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A。邦焦爾諾
伍德羅·威爾遜讓一代又一代學生和學者為之著迷和困惑。一方麵，他才華卓著，優點鮮明。他是受人尊敬的曆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是才華橫溢的領袖和革新者，工作起來精力過人——這是他最出色的一麵。他先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1902—1910），後來當選新澤西州的州長（1910—1912），最後當上了美國總統（1912—1920）。他跟許多人結下了持續終生的深厚友誼，他富於幽默感（也喜歡自嘲），他是恪盡職守的兒子、丈夫和父親。另一方麵，從青少年時期開始，他幾次經受情感煎熬，幾次瀕臨精神崩潰。在不能勝任領袖崗位時，他的幽默感蕩然無存，他要求下屬絕對忠誠、順服，他拒絕妥協，他頑固地堅持己見，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為自己的失敗埋下了禍根。
人們無從解釋他身上的這些自相矛盾的品格。亞曆山大和朱麗葉·喬治（Juliette George）認為，這是因為威爾遜無意識中對自己暴虐、苛責的父親懷有憤怒，他錯誤地把這種憤怒發泄在自己的主要對手身上，在道義之戰的掩護下把這些衝突表現在行動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威廉·布利特認為，威爾遜無意識中渴望與父親親近，而討厭自己的弟弟。正是由於他各種各樣的移情和身份認同才推動了普林斯頓大學內部的權力鬥爭，推動了他當選美國總統以後的抗爭。埃德溫·溫斯坦認為，威爾遜成年以後的問題主要是由大腦機能障礙導致的，他長期患有腦血管無力，又多次中風，還因為他與缺乏安全感、精神抑鬱的母親的關係過於密切，他對罪孽懷有病態的脆弱心理等。
在接下來的文章中，筆者認真研究了威爾遜的逸聞和材料，時間從他的早年生活到他卸任普林斯頓校長為止。筆者認為，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威爾遜承受著精神痛苦，他無法控製緊張情緒，不能正確地作出自我評價，他極易受到海因茨·科胡特的自我研究中描述過的退行的影響。筆者想說明的是，這個觀點比結構性衝突或者神經損傷論更加可信地解釋了威爾遜和他所受的痛苦。此外，筆者還認為，威爾遜的脆弱在大多數時候是隱而不發的，他的人格的其他方麵在發揮主導或根本作用。但是，在特殊的壓力情況下，威爾遜所作的反應不是基於他的長處，而是基於他的弱點，弱點暫時變成了主導性的個性因素——這也符合人性。最後筆者要指出，對自我的探討不僅有助於解釋威爾遜的弱點，而且有助於理解他的偉大。筆者盡可能參考原始資料。
父母、童年和青春期
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於1856年12月28日在弗吉尼亞的斯湯頓出生。他是家裏的第三個孩子，父親約瑟夫·拉格爾斯·威爾遜博士是一位傑出的長老會牧師，母親珍妮特·伍德羅·威爾遜是一位長老會牧師的女兒。伍德羅有兩個姐姐，分別比他大5歲和3歲。伍德羅10歲時，家裏又添了一個弟弟。在伍德羅25歲前，家人朋友一直用他的第一個名字托馬斯（或者湯米）稱呼他。
