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我補課的博洲大哥
陳鍵興
2008年那場大地震過後，我和台灣建築師楊尊傑商量著要去災區蓋一所學校。籌備一段時間後，我們幾個朋友請了假，前往甘肅文縣考察。那裏受災不輕，但或許因為媒體較少報道，仿佛被“遺忘”一般，所以我們特意選擇了這樣一個地方。
那天，我們輾轉抵達文縣縣城，已是傍晚時分。正在街頭“覓食”，突然接到同事凱哥的電話，說是博洲大哥來北京了。回到住處，我給博洲大哥寫了一封郵件，一方麵為不能在北京接待他而道歉，並將我們要在文縣做的事情大略地告訴了他。隔天，我就收到了回信。幾年過去了，我還記得博洲大哥在信裏說，沒能在北京見麵不打緊，知道了我們要做的事情倒是著實感到高興，知識分子要有所言，也須起而行，方能不負時代。
慚愧的是，我們最終沒能完成計劃。每每想起博洲大哥那封信，我的心裏既感動，又難過，感動的是他的勉勵，難過的是自己的辜負。
說來也感慚愧的是，我與博洲大哥相熟多年，但在2012年以前卻一直沒有動筆寫過他，雖然他從不在意這件事情。其實，向大陸讀者介紹這位“一腔肝膽寫春秋”的台灣紀實文學作家，在我認識博洲大哥之前就已列入采寫計劃。然而，相識之後，此事卻一再擱置，必須承認有惰性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愈熟悉便愈難下筆，愈了解便愈想更深入，尤其是要寫這樣一位數十年紮入田野調查挖掘台灣不為人知曆史的“大記者”，故事常常套著另一個故事，人物往往牽扯出另一個人物。於是，一談再談，便“蹉跎”數年。終於在2012年年初，我不敢再拖下去了，就有了一篇4000餘字的專訪。
也是2012年，博洲大哥的《幌馬車之歌》終於在大陸出版，距離他在台灣推出這部作品時隔長達24年。回想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作品“登陸”的台灣作家，在大陸人的閱讀版圖中，藍博洲這個名字恐怕是陌生的。而近年來隨著赴台遊的開放，“涉台”書籍在大陸風行一時，除了林林總總的旅行書外，台灣作家記述寶島曆史風物的作品也大受追捧。這自然是件好事情，兩岸之間的隔閡需要通過閱讀彼此去消弭。然而，我也發現，不少大陸朋友在品讀台灣時，或者局限於當下（多是為旅行台灣“備課”），又或者習慣性地鎖定於“1949以降”（例如說到台灣曆史就想起“老兵”），對於台灣在中國更長曆史風雲中的命運還缺少更深入的了解和體察。尤其關於“甲午之殤”後的台灣民眾史，不隻大陸人，就是不少台灣人也不甚知曉其中的真相。而這一頁並不久遠卻被隱匿深埋的往事，恰恰是博洲大哥筆耕不輟的溫熱土壤——那裏是“大江大海”的“上遊”，不應被忘卻的源流之地。
20餘年，20餘本書，僅是博洲大哥多年田野調查的部分成果。每次到台灣，工作之餘，我和博洲大哥偶爾會約個小飯局。一家巷弄裏的老店，或是某位老友家中，一盅金門高粱，或是幾瓶台灣啤酒，話題穿梭於曆史與現實之間、台灣與大陸之間，他幫我一再“補記”著心中那本“台灣故事”，豐富了我對“台灣人”的認知與理解。
藍博洲筆下記錄的是一些怎樣的台灣人，怎樣的人？2012年農曆正月初一，他引我走進苗栗山鄉，去造訪一段隱秘曆史的遺跡。沿著蜿蜒崎嶇的產業公路，穿過潮濕陰翳的密林，我們來到兩山夾著的山腰處，在一座古舊的茶亭落腳。博洲大哥也曾帶學生來到這裏，希望讓台灣的年輕一代知曉幾十年前有一些長輩為了理想不畏生死。他告訴孩子們，那些被荒煙蔓草湮沒的亡者是真正愛台灣的先驅，他們的胸中燃燒著樸素而熾熱的中國意識，而尋索那段不為人知的滄桑往事不止為了紀念，也是要揭露“台獨”政客對曆史的歪曲、對先人的褻瀆。
對博洲大哥的訪談，算起來花了好幾年，終於要動筆時，卻一度不知如何寫起。那是一個冷雨淒清的午後，我獨自一人來到台北六張犁公墓。我舉著一把黑傘，拾級而上，周遭空無一人，放眼望去是半山的墳塚。我要尋找博洲大哥提到過的那個亂葬崗，不知不覺就迷了路般，茫然呆立在山間。一排排墓碑上，刻著“江蘇”、“山東”、“江西”、“四川”、“廣東”、“吉林”……這不大的坡地上竟葬了大半個中國。突然間，身後傳來人聲，原來是一位墓園管理人員，他用閩南語問我要去哪裏。當我告知來意，那個中年男人熱心地將我引下階梯，帶到入口處左側。那是一處灌木掩映的緩坡，定睛望去，一尊尊二三十公分高的石柱被暗綠色的青苔包裹，不規則地散落著。男人走開了，我收起傘，站了一會兒，很難說清當時心裏的思想，隻是在要轉身離開時有種急切回到書桌前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