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先生說：“我們念魏晉人的詩，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動人心的，便是那在詩中充滿了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與情感。”對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強烈感受正是生命意識覺醒的標誌。生命意識指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對於人類生命的本體、對人生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生的價值、生存的意義諸問題的高度關切、思考，以及在此基礎上對生命自由的追求、對生命痛苦的超越。人生的短促、時光的飄忽使人不能不麵對人類必然的歸宿——死亡。儒家注重生命的價值生存形態，對死亡采取回避態度，孔子一生“樂以忘憂，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以一種宗教承擔的熱忱為仁的境界而自強不息，不去考慮個體的存在與毀滅。到了漢末因現實的黑暗、社會的動亂，老莊學說廣泛盛行，儒學失去了維係人心的力量。士人清楚地認識到，人隻是在偶然的時間、地點，被拋到了這個世界，又會偶然地失去世界。對這一悲劇的結局，人是無可奈何的。就生而言，是注定了要失敗的。曹丕詩中充滿了對死亡的哀傷。《短歌行》是思念亡父之作。詩曰：
仰瞻帷幕，俯察幾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
神靈倏忽，棄我遐遷；靡瞻靡恃，泣涕漣漣！
呦呦遊鹿，草草鳴麑；翩翩飛鳥，挾子巢棲。
我獨孤煢，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
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發，生一何早！
長吟永歎，懷我聖考。曰仁者壽，胡不是保？
一代雄傑，叱吒風雲，不可一世，忽然之間冥然物化，將他的奮鬥、事業、遺恨全留給了後人。作為魏王的繼承人，曹丕麵對亡父的遺物，回思對自己的恩情，不禁“泣涕漣漣”、“憂心孔疚”。戰爭、疾病隨時會奪走親友的生命。僅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大疫中“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曹植《說疫氣》）。曹丕《與吳質書》中說：“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這種“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曹丕佚題詩）的慘酷現實刺激詩人產生萬端感慨，詩中充滿人生短促的喟歎。“不悲身遷移，但悲歲月馳。”（《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是下層勞動者的歎息。“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善哉行》）是文士的感歎。詩人將客子思鄉與人生意義的思考結合起來，他寫道：“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同上）。在歲月的長河中，個人是一葉無槳的小舟，隻能聽任河流的擺布，隨時都有舟覆木散的危險。王夫之評曰：“微風遠韻，映帶人心於哀樂，非子桓其孰得哉？”（《船山古詩評選》卷一）
莊子曰：“人之生也，與憂俱生。”（《莊子·至樂》）人總會有種種欲望、需要，現實與欲求之間產生難以彌合的衝突，憂愁便於此萌發。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是衣食的需要，但並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曹丕《上留田行》以“居世一何不同”發端，揭示出“富人食稻與粱”、“貧子食糟與糠”的兩個尖銳對立階級的不同生活，貧子在無可奈何之中推諉於天命的軟弱，正是人的無用性的反映。
人生的災難會突如其來。《十五》是一首登山觀景之作：
登山而遠望，溪穀多所有：楩楠千餘尺，眾草之盛茂，
華葉耀人目，五色難可紀；雉雊山雞鳴，虎嘯穀風起，
號羆當我道，狂顧動牙齒。
當詩人居高臨下，俯視大自然的美景，沉醉於審美享受之中時，猛然發現“號羆當我道，狂顧動牙齒”。多麼可怕的自然！在荒莽的自然中會有此驚恐，在險惡的人間又何嚐沒有？人生在世，不隻有自然與人的對立！亦有社會與人的對立以及人與人的對立！因為社會的動亂、生計的逼迫，多少士人背井離鄉、拋妻別子，於是遊子思婦成為建安時代的普遍現象，曹丕的詩歌深刻地反映了這一時代的憂傷情思中的生命意識。
遊子飄泊在外，孤苦無依，有家難回，對世態的炎涼、人生的冷暖體味尤為深刻。《雜詩》二首展現出了遊子的痛苦難言心態。詩雲：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
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
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
棄置勿複陳，客子常畏人。
在“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之時，遊子徘徊在曠野，他的情思飛向故鄉，思鄉情結困擾著他，“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故鄉，是他在無依的飄泊中渴望停泊的港灣，那裏有他的親人，有他生命的根，然而他不能歸去，隻有“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他抑鬱的情思無處訴說，“棄置勿複陳，客子常畏人”二句寫盡了他的痛苦。在《善哉行》中他寫道：“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他的憂患感超出了個體哀樂的範疇。《陌上桑》寫士卒離鄉遠征，可貴的是詩人並沒有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教訓士卒，而是細致刻畫出普通士卒的真實心理：“涕泣雨麵沾枕席”、“惆悵竊自憐、相痛惜。”唯其真實，才親切動人。曹丕借遊子題材，表現了人生的孤苦飄零，有一股蒼涼之氣貫注其中。
與遊子之愁相應的是思婦情思，曹丕的思婦詩不少，最突出的當推被王夫之譽為“傾情、傾度、傾色、傾聲，古今無兩”的《燕歌行》二首：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
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
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
爾獨何辜限河梁。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
鬱陶思君未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
涕零雨麵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歎！
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肺肝。
耿耿伏忱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
仰看星月觀雲間，飛鶬晨鳴聲可憐；
留連顧懷不能存。
關於這兩首詩對思婦心理的藝術刻畫，前人論述頗豐，此不贅述。值得我們重視的是詩人為什麼采用柔腸婉轉、掩映多姿的女性美來表述淒苦哀怨的心情。我們知道人隻有在孤獨、冷落、寂靜中才能體味、反思生命的苦樂。在中國古代，婦女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生活在全封閉的社會環境中。出嫁從夫的古訓使她們隻能依賴於丈夫，寄幸福的希望於丈夫。當丈夫長年淹留它方，思婦獨守空閨，生活空曠而又寂寞。對於紅顏少婦，可謂人生的一大不幸。再加上女性敏銳、細膩的情感使她們對離愁別苦的體味至為深刻，而這也正是詩人對生命苦難的體認。她們的痛苦心理，也是生命本體所要承受的沉重苦難。
與思婦題材接近的還有寡婦、棄婦等社會問題題材。封建社會男子視女性為玩物，可以“七出”之條為由拋棄妻子，另覓新歡。當劉勳因“悅司馬氏女”而休棄生活了二十餘年的妻子時，曹丕寫作了《代劉勳出妻王氏作》，對王氏深表同情。如果說棄婦與丈夫已恩斷義絕，思婦與丈夫後會有期，那麼寡婦則最為不幸。所愛的人一旦物化，深埋於九泉之下，永無相逢之日。曹丕《寡婦詩》將這種辛酸寫得淋漓盡致：“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作於同時的《寡婦賦》說：“惟生民兮艱危，於孤寡兮常悲。”將寡婦之悲與生民之艱危銜接起來，深化了生命意識。
曹丕筆下的女性都是美麗善良的化身，她們往往代表人性中至善的因素，而她們的命運卻是不幸的，兩者之間形成強烈的反差，這既是對不合理社會製度的控訴，也是對人生無常、生存空虛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