珍妮特·伍德羅·威爾遜是8個孩子中的第5個。珍妮特5歲時，她的母親在一次風雨交加的海上旅行之後染病去世，當時全家人要從蘇格蘭移民到美國。珍妮特和另外幾個孩子由一位姨媽照料。他們的父親很快再婚，又生了幾個孩子。這位父親也許對自己跟前妻生的孩子失去了興趣：他在遺囑中沒有提到前妻所生的任何一個子女，珍妮特的書信中也隻有一次提到他，不過，她跟哥哥姐姐們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她為自己的祖先驕傲，也許因此誇大了他們的成就。成年以後，她經常受到身體病痛的困擾，但這些病痛找不到醫學根據，可能是抑鬱引起的身心失調症狀。她在寫給已經在學校任職的伍德羅的信中，格外關心他的身體狀況，這個問題也許是他們之間經常討論的話題。她對伍德羅的愛是盲目的，在伍德羅與其他教授們發生糾紛時，她無條件地站在伍德羅一邊，哪怕兒子至少也有一部分過錯。最後，她對兒子不打算回家、準備在外麵度過整個或者大部分假期表示失望，但她表達自己的悲傷和失望時，卻說這是他的父親和弟弟的感受。1917年，她去世近30年了，伍德羅越來越頻繁地追思她不同一般的優雅、教養和敏銳的洞察力。她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她真正的可愛之處隻有家人才能明白地看到。雖然她已經去世多年，但他仍然感到“她的撫摸、她的性格中那甜蜜的、讓人安心的力量”。
約瑟夫·拉格爾斯·威爾遜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牧師，抱負極高。他出身於蘇格蘭-愛爾蘭移民家庭，是家裏的第七個兒子。他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傑斐遜大學畢業，後來在普林斯頓神學院從事過神學研究。他接連擔任過一長串日益顯赫的牧師職位，在美利堅邦聯長老會的等級序列中崛升到了高位。他在1870年達到事業巔峰，這一年，教會的最高決策機構“長老會大會”任命他在南卡羅萊納州哥倫比亞的卓有名望的哥倫比亞神學院擔任修辭學教授。他在書麵和口頭修辭方麵造詣深厚，很快就成了受人歡迎的優秀教師。他終於得到了自己為之不懈奮鬥、孜孜以求的名望和成功。
珍妮特·伍德羅·威爾遜，攝於1874年前後（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許可重印）
但他很快就惹起一場衝突，這件事導向了他事業生涯的最大敗筆。1872年10月，當地第一長老會教堂的堂區居民決定聘請一位全職的牧師，此前，威爾遜博士一直擔任該堂區的兼職牧師，報酬頗為可觀（每年1500美元）：1873年，他將不得不放棄這個兼職崗位。這一年秋天，他要求神學院的教員向大家宣布，學生必須參加學校小教堂的禮拜。學校的禮拜與第一長老會教堂的禮拜相互衝突，堂區居民和學生們都提出抗議。威爾遜的舉動至少有一部分動機是泄私憤——他為丟掉那份工作和它的收入補貼而憤憤不平。1874年1月，僵持了幾個星期之後，神學院的教員一致同意了威爾遜的主張，宣布學生必須參加學校的禮拜。學生提出抗議，他們不服從高層決策，結果13名學生被暫時停學。這年春天，威爾遜的決定被提交大會複議。在為期三天的辯論中，威爾遜為他的主張進行了乏善可陳的辯護。大會最後投票，以微弱的多數撤銷了學院的規定，不過，大會特意采取了一些舉措來安撫威爾遜的情緒。威爾遜很快辭了職。他宣稱大會剝奪了他行使自己的職責所必需的權威。他接受了北卡羅來納州威明頓教區待遇優厚的牧師職位，在此後的幾年裏，他在這個南部教堂贏得了很高的聲望，還當選了這個教堂的最高職務。但是那次失敗以後，他的自信和自尊再也沒有恢複如初。
