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長道歉，不是一條特別的新聞，因為在他之前，道歉的市長、省長們已有若幹，但是，人們還是對此投以讚許的目光。一個城市被冠以“十大汙染城市”，作為政府的主要領導，感到極大不安，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一座城市汙染嚴重到如此地步，其責任恐怕也不能讓市長一人擔著，其中肯定有很多原因，如環境基礎設施落後、不法企業肆意排放汙染物、環保部門監管不力等等，更何況，焦作又是一個以煤炭產業起家的工業城市。
強調這麼多客觀理由，是否刻意為毛市長開脫呢？非也，倒是想起另一條與此相關的新聞。2005年世界環境日前夕，國家環保總局一位負責人答記者問時說了一段話：“有些基層環保局長在上級督辦、政府幹預、群眾上訪三層壓力中工作，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甚至自己充當舉報人寫匿名信，向上級反映應該由他來管的事。”
與毛市長的道歉相比，這條新聞有點特別：治理汙染是環保部門的份內之事，環保局長自己不動手抓，卻要借上級主管部門之力，豈不是有點匪夷所思？不過，仔細想想，也就見怪不怪了：基層環保局是地方政府的一個部門，其局長由本級政府任命並對本級政府負責，經費開支列入本級政府財政預算；假設某市要上馬一個重大項目，地方領導也竭力推動，但項目卻可能帶來環境汙染，這種情況下，環保部門如果扮演一個“鐵麵無私”的角色，其境遇可想而知。
因此，盡管市長道歉、承諾，但現實就是現實。毛市長的環保重誓還沒在國家環保總局見效，又遭到了國家環保總局的重典：連坐。連坐是一種荒唐卻屢屢有效於亂世的重典。毛市長肯定沒想到，他的豪氣衝天還沒有過年，環保總局的首次連坐就下來了：2005年10月，因為焦作東方金鉛有限公司的違規，焦作市將不會獲得任何大型項目上馬的政策允許。這個企業被認為是焦作“十一五”期間的重要經濟增長點，2005年上半年，這個企業的出口創彙已在焦作位居第四；禍不單行，雖然自稱“颶風行動力度之大，規模空前”，但媒體又抖出了其宇航化工廠四毒俱全的新聞：有毒氣體、地下水源、粉塵、噪聲汙染讓附近的橋南村萬餘村民受害，市政府卻敷衍塞責之事。可見市長的道歉跟市級的整治還是有相當距離的，與整治達到預期成果就更遠了。
貴陽市長孫國強
準確說，這是一位前市長。
盡管循環經濟在現代產業結構下表現形式複雜，但目前的政策口徑將其歸為大、中、小三個層次：“大”指一定區域範圍內的整個社會、經濟係統按循環經濟的要求組織起來運行；“中”指工業園區範圍內的企業之間達成循環經濟要求的物流狀態；“小”指某一企業的生產基本符合3R原則。孫市長倡導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就應該是“大循環”模式：貴陽市是國家環保總局命名的全國唯一的循環經濟試點城市。市政府已於2004年頒布了《建設循環經濟生態城市條例》——我國第一部關於循環經濟的地方法規。另外，貴陽分別請清華大學和中國環境科學院完成了以煤化工、磷化工為主題的乃至全市的循環經濟發展規劃，進行了諸多據說是以循環經濟理念為指導的項目。然而，到貴陽參觀的諸多官員卻少有到魯北化工、貴港糖業參觀時的感悟，反而常有感慨：什麼循環經濟，什麼都見不著！的確，在貴陽，除了市長的說法、紙上的規劃和掛起的牌子，沒有任何跡象能表明循環經濟給貴陽帶來了變化。甚至還傳出這樣的笑話：貴陽號稱因為推進了循環經濟，已連續四年沒有酸雨；而貴陽的有關規劃是到2003年才通過專家評審的——規劃都沒有做完，效益都已經出來了！
說到貴陽的尷尬，就不得不提到在大層次上推行循環經濟的條件——如果沒有足夠高的工業化、市場化程度和足夠全的產業配套，橫跨多個產業係統、需要一定物流量保證的城市級別的大循環經濟體係是不可能建立的。在北京、上海或者在產業配套齊全、工業園區建設完善的蘇州，推行區域層次的循環經濟恐怕都是中長期規劃才敢考慮的，何況貴陽！
孫市長從2001年起，就致力於在貴陽搞“大循環”。對於落後城市的市長而言，堪稱願望好、理念新、責任重。但客觀規律難以違背，在全市範圍內推進循環經濟需要較完整的工業體係、較大的物流量和較發達的市場經濟環境。
水利部長汪恕誠
