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釋後，趙敬之住進陳中柱家中治傷、休養，兄弟倆經常促膝談心，趙敬之還根據陳毅的指示，幫助陳中柱整肅了政訓處，清除了日偽分子，成立了政治工作隊，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鼓舞士兵的鬥誌。陳中柱挽留義弟幫他帶兵。並委以重任。但因為趙敬之接到了陳毅的秘密通知，他謝絕了義兄的一片盛情，借口回鄉看望老母，返回鹽城。
1940年，在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浪潮中，有人拉陳中柱同流合汙，陳中柱拒絕了，於是他便成為日偽軍的眼中釘，處境十分險惡。他率四縱隊孤軍奮戰百餘日，彈盡糧絕。在這種情況下，陳中柱想起陳毅的囑咐，率部向新四軍駐地靠攏，準備起義。就在他轉戰到興化水網地帶時，突遭日偽軍五路截擊、包圍。陳中柱一麵激戰一麵派人與新四軍聯係。陳毅得知陳中柱的情況，當即派趙敬之率一個加強營火速出擊，援助陳中柱突圍。1941年6月7日，當新四軍增援部隊強渡到第六道河時，遇到了衝出包圍的陳部殘兵，才得知陳司令已經壯烈殉國了。
日軍為了邀功，殘暴地將陳中柱的頭割下來送到泰州的日軍步將那裏，陳夫人聞訊後帶著幼女毫無畏懼地闖入日軍司令部，索取丈夫的首級。日軍司令深為她的果敢行為震驚，捧交了陳中柱的首級。陳夫人將丈夫屍體縫合好，安葬在泰州城下。
1947年夏天，黨派趙敬之建立蘇皖邊區第五行政區高級專科學校。8月2日下午，在趙敬之穿越串場河敵人封鎖線時，被國民黨便衣隊發現，麵對敵人，他臨危不懼，縱身跳入河中向對岸遊去。敵人以排槍向他射擊，擊中了他的頭部，趙敬之壯烈犧牲在串場河中。
40個春秋過去了，1986年10月，鹽城市政府將趙敬之烈士的陵墓從串場河畔遷入鹽城公園的烈士陵園，同時舉行了隆重的立碑儀式。
這時，已旅居國外的陳夫人得知丈夫義弟遷靈的消息，馬上飛越重洋，回到祖國，向趙敬之的陵墓敬獻了鮮花，然後向政府提出申請：追認陳中柱將軍為烈士；為紀念丈夫及其義弟的生死之交，將陳將軍的陵墓也遷到烈士陵園中，讓兄弟倆永遠相伴。1986年，政府批準了陳夫人的請求，兩位生死結盟的兄弟，兩位為民族獻身的英傑，兩個中華民族的忠魂，相陪相伴，同被人們祭奠，共為人民敬仰。魯迅拉著鬱達夫手同行
魯迅和鬱達夫從1923年2月17日相識，曆經10餘年而友誼日增。
魯迅和鬱達夫之間，不論在思想認識，生活態度和文藝見解等方麵，都存在著明顯的差別，但他們求同存異，赤誠相見。鬱達夫對魯迅十分尊重。
魯迅與鬱達夫交往比較密切，是魯迅到上海以後。1928年6月創刊的《奔流》，是他們合編的月刊。鬱達夫雖稱編者，實則掛名。魯迅“因為《奔流》，終日奔得很忙”。而鬱達夫卻比較閑適。他們都各得其所，相處得很好。
1930年2月，魯迅、鬱達夫一起列名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不久，“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鬱達夫又經魯迅介紹，參加了左聯。由於當時鬥爭複雜，鬱達夫思想有些矛盾，一方麵他有正義感和愛國熱情，另一方麵他又有感傷、頹廢等情緒。在魯迅麵前，鬱達夫從不掩飾自己的矛盾，魯迅則坦誠相待，他寫贈鬱達夫的詩作就是明證。
1932年12月31日，魯迅為中外友人題詩寫字，一連寫了5幅，《無題》則是專為達夫新寫的：
洞庭木落楚天高，
眉黛猩紅戰袍。
澤畔有人吟不得，
秋波渺渺失離騷。
這首詩曾經得到人們的高度讚賞，鬱達夫就最喜愛它，稱它是魯迅七絕中的壓墨之作。從詩中看，對於鬱達夫似有慰問和勉勵之意，希望他認清形勢，多為社會做些有益的工作。這時距鬱達夫攜妻王映霞移家杭州隻有3個多月，也許魯迅已經了解老友早萌退居之意。
這首詩，於1933年1月10日寄出，並附信“丐其寫字”。鬱達夫收到後，便寫了一首專門獻給魯迅的舊體詩，於1月19日特地送上門來。詩中有“彷徨呐喊兩悠悠”，“不廢江河萬古流”句。這首詩用風趣的筆調，飄逸的風格，對魯迅的業績作出了熱情的評價。