伍德羅的童年是由父親主導的。晚上，全家人聽威爾遜博士大聲朗讀文學作品和《聖經》段落，在他的帶領下唱聖歌；星期天，全家人去他擔任牧師的教堂做禮拜。伍德羅最早的記憶是，他聽人說，林肯當選總統，很快就要打仗了，就向父親尋求解答。威爾遜博士把教育伍德羅的任務掌握在自己手裏。伍德羅9歲時才開始學習字母表，11歲才開始閱讀。溫斯坦對這種學習滯後的解釋似乎是可信的，他認為，這是因為伍德羅患有混合型大腦優勢造成的發育性誦讀障礙。其他傳記作者提出了五花八門的理由，比如南方的正規教育遲遲沒有恢複，伍德羅用被動—攻擊性方式表達對父親的憤怒，等等。伍德羅終於開始接受正規教育了，威爾遜博士非常注重他的自我表達。他要求伍德羅的遣詞造句十分精確，他讓伍德羅把一篇作文寫三四遍，要他重寫經典作品的段落，使之比原作者表達得更貼切。父子二人關係親密。他們長時間地一起散步，伍德羅是父親的心腹和好幫手。伍德羅終生愛戴父親，稱讚父親對他的影響。一些親戚認為，威爾遜博士對兒子的諷刺挖苦十分殘忍。一位表兄回憶說，一天早上，伍德羅沒有按時跟大家一起吃早飯，那時他正處於青春期。威爾遜博士向來訪的客人解釋說，伍德羅一定是發現他新長出一根胡子，興奮得忘了時間。還有一位表弟回憶威爾遜博士為兒子感到驕傲，尤其是伍德羅開始顯露才華之後，“不過，隻有像表兄伍德羅那樣善良的人，才會忘記苛刻的批評，並且在父親去世以後，經常稱讚父親的優秀品格。”
伍德羅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是個靦腆的孩子。14歲時，他們搬家到了哥倫比亞。他很難交到朋友。一個同學記得他“很體麵”，卻不太聰明。“他和其他男孩不一樣。他總是獨來獨往，有點怪。”但他也很受歡迎，他懂得怎麼幫助年幼的學生。
從1872年秋天到1874年秋天，伍德羅經曆了動蕩和變化的兩年。他快滿16歲了。這一時期的起點大概是威爾遜博士收到通知，不得不放棄他喜愛的在第一長老會教堂的工作，終點則是威爾遜博士在大會上被打敗。雷·斯坦納德·貝克（Ray Stannard Baker）撰寫了令人肅然起敬的8卷本《伍德羅·威爾遜傳》，他認為這一時期是伍德羅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時期。伍德羅更加虔誠信教，還跟一個年齡稍長的年輕人、神學院學生弗蘭克·布魯克（Frank Brooke）交上了朋友。布魯克、伍德羅和另外幾個人在布魯克的住處私下舉行宗教禮拜儀式，後來他們轉移到大學裏的小教堂。這些儀式對伍德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多年以後，他擔任了美國總統，故地重遊，站在這家小教堂的門口說：“我覺得……我好像應該把鞋脫掉。這是一片神聖的土地……我這輩子再沒有聽過比這裏的講壇更精彩的布道。”1873年7月，他成了哥倫比亞地區第一長老會教堂的成員——當年，他的父親被迫辭去這所教堂的職位也是在7月。當年秋天，伍德羅前往北卡羅萊納的戴維森學院求學。伍德羅的學業基礎不太好，但他的功課成績還不錯。他加入了棒球隊，還第一次參加辯論。當年年末，他的健康開始出現問題，不過，他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沒有留下資料。當年秋天，他無法重返戴維森學院，隻好退了學。
隨後的15個月，他一直待在家裏。但他不是隱士。他花了大量時間閱讀，要麼獨自在威明頓的碼頭散步。他還拜訪了幾位年輕女士，感覺很不自在。很多時候他都和父親在一起，他們越發親密了。伍德羅和一個年輕人交上了朋友，他們一起深入探討書本問題。伍德羅對偉人的故事興趣濃厚，尤其是偉人所從事的偉業。這段時間，伍德羅還迷上了練習速記。他在頭一年夏天開始學習速記，現在重新煥發了對它的迷戀，還跟提出速記規則的作者書信往來，他的迷戀和興奮讓朋友們覺得既有趣又費解。
