嚴肅的評正。
值得慶幸的是，本書創造過程中，已經得益於這種討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遇到當時在上海師大攻讀中西比較文學碩士學位的何紅斌。不久，他以自己對漢籍西譯和西解的研究成果晉升為副教授。每當我們推進到中西文化比較領域時，尤其有針芥之合。本書的許多地方汲取了他的研究成果。我們的切磋之益與賞契之情難以言表。
以批判和反思的態度麵對人的終極關懷，這是人類第一次軸心時代的標誌。今天，人類出現的諸多新情況，並不是古老的傳統力量的爆發，而是對傳統力量進行現代式重構的結果。工具理性泛濫，價值理性缺失，從不同角度傷害著人的存在的完整性和對人的終極關懷。社會生活中彌補這種傷害是以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為前提呢，還是以主體道德的自我克製為前提呢？焦《老子元翼》卷七引江袤言：“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許慎《說文解字》“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之謂“德”，都說明，古人的所謂“道德”主要是自我的道德，所謂“外得於人”，可理解為取善於人，與人為善，使人得益，自我的權利是不去考慮的；“內得於己”則是自我“得道”、“成德”、“成聖”之意。“道德”重心是放在後者，即自我得道之上。這種自我主義道德觀點與當今世界通行的“普遍化”道德觀點能夠相通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