學者風範的汪部長接連發表了《大壩與生態》《C模式：自律式發展》兩篇文章，在《大壩與生態》中，他從人與自然的關係、水電發展的曆史進程、大壩導致的生態環境問題、關於大壩與生態問題的幾點認識來談。其中將大壩導致的生態環境問題總結為八方麵：移民問題、對泥沙和河道的影響、對大氣的影響、水體變化帶來的影響、對魚類和生物物種的影響、對文物和景觀的影響、地質災害、潰壩。如此客觀、全麵、理性是任何一個高舉環保大旗到處呐喊的鬥士們都難以企及的。針對2005年繼續並加重的煤電油運瓶頸，他又以《C模式：自律式發展》進行了深遠的思索。在文中，他準確地把握了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問題的特點：第一，人多資源少；第二，資源分布不均；第三，生態係統脆弱；第四，環境汙染越來越嚴重。因此，中國的資源配置，一定要在國家層麵上進行宏觀調控，進行優化配置。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在不改變目前的發展模式，別說到人均8000美元，恐怕到不了人均3000美元，中國的資源和環境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到那時曆史可能根本不給我們機會，讓我們達到人均8000美元的時候回頭再來搞汙染治理。因此，中國隻能走自律式發展有中國特色的道路（C模式即中國模式），就是要進行總量控製，要搞一套機製自己約束自己。
方舟子PK汪永晨
2005年，科學打假鬥士方舟子難得地介入了環保。方舟子今年在三個場合全麵與環保開戰：
一是就人類是否應該敬畏大自然與傳統環保人士展開論爭；
二是在圓明園環評事件中打假，曝了假科學家的光，給環保NGO扣了極端環保和偽環保的帽子；
三是怒江水電開發中讓汪永晨全麵出醜，讓自然之友總幹事在台下陷於批鬥之境。
除了第一件務虛，其他都與年度環保大事關聯。這三件事，從社會效果來看，以方舟子為代表的有科學背景的專業人士占了上風。這也難怪，知識就是力量。盡管這三次爭論中方舟子因為過於刻薄、過於“話語霸權”，但瑕不掩瑜，方舟子的確給一些可以花三小時做演講，也不肯花三分鍾學習的極端環保、激情環保人士好好上了一課。
方舟子的“對立麵”——汪永晨曆來是民間環保的活躍人物。然而，她是一個熱心環保但也隻有熱心的女士。這麼多年來，她無怨無悔地堅持環境公益事業，但她的文章和演說也仍然堅持缺乏最起碼的環境知識。剛開始，她隻是一個愛好者，所以隻有熱心就可以了。但現在她已是公眾人物，說是環境NGO的一麵大旗也不為過，仍然堅持無知和幼稚，就有誤人子弟的嫌疑了。
目前，方舟子的這種勘誤已與官員的傾向不謀而合。例如，國家環保總局環評司司長祝興祥就評價“圓明園聽證會”代表理性不足。祝興祥稱，“圓明園聽證會”是《環境影響評價法》實施以來首個真正意義上的公眾聽證會，也是我國環保領域規模最大、程序最正式的一次聽證會，因為參與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從社會上邀請過來的，囊括了正反兩方不同意見。因此，這場聽證會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但祝興祥認為這場聽證會有些缺陷，特別是聽證會代表發言時感性成分大，理性成分少，雖然爭論很激烈，但沒有拿出充足的事實和數據，不太符合聽證會的宗旨。
不過，換個角度，幾乎“句句是真理”的方舟子所作所為也的確有值得商榷之處。比如怒江水電開發事件，其實方舟子和汪永晨本來是地地道道的同盟者：他們的最高追求都是國家公益。就這個事件而言，他們是“內戰”，由於他們的“內戰”，真正需要公眾關注的——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的典範——電力行業卻在“環評風暴”後又從公眾的審視中逃脫了。盡管方舟子曆來訐之有理，但汪永晨需要的是業務上的培訓而非道德上的整治，將她列為靶子，不僅會浪費進攻人民公敵的子彈，而且於公益事業必然不利——試問，有幾個環保業內人士肯拿出大量時間和精力來維護公眾利益，多數人——尤其做環評的人，不少幹的是誰有錢誰有理的活，比起他們，汪永晨即便千錯萬錯，也不算過。
正因為方舟子不分敵我，無意中成為電力公司的盟友——“凡是敵人反對的，就是我們擁護的”，從公益事業來講，是大水衝了龍王廟，所以可評為年度環保遺憾人物。
環保NGO被學術打假，其實這並沒有什麼醜：他們隻是公益事業的組織者和參與者，最多相當於業餘學者，犯點學術錯誤在所難免。不過，職業學者犯和屢犯學術錯誤，就有問題了。
生態學家劉建國、植物學家蔣高明