伍德羅記下了他在這個重要時期產生過的一些幻想。它們為我們洞察他的內心世界提供了難得的窗口。他常常把自己描寫為英國貴族，有很高的軍銜。文件包括一份升職命令、一份皇家衛隊成員的名單（他負責指揮，頭銜是陸軍中將，現實生活中的各色朋友是他的下屬）和一份特殊的命令，該命令指示，軍官一旦穿便服，會遭到降職處分。其中一個幻想是他為《泰晤士報》寫的文章：他是海軍副總司令，負責指揮6艘艦艇的“飛行中隊”。艦隊“按計劃組建，計劃者是遠近馳名的指揮官威爾遜伯爵”，“最有聲望的法官一致宣布，它是皇家海軍最好的艦隊。”它的頭號艦艇“HMS 雷諾恩”是“有史以來行駛速度最快的戰艦”。伍德羅詳細描述了這艘船的機槍、桅杆、風帆和錨，他接著寫道：“毫無疑問，雷諾恩是世界上行進速度最快的船。”最後一份文件是“英國皇家遊艇俱樂部”章程，它寫於1874年7月，是伍德羅從戴維森學院退學回家後不久寫的。這份章程前麵列舉了30艘船的名稱，第一艘船叫日食，由托馬斯·W。威爾遜伯爵擁有。威爾遜伯爵擔任遊艇俱樂部的主席，他的權威正如海軍總司令之於艦隊：他可以否決任何一項決策，哪怕是已經由其他成員一致通過的決策。威爾遜伯爵為一年一度的隆重的帆船競賽頒發獎品。為此，他本人的帆船不參加競賽。
連續幾個月，伍德羅沉浸在這些精致複雜的幻想當中。早年的一位傳記作者詳盡地描述過他當年寫的手記，可惜手記的原稿現在已經遺失。文中寫道，伍德羅是美國的海軍總司令，他奉命調查一起神秘的輪船失蹤案，幾艘船滿載價值昂貴的貨物被浩瀚的海洋“吞沒，據人們所知，海上既沒有發生戰爭，也沒有遇到暴風雨的襲擊”。一天晚上，伍德羅率領著艦隊，觀測到一艘形跡可疑的船，它有著“黑色的船體和輕捷的帆桅”。他們追蹤了很長時間，不知不覺到了一座“地圖上沒有標記、因而也無人知曉的小島”。小島看上去“很荒涼，渺無人煙”，一條又細又窄的小路通到了一麵高大的石牆邊中斷了，原來，那堵牆是一個隱蔽的入口。進去以後，迎麵看到的是珊瑚環礁樣的開闊海灣。在那裏，海軍總司令威爾遜發現了亡命徒的船隻“和許多遇難船隻被拆卸的船體”。海軍總司令威爾遜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摧毀了海盜的巢穴，拯救了幸存的遇難人員。
伍德羅這幾年的體會和幻想至少與他父親的挫折有一定關係。父親失去了在當地教堂的職位，其後又在是否在學校小教堂做禮拜的鬥爭中失勢。因為伍德羅的內心動蕩與父親的挫折是同時發生的，還因為他的幻想的內容（被認為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他寫下這些幻想後又過了幾個月，便發生了他沒能重返戴維森學院的事情。
伍德羅的幻想和生病很適合用俄狄浦斯或者自我層麵的理論進行試探性的分析。按照俄狄浦斯理論分析，它們意味著閹割焦慮的強化和他對它的抵禦。父親的痛苦和失敗帶著隨之而來的報複和閹割威脅，無意中威脅到他的俄狄浦斯式勝利。伍德羅用一種反應模式來防備來自自己的攻擊和競爭：他更加虔誠地信仰宗教，他尋求外在的理想化——也就是與布魯克、上帝和速記規則的作者之間非競爭性的關係。但是，他對戰爭、權力、征服和自己是個偉人的幻想暴露了他的攻擊性和競爭性——也就是他本人變成或者超越了他的父親。在戴維森學院的讀書無意中變成了對父親的攻擊，伍德羅隻好敗退，否則就可能遭到報複。簡而言之，俄狄浦斯式分析指出，伍德羅患有成功神經症。
