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眼前的這套“譯叢”，就是以譯介“心理傳記學”這一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為其學術要旨，“心態史”的作品不包括在這一係列之內。
三、探險，退縮，還是滲透？
早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德國心理學家閔斯特伯格（Münsterberg）就提出了運用心理學解釋曆史生活事件，建議曆史學家運用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去解釋和理解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倡導建立“心理曆史學”（psychohistory）這一門全新的獨立學科。而真正把心理分析引向曆史人物研究的，正是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弗洛伊德本人。191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著名的《列昂納多·達·芬奇及其對童年的一個記憶》一書，開“心理傳記學”之先河。在該書中，弗洛伊德首次提出了撰寫“心理傳記”的兩條原則：一是，要真正理解傳主的精神生活，必須顧及他在“性生活方麵的活動和特點”；二是，如果人物具有某方麵突出的天性特質，那麼，它可能源於其“童年早期”，並從原是性本能的動力中由性欲的升華而取得了增援能量，致使這種天性特質的活動能夠取代一部分性生活。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弗洛伊德此項研究是其“精神分析”之天才學說的自覺推演，本身存在著諸多問題，並由此引發了後人們的激烈批判，但作為一種重要的嚐試和探索，我們不僅不能對這一研究以“敗筆”論處，而且應該看到，弗洛伊德的透視視角和具體方法都給“心理傳記學”留下了豐厚的遺產，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進入20世紀50年代後期，時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的W。蘭格在就職演說中認為“現代心理學注定要在曆史闡述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因此，心理分析方法應當成為所有曆史學家的“下一個任務”。在蘭格的號召下，50年代末以至整個60年代，美國心理史學迅速成長。作為弗洛伊德之女安娜·弗洛伊德的學生，埃裏克森於1958年出版了《青年路德》。該書把個體生命劃分為八個階段，在這其中，每個人在每個階段都可能遭遇到特殊的“社會心理危機”（psychosocial crisis），而處於青春期和青年期中的人們，則會出現“自我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埃裏克森以德國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為案例，分析了他如何在解決“自我認同危機”的同時，也找到了解決社會及其信仰問題的途徑。盡管《青年路德》一書中還留有化約論的痕跡，但比起弗洛伊德的初始研究來看，則在擺脫“泛性論”的路徑上前進了一大步。
自埃裏克森以後，美國的“心理史學”如火如荼，其中“心理傳記學”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其中固然不乏傑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些“泛濫成災”。在“心理傳記學”的早期著述中，存在大量硬搬生理病理學術語的現象，如“自大狂”（egomania）、“偏執狂”（paranoia）、“虐待狂”（sadism）、“迫害狂”（Mad persecution）、“臆想症”（hypochondriasis）、“抑鬱症”（melancholia）、“焦慮症”（anxiety neurosis）、“狂躁症”（Manic psychosis）、“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神經官能症”（neurosis）、“強迫型人格障礙”（Obsessive-Compulsive PD）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幾乎每一個詞組在《醫學辭典》中都涉及一大篇具體的解釋和說明。自從“心理傳記學”誕生的那一刻起，來自各方麵的批判就未中斷過。“臆想”、“武斷”、“拚湊”、“牽強附會”、“生搬硬套”等等指責，不絕如縷。其中最重要的批評直指“心理傳記學”的始作俑者弗洛伊德。如1975年發表在《紐約書評》上的文章甚至激憤到有失雅量：“精神分析學是20世紀最驚人的智力欺詐，是思想史上近乎於恐龍那樣的絕代怪物，一個設計上根本不健全的、斷子絕孫的龐然怪物。”澳大利亞學者大衛·斯坦納德（D。E。Stannard）對“心理史學”的批判最為係統。他從“證據”、“邏輯”、“理論”和“文化”四個方麵展開。認為：“從最初力圖創作心理史學的著作開始直至當今，那些自詡為心理史學家之人的著作中都一致地表現出對事實的傲慢態度、對邏輯的肆意扭曲、對理論驗證的不負責任，以及對文化與時代差異的短見。”