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曆史中的失蹤者
——《台共黨人的悲歌》與台灣的曆史記憶
汪暉
1993年年末，在多年查訪之後，藍博洲終於來到嘉義新港通往雲林北港的公路旁一處荒蕪的墓地。這裏埋葬著兩位死於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共產黨人和他們留在人間後來卻自己結束生命的孩子。幾十年來，沒有外人尋訪這處荒墳，即便墓中人的親人也並不真正了解他們的生平事跡。如果沒有作者長達十多年的調查、尋訪和研究，除了留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官方檔案中的名字，他們或將永遠沉沒於黑暗之中。讀完全書，我才明白了作者沉重的慨歎：“這座尋常的墳墓竟然埋葬著一段不為人知的傳奇而悲壯的台灣近現代史，以及被黑暗的曆史侵奪的一家三口的悲劇。”《台共黨人的悲歌》（以下簡稱《悲歌》）一書以實證資料和當事人口述為據，勾勒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其後“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台共黨人的悲壯故事。作者通過這個被埋葬的“現代史”的發掘，向讀者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這的確是一段深埋地下的、被遺忘了的“台灣近現代史”，那麼，在半個多世紀中，通過取消了這段曆史而形成的台灣近現代史到底是什麼史，或又能是什麼樣的史呢？
一
藍博洲是苗栗客家人，1979年考入輔仁大學法文係。這一年中美建交，島內政治生態丕變，中國大陸也正處於另一場巨變的開端。1981年，在擔任輔大草原文學社社長期間，藍博洲邀請楊逵、陳映真等鄉土文學作家來學校演講。楊、陳都是台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人、非黨的左翼人士。陳映真是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間發生的、受到國民黨政權壓製的“鄉土文學論戰”的主要參與者，而楊逵則是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被挖掘的、具有鄉土性的左翼抗日作家。與此同時，藍博洲也偷偷閱讀魯迅和中國左翼文學作品。[1]通過地下流通的吳濁流的自傳體長篇小說《無花果》，他也接觸到長期不能言說的“二二八”曆史。正是經由這一摸索過程，藍博洲開始用文學方式探索台灣現代史，踏上了重建台灣現代史與中國革命之曆史聯係的道路。他畢業於法文係，卻與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潮流岔道而行，將自己置於二十世紀中國的左翼現實主義傳統之中。
藍博洲的文學生涯開始於台灣曆史的轉折關頭。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台灣進入了一個浪潮洶湧的新時期。就在那一年年初，藍博洲加盟陳映真主持的《人間》雜誌，參與了關於“二二八”事件40周年的民眾史專輯製作小組。同年7月，他在《人間》雜誌發表《美好的世紀》，講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郭琇琮大夫的故事，次年又發表《幌馬車之歌》，將另一位“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鍾浩東校長的生命史奉獻於讀者麵前。台灣醫生的抵抗傳統、台灣革命者的悲壯奮鬥，以及台灣左翼文學的曆史脈絡，構成了貫穿藍博洲的文學和曆史寫作的主要線索。這些作品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之後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為背景，試圖通過被遺忘的曆史的回溯向醞釀著巨變和激烈曆史/政治爭議的台灣社會發問。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中留下了《幌馬車之歌》的影子，而《好男好女》就是根據這部作品改編。即便如此，在新的潮流中，藍博洲的作品遭受更多的可能是漠視、拒斥和有意識的遺忘。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兩岸分治局麵的形成是台灣曆史的分水嶺。這個分水嶺的意義可從兩個方麵加以把握，首先，由於新中國的建立和國民黨退守台灣，國共內戰進入了一個以兩岸分治為基本格局的時期，我們甚至可以從戒嚴令的頒布本身看出：分治格局事實上是國共內戰的延伸。台灣戒嚴令的名稱為“《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一號》”，由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於1949年5月19日，並於次日實施，距離“國民政府”於1949年12月遷台約半年時間。在那之前，1948年12月10日，國民政府於南京宣布第一次全國戒嚴令，台灣及新疆、青海、西藏、西康等距離國共爭奪的主要戰場較遠的地區不在戒嚴令範圍之內；1949年7月7日，代總統李宗仁還曾頒布過第二個全國戒嚴令，但很快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全麵退守台灣。實際上，《中華民國刑法》第100條（內亂罪）原本為1928年刑法草案內容，1935年1月1日正式頒布，但備而不用，至1950年台灣戒嚴時期開始實施，1992年修訂。兩份全國戒嚴令在大陸的迅速廢止和台灣戒嚴令的漫長延續（38年又56天）之間有明顯的連續關係，它們共同反映了中國的曆史巨變和國民黨政權的曆史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