按照自我層麵的分析，伍德羅描寫的是他自己的體驗。失蹤的船隻、“荒涼的無人居住的島嶼”和“被拆卸的船體”，是指他內心空虛、淒涼的感覺。島嶼深處隱藏著開闊的海灣，是指他受到保護的脆弱的自我——生命力遇到危險的感覺，D。W。溫尼科特（D。W。Winnicott）把它叫做“真正的自我”。“據人們所知，海上既沒有發生戰爭，也沒有遇到暴風雨的襲擊”，意味著伍德羅的外表平靜如常，像往常一樣不受外界影響，而在平靜的表麵下，正如幻想所描述的那樣，正潛藏著威脅和危機。
對他來說，空虛和淒涼的感覺是可怕的。也許伍德羅通過與父親保持密切的、過度理想化的關係斥退了這種感覺——他們父子之間的親昵遠遠超出了與年齡相稱的時段。他最早的記憶（林肯當選總統的消息）說明了這種理想化。他喜歡討論偉人問題，這反映了他對父親的佩服和關心。於是，理想化沒有成為反對競爭的防禦心理，而是成了他保持全麵的完整的自我的方式。科胡特寫道，人們需要這種理想化的關係，需要用它來保持自我的完整與和諧，這是早期自我發展的一個正常的、短暫的階段，在處於某些類型的自我反常狀態時，這些需求會繼續存在。威爾遜博士在鬥爭中失敗，使伍德羅的理想化中斷，伍德羅看到他幻想中無所不能的父親遭到挫敗、心煩意亂，在情感上，父親對伍德羅來說不再是可以隨時依靠的了。理想的破滅和打斷使伍德羅受到很大傷害，他重新陷入了痛苦的自我體驗中。他想用偉大和冒險的幻想安慰自己，他想尋求新的理想化的關係。他也與父親認同——想象自己是偉人——他一門心思學習語言（速記），語言是他父親擅長的領域，也是他們父子互相交流、分享快樂的話題。最後，他從戴維森學院退學回家，恢複了他與父親的在地理和情感兩方麵曾被打斷的關係。
即使伍德羅的自我體驗果真痛苦不堪，他的理想化需求比正常有所拖延，這些青春期的體驗和幻想既沒有揭示背後的原因，也沒有說明哪一種解釋更可信——是自我層麵的分析還是俄狄浦斯式分析。不過，一些根本問題被提了出來，它們成了伍德羅進入人生下一個階段的序曲。
普林斯頓的大學歲月
1875年秋天，伍德羅在家已經待了15個月。現在，他的18歲即將結束，他重返大學校園——這一次是普林斯頓大學（當時名叫新澤西大學）。貝克寫道，在普林斯頓的第二年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重要時期：一個轉折點”。早在16歲時，伍德羅就表現出對成為一名政治領袖的濃厚興趣。現在，他讀著英國演說家的講稿和文章，讀著論述強有力的民主領袖的文章，深受打動，他決心成為一名真正的政治領袖。他全身心地投入演講練習：他獨自一人到普林斯頓附近的樹林或者回家後去父親空蕩蕩的教堂裏，逐字逐句地練習偉大演說家的講話。他越發自信了，在祈禱會上，他心情放鬆——看起來很激動——他發現自己“一刻也坐不住”。在大學二年級的演說比賽中，他榮獲了第二名，他組織成立了新的辯論協會，他被校報選為大學二年級的代表。由於取得了這種種成就，他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他發現自己很有頭腦。
春天，他給父親寫了一封信，當時父親正在出席教會的大會。在保存下來的伍德羅寫給父親的信當中，這封信排在前麵，它也是伍德羅在普林斯頓讀書期間寫給父親的唯一一封信。他請父親向大會轉達自己的敬意，他建議大會關注本州秘書（威爾遜博士）的觀點，威爾遜先生“不便一針見血地指出他觀察到的種種問題”。伍德羅接著寫道，他自己是個“奇怪的家夥……完全沒有他父親那般的清明見識”，他的頭腦似乎“又聰明又空虛”。在人群中，他因一隻“長鼻子……和傲慢的態度”顯得與眾不同，人們把他看做“一個沒什麼真才實學、卻給人留下相當好的印象的人……他持有一些怪癖的觀點，其中很少是他本人思考的結晶。”伍德羅的信寫得籠統含糊，他表述清楚的“僅有幾點”也寫得拖泥帶水、欲言又止。他在信中表達觀點的地方就像沙漠裏的綠洲，“他的觀點與它周圍的垃圾很難區別”。他“容易全心全意地同情流行一時的任何事物，所以他的神經係統經常處於嚴重的、有時毫無必要的緊張狀態。”