美籍華裔生態學家、密歇根州立大學教授劉建國在《Nature》雜誌上發表長文《全球化下的中國環境：中國與世界各地如何相互影響》。其主要觀點是：
中國高速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老舊、低效、汙染環境的技術與設備，這些技術被中國的采煤產業、水泥廠、造紙廠、化工廠廣為使用。中國工業能量利用率遠遠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
中國幾乎所有的近海都被汙染。
淡水漁業資源因受到汙染和過度捕撈的影響而消耗殆盡。品質退化。
由於環境破壞造成了經濟損失，社會衝突和對人民健康造成危害。
不必說劉建國的文章第一句話就出錯：“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其國土麵積居世界第四”，也不必說這些內容在中國隻是老生常談，“地球人都知道”，單說劉建國在發表後接受的采訪中宣稱的中國對策：“要買就要買先進的技術，不能買已經過時的產品，雖然買先進技術比較貴，但是從長遠來說，汙染小，能源利用率高，從經濟學角度來說，也是比較有利的”，這種對策比劉建國在文章中的跨行——從生態技術領域到宏觀環境領域——還遠。懂一點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其實技術進步是相對的，中國的很多地方還處在溫飽階段，環境消費者支付意願不可能高，而且先進技術要發揮比較優勢必須要求上下遊產業、人力資源等配套，這種情況下盲目引進所謂先進技術，很可能又搞成“大躍進”。就這篇文章來看，生態學家劉建國研究中國宏觀環境，頗有點“毛主席抓經濟”的味道。將這種文章發到頂級學術期刊上，則更加說明“外來的和尚隻會念無用的經”。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學家蔣高明研究員，參與到怒江水電開發中的環境影響爭論中，與劉建國的情況還不太一樣——他們的錯誤是相似的，他們的動機是不同的。劉建國介入中國宏觀環境研究領域，動機是顯然的——這一領域很熱，借此揚名後會拿到更多項目；而蔣高明進入非專業領域，我想還是他的公益心，因為他無利可圖。但他們的錯誤的確也是類似的——蔣高明沒有起碼的水電技術常識，甚至像汪永晨一樣分不清基本的電力計量單位。所以，盡管他以學者身份嚴謹介入爭論，但屢屢讓方舟子陣營的若幹人士當眾揭穿其外行身份。
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
如果從原因上描述中國的環保國情的話，事實上大部分的工農業汙染和生態環境的破壞都是不同層次的管理者因為“經濟發展的需要”造成的。而且，我國的汙染源特點是單位能源消耗和單位汙染物排出量的產值低，換言之，實現與發達國家同樣的生產總值花費的環境代價大。
從中央構建和諧社會的六個方麵來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僅是六分之一，即生態建設、環境保護隻是社會發展的局部領域。因此，在重化工業高速發展時期，將環境目標超前於其他發展目標是不現實的。務實地解決環境問題必須將其放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總目標下統籌解決，用中國國力、國情能夠接受的方式解決。在這種解決方法中，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比單純的汙染治理更重要，隻有主管國家產業發展規劃的發改委從產業結構角度體現環保，才可能真正解決環保問題。就是說，隻有抓經濟的馬凱考慮環保並在工作中體現了，中國的環保才有真正出頭的機會。或者說，潘嶽掀起的環評風暴，最後還得靠馬凱來落實。
盡管“需要英雄的年代是不幸的年代”，但也隻有英雄才可能結束不幸的年代。真希望這十大環保人物中的官員成為末代環保英雄——中國環保將很快進入小康年代，中國將很快成為“環保發達”的“全民環保”國家。在全民環保的年代，挑起影響環境的大梁應該是學者和民間人士，決策中的官意應取決於民意。如果中國能像美國一樣，環保風雲人物輩出，但沒有一人是環保局長、林業局長或水利部長，也許中國環保的春天就到了。（選自2006年2月新經濟導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