鬱達夫支持魯迅，魯迅也關懷鬱達夫。就在1933年，魯迅又借為王映霞寫字之機，題詩一首贈鬱達夫：
錢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嶺。
墳壇冷落將軍嶽，梅鶴淒涼處士林。
何以舉家遊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這首詩的寫作背景是：1933年4月25日，鬱達夫離開鬥爭漩渦上海，偕同妻子王映霞回杭州養息。之後，他與當地官員、士紳應酬往來，接受款待，寫了一些點綴太平的遊記一類的文章。魯迅借用典故，對鬱達夫進行規勸，並寄托著殷切期望。
魯迅這首詩的前三聯，一再以史實典故作喻，極言杭州還是暴君統治的天下，雖然風和日麗，小山香滿，但非愛國誌士棲身之地。全詩的重點在第四聯，希望鬱達夫認清形勢，“舉家遊曠遠”。及早遷離杭州，在“風波浩蕩”中抒寫情懷。可惜鬱達夫一味迷戀湖光山色、醇酒美人，辜負了魯迅的期望。可以這樣說，魯迅是鬱達夫思想和事業上的諍友，在激烈的生活波浪中，他是拉著鬱達夫的手一同前進的。如果鬱達夫能夠傾聽魯迅的忠言，認真克服自身的弱點，他就不至於走那麼曲折的道路。所幸者是抗戰爆發後，鬱達夫的愛國熱情又熊熊燃燒起來，終於不負魯迅生前的殷切期望，在海內外的“風波浩蕩”中奔走辛勞，為民族解放和新文化建設作出卓越的成績，並獻出最可寶貴的生命。田漢與周信芳劇壇知己
田漢與周信芳都是我國劇壇的一代宗師，兩人交往密切，友誼深厚，在戲劇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
田漢18歲去日本求學，途經上海觀看了周信芳的京劇藝術。1923年秋，二人相見，一見如故。周信芳說：“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今天我們能一見如故，明天就以兄弟相稱吧。”
從此，二人交往甚密，一起切磋戲劇曲目。
1928年，田漢創辦了南國藝術學院，不久受挫停頓，轉而集中力量辦南國劇社。劇場難借，又沒戲台，在周信芳的全力支持下，公演贏得了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
1930年，田漢改編的《卡門》被國民黨當局禁演，田漢遭搜捕。由於魯迅先生的及時警告，田漢轉移，悄悄來找正在演出的周信芳，周信芳給田漢改了裝，又拿出錢給田漢，然後設法將其送到日租界的一位朋友家裏，田漢才免遭拘捕。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周信芳、田漢等人冒著敵人的轟炸，在上海為不做亡國奴而奮勇鬥爭！
1948年，田漢離開上海，進入解放區。
田漢與周信芳再次見麵，已是新中國誕生前夕。1949年6月，周信芳被選為出席全國第一屆文代會的代表赴京開會。戰友重逢、感慨萬千。此後，田漢在北京擔任文藝界的領導工作，曆任文聯常委，文化部藝術局局長、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等職務，周信芳還是在上海從事戲劇活動，任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劇協上海分會主席、上海京劇院院長。他們雖然遠隔兩地，卻仍在同一條前線上工作，兩人南來北往、凡相聚必作長談，分別時又總依依送行，友情與日俱增。
1961年2月，文化部隆重舉行周信芳演劇生活六十周年紀念活動。田漢到會作了題為《向周信芳同誌的戰鬥精神學習》的講話，高度讚揚了周信芳的戰鬥精神，革命熱情以及對京劇藝術的貢獻，稱他為“戰鬥的表演藝術家”。在紀念活動中，周信芳先後在北京、上海演出了《打漁殺家》、《烏龍院》等拿手好戲。田漢欣然命筆，贈詩四首，其中兩首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