在普林斯頓就讀期間的伍德羅·威爾遜（經普林斯頓大學檔案館許可重印）
伍德羅從大學二年級就開始自學：他努力以優異的成績完成課業，但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演說、辯論以及對曆史和政治的研究當中。在接下來的幾年裏，他成了校報的主管編輯，給校報撰寫了無數篇文章和社論（它們不可避免地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他成了大學校園裏傑出的演說家和辯論者，人們喜歡他的幽默感，看重他即興講話的能力。他的大學生涯在四年級時達到巔峰，這一年，享有盛名的《國際評論》同意刊載他寫的論內閣政府的一篇文章。所有這些活動都沒有損害他的健康。
伍德羅保存了父親寫給他的許多信件，從在普林斯頓就讀期間開始，直到威爾遜先生1903年1月去世為止。威爾遜先生的信為我們評價他們的父子關係提供了可貴的依據。伍德羅在普林斯頓讀書時，威爾遜先生在信中寫道，他整個一生都對自己不太滿意，他容易感傷，過於內向，他熱切鼓勵伍德羅避免這些陷阱。他關心伍德羅的健康和快樂。雖然家裏的經濟狀況有些拮據，他還是把餘錢都寄給了伍德羅，隻是偶爾提醒兒子，這些錢要花在必要的地方。伍德羅嚐試寫作，練習演說，開展日常生活，威爾遜先生都是他的向導和老師。他對伍德羅的文風感到滿意，對伍德羅寄回家請他看的文章和手稿提出精辟而友好的批評。他對伍德羅的演說尤其感興趣。當伍德羅做了手術，從喉嚨裏取出一根魚刺時，威爾遜先生擔心地詢問兒子，嗓子有沒有受傷。他提醒兒子，嗓子是演說家的第一要具，應該小心嗬護。
在告誡伍德羅怎樣行為處事的過程中，威爾遜先生透露了自己的許多人生哲學。努力工作是兒子可以養成的最寶貴的習慣。辛勤的努力和自我克製是天才的根本。做功成名就的白日夢是毫無益處的，相反，伍德羅應該勤勉奮進，爭取成功。真正的成長必然要經曆失望和失敗，一個人怎樣對待它們是衡量他的價值和勇氣的精確標準。伍德羅因為沒能代表自己的辯論協會參加演講比賽而深感失望，這時，威爾遜先生向他表達了全家人的同情，但他接著寫道，他更樂於看到失敗，因為失敗可以顯示兒子的氣度。“如果你繼續消沉……那就是你沒出息。但是如果……你痛下決心，重新站起來……那麼，這預示著你將成為一個高尚的、光榮的人……”
威爾遜先生常常表達他與兒子的親密，他讓兒子就像對待朋友一樣給自己寫信。“我很高興有你做朋友，你的性格我極為讚賞，你未來的卓越我深信不疑。”他一再表示，兒子完善的性格、兒子在寫作和演講方麵的成就讓他感到欣慰。他甚至寫道，不知道紐約的大報會不會就伍德羅大學期間的一些文章予以評論。他對父子分別表示遺憾，他責怪兒子家信寫得不夠勤。
他明白地寫道，他一直期待伍德羅的成功，現在他希望他努力學習，從挫折中得到成長。實際上，如果不能成為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那將是伍德羅本人的過錯。在伍德羅上大學的第二年，威爾遜先生還第一次暗示，他們父子二人是一個整體——這一次是指他們擁有共同的利益。威爾遜先生讓兒子不要急於購買新大衣，除非絕對必要。“我們是一體的。我會為你犧牲一切，我相信你也會為我這麼做。”