並以弗洛伊德《列昂納多·達·芬奇及其對童年的一個記憶》為例，展開批駁，其中不乏貶低譏諷的明顯態度。應當說，這些尖銳的評判並不是無的放矢。例如，弗洛伊德在他自己的核心著作中就曾說：“精神分析的第一個令人不快的命題是：心理過程主要是潛意識的，至於意識的心理過程則僅僅是整個心靈的分離的部分和動作。”在他的腦際中，撰主就是“患者”，精神分析學說預設，任何一種看上去是不可思議，甚至是不可理喻的非理性、反常規的舉動，其實都具有潛意識意義上的“邏輯”基礎，而且這一人們不願正視和極力否認的“邏輯”，實際上恰是行為動機的真正源泉。隻是一般人沒有理解那種“邏輯”，拒絕進入“患者”的精神世界罷了。這樣，精神分析學說的基礎預設十分清楚：其一，重要人物都是“病人”而非“常人”；其二，“偶然性”在行為取向和思維動因中占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這樣的思想在一部對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分析作品中表現得更加直接，作者直言不諱地認為：“在人類曆史上的某些時候，瘋子、能見到幻象的人、預言者、神經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錯亂者，曾經起過重大作用，而且不僅僅是在偶然的機會使他們生而為王的時候。通常，他們都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然而並非總是如此。某些人對他們的以及後來的時代產生過無法估量的影響，他們發動過重要的文化運動，作出了巨大的發現，也就是說，他們克服了他們的反常；但另一方麵，往往恰恰是因為他們性格中的病態的特點，他們發展的不平衡，某些欲望不正常地強烈，無保留、無分別地獻身於一種唯一的目標，使他們具有力量，拖著其他人跟在他們後麵，並戰勝世界的抵抗。”
但我們也要同時看到，雖然弗洛伊德這部開創性的研究中存在著明顯的假想和推論成分，但時過境遷，其影響力不僅沒有消失，其思想傳播的範圍反而越來越大，學術界對這位天才心理學家的讚歎和寬容似乎遠遠超過了對他的鄙視和批評。人們更傾向於認為，《列昂納多·達·芬奇及其對童年的一個記憶》的意義不在於支持其結論的證據是否可靠，而在於它所透視的角度是否深刻，以及其初步運用的方法是否可行。換言之，弗洛伊德的貢獻是他深信曆史人物的無意識內容總會通過各種零亂散見的曆史痕跡泄露出來，因而分析家就像考古學家那樣把各種碎片收集起來，按照一種可能性規則拚湊出一個原本的麵貌。這個麵貌恐怕連被研究對象自己也不會承認，但這一現象正體現出了精神分析學說的精髓，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意識到自己的“潛意識”，也就是說，一旦“潛意識”獲得了自身的確認，那麼，此時它就已經變成了浮出水麵的“意識”了。
心理曆史學家麵對批評也不斷地進行自我規範的調整，但這一研究流派並未消失。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勞埃德·德莫斯（Lloyd DeMause）提出了心理曆史學作為獨立學科的主張，其理由是“決定曆史進程、並以某種形式影響決策者精神世界的關鍵，不是物質進步，而是人的心理”，由是，“心理史學作為一門研究曆史動機的科學，它所關心的可以是成文曆史所記載的相同事件，但它的目的絕不是記流水賬……心理史學將永遠是一門以問題為中心的學科，而曆史學則始終以時期為中心，兩者的任務迥然相異”。他同時創辦了《心理曆史學評論》（Psychohistory Review）和《心理曆史學雜誌》（Journal of Psychohistory）兩種刊物，在美國史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應當提及的是，1982年威廉·麥金利·魯尼恩（William McKinley Runyan）所著《生活史及心理傳記：理論與方法的探索》（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1994年艾倫·C。埃爾姆斯（Alan C。Elms）所著《揭開生命：傳記與心理學的不安聯盟》（Uncovering lives，The Uneasy Alliance of Biography and Psychology）；2005年由威廉·托德·舒爾茨（William Todd Schultz）主編的《心理傳記手冊》（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這三部“心理傳記學”理論方法著作相繼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由此使這一領域的研究得到進一步規範化。以下是K。哈裏森（K。Harrison）2003年總結出的關於衡量“心理傳記學”之優劣的幾項指標：
可信心理傳記的標記
說服力
基本的詮釋的說服力，例如，對陪審團的說服模型。最好的心理傳記給讀者留下了難以言狀的“獲勝”感。
敘事結構
讓結論從一係列資料中自然地導出。
綜合性
與缺乏若幹核心細節相比，詮釋的問題所關照到的一個行為的多個側麵越多，就越令人信服。這對於澄清任何種類一貫“多因素決定”（“overdetermined”）之行為的事實，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