在普林斯頓，伍德羅做到了重整旗鼓，這是可貴的。先前他從戴維森學院退了學，現在他又開始繼續學業，並取得了成功。這種經曆失敗後重新振作，進而取得勝利的能力將成為他的標記。從行為來看，他的重振雄風主要是成了一名學者和演說家，並積極參加活動，準備當一名政治領袖。從心理學角度來看，他的恢複信心與父親認同有關，認可父親對他的期望和父親的自我理想。伍德羅對演說的執著體現了他與父親的認同：威爾遜先生本人是一位優秀的演說家；伍德羅練習偉大演說家的講話，他也代表他的父親，他甚至在父親的講壇上練習演說。伍德羅認可父親對自己的期望，並把它看做也是自己的期望，即他要努力學習，他要在經曆失敗和挫折之後變得更加強大（經曆了戴維森學院的失敗之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成功就是一個例子），他要成為偉大的思想家和作家。伍德羅還認同父親的自我理想。威爾遜先生熱切渴望權勢，可是在哥倫比亞失勢以後，他卻再也沒能卷土重來。伍德羅想當學者，還渴望進入政界，這是他努力想要完成父親沒能完成的任務，現在，父親想讓伍德羅代替自己實現願望。
與父親的認同是怎樣幫助伍德羅戲劇性地恢複自信，變得鬥誌昂揚了的呢？我們可以再用俄狄浦斯和自我這兩個層麵的分析回答這個問題。在俄狄浦斯層麵，也許伍德羅是通過與攻擊者認同來抵製閹割焦慮：在父親對他感到滿意的背後，他看到——或者幻想看到——強烈的嫉妒和攻擊。為了抵製由此產生的焦慮，伍德羅與咄咄逼人的、果斷堅強的父親認同，或者自己“變成”父親。也可能是父親的愉悅安慰了他，他的成就沒有被看做競爭，所以也不會引起報複。他要成為父親希望他成為的那種人，這甚至可能表示被動和順從。在自我層麵，與父親、父親的期望和自我理想認同，也許抵禦並彌補了他自己的某種缺陷感。伍德羅寫給父親的信裏有一些荒涼的意象，就像他早期的海盜幻想那樣。（他寫道，自己的觀點是“僅有幾點”，“拖泥帶水”和“他的觀點與周圍的垃圾很難區別”。）不過現在，這種荒涼不顯得那麼淒苦，因為他字裏行間流露著幽默。也許因為他渴望成為父親希望他成為的人，他重新獲得了過去從父親的讚許中得到的快樂。隻是現在，這種滿意成了他對自己的鼓勵，通過與父親的認同，他把父親的讚許變成了自己的讚許。他擺脫了缺陷感，這讓他如釋重負，欣喜異常。
自我的形成可以得到支持，我們能夠看到，威爾遜先生對兒子和兒子的成就過於關切——他要讓兒子需要自己，讓兒子向這個方麵發展，以便彌補他自己的不安全感或缺陷感。因為自己的缺陷感而對孩子過度關心的父母常常把孩子視為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孩子看做一個獨立的個體。孩子敏銳地察覺到父母的焦慮，就會向外尋求幫助，並學會一些舒緩這種焦慮的行為。被父母的需求牢牢束縛的孩子很難形成全麵、連貫、獨立的自我感覺。長大以後，他會覺得自己是不完整的、空虛的，除非他維持原來的關係或者建立起一種類似原來的關係。威爾遜先生這些年寫給兒子的信並沒有清楚地表明他對兒子的關心以上述標準來看是否過度。但有些地方暗示了他的過度關心、他的全心投入，他要求父子二人像朋友一樣，他說他們的利益是一致，他們彼此願意為對方犧牲一切。後麵的信件提供了更多的證據。不可否認，這些信反映了威爾遜先生和伍德羅生命較晚時期的需求，但它們是我們掌握的最早的說明信號。
戀愛中的伍德羅
1879年，伍德羅開始在弗吉尼亞大學的法學院上學。他很快愛上了自己的嫡親表妹哈麗雅特·伍德羅——伍德羅一個舅舅的女兒。哈麗雅特漂亮、隨和，有音樂天賦。伍德羅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四年級時，兩個人重新開始了童年後中斷的交往。她現在上學的地方距離弗吉尼亞大學騎車隻需兩個小時。伍德羅經常去看望她，他經常缺勤，因此在學校惹上了麻煩。自他從戴維森學院退學以來，這是他第一次出現嚴重的健康問題，而且他不得不在第二年12月退學。他向朋友們描述的症狀是總也治不好的感冒和消化不良。這一次也像從戴維森學院退學後一樣，在家裏，他的身體逐漸康複，在接下來的15個月裏，他在家自學完成了法律學業。
1881年夏天，他跟哈麗雅特一家人住在俄亥俄州，在那裏他幫另一位舅舅工作，擔任見習職員。伍德羅很高興與哈麗雅特在一起，9月，他向她求婚，她非常吃驚。她拒絕了，理由是他們之間存在血緣關係，真實原因是她不愛他。伍德羅當晚就搬到當地的賓館去住。他給哈麗雅特寫了一張便條（用一張紙片），勸她不必擔心血緣關係。他第二天就動身返回自己的家。在路上，他給她寫了一封信，描寫了他輕鬆愉快的心情，並要求她穿某件裙子，擺某種姿勢拍一張照片，以紀念他對她的美好記憶。照片要隻印一張，然後寄給他。伍德羅和哈麗雅特在接下來的幾天繼續通信，但他信中表露的熱情很快就讓她——也許是她的父親——認為，兩個人的魚雁往來必須中斷。
雖然伍德羅努力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是，求婚遭拒還是深深地傷害了他。這一年12月，他寫了一首100行的詩：“流淌的河”。剛開始，這條河順著堤岸，擺脫堤岸的束縛奔湧向前。後來它流過一座灰突突的廢棄城堡，城堡高聳在一座遍布岩石的島嶼尖頂處，城堡正麵的牆壁斑駁剝落，殘留著從前的敵人充滿仇恨的進攻痕跡，裏麵的橡木餐桌正在腐爛，一架鍾鏽跡斑斑，早已沒有人把它敲響，裏麵的大廳和院子遍布蜘蛛網、黴菌和苔蘚。接著這條河流過一座城市，城裏的人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悲傷、死亡和憐憫。穿過這座城市，它流經一個莊園，一對小兄弟在裏麵蹦蹦跳跳，年輕的媽媽看到他們玩得高興，也樂嗬嗬地笑起來。看到這幸福的場景，這條河的心情不那麼沉重了，它平靜地注入了大海。
這首詩寫了3個月以後，伍德羅在給一位密友的信中寫道，他的愛情雖然不容易萌發，但“它一旦發生，卻來勢凶猛，不可阻擋”。他又寫道，他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尤其是他認為哈麗雅特真誠地愛他，她拒絕他僅僅是出於偏見和義務。他“沒有被擊敗”，雖然他的學業和從事律師職業的計劃被推遲了。
在此之前，他的稱呼一直是受洗時的名字托馬斯。從此以後，他永遠地丟掉了這個名字（在弗吉尼亞大學時他試過用各種縮寫和名字）。現在他的稱呼正式變成了伍德羅·威爾遜。
1882年春天，25歲的伍德羅在佐治亞州的亞特蘭大開始從事律師職業，不到1年，他就意識到律師不是他的天職，於是決定當年秋天（1883年）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曆史和政治學的研究生學位。還是這一年的春天（1882年），他邂逅了埃倫·路易絲·阿克森（Ellen Louise Axson），並再次迅速墜入愛河。埃倫很有魅力，性格靦腆，富於藝術氣質，知識廣博。她的父親是一位長老會牧師，也是威爾遜先生的老朋友。伍德羅當年夏天開始追求埃倫，9月，他遲疑地向埃倫求婚，她接受了。伍德羅欣喜若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