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二十世紀的夕陽即將悲壯而輝煌地墜隱之際，我仍聽到了不可抗阻的奔騰不息的文學大潮聲。多年來，作為一個默無聲息的文學觀潮者，我尤其鍾情於在夕陽暮色下領略著世紀末文學的潮漲潮落。因為，本世紀的最後十年恰值中國曆史處於千載難逢、百年一遇的社會轉軌、經濟轉向、文化轉型、文學轉製的關口。短短的十年，文學卻似乎曆經了百年滄桑！兩百多年前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曾經問道：“在一貧乏的時代裏，詩人何為？”這一遙遠的追問在世紀末的中國得到曆史的呼應：在既“繁富”而又“貧乏”的九十年代中國，文學何為？
對於這樣一個具有終極性、永恒性的命題，世紀末的中國文學當然難以解答，真正的解答也許隻有在人類的文學終結之後。這些年來，無論是麵臨著文學“浪卷起，千堆雪”的無比壯觀景致，還是默對著“浪淘盡，千古風流”般的無限悲愴的情境，我都執“迷”不改我眷戀於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的初衷。我願意在此為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留下蒼茫暮色中的晚照。當然，也許隻是殘照而已。
我第一個將此“殘照”獻給我的妻子陳倩女士，多年來她始終不渝地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理解我、支持我，我相信，對此“殘照”，她不會嫌棄隻會珍藏。當然，盡管是“殘照”，我還是冒昧地以此致謝我的師長（尤其是已故恩師魏兢江先生，他多年來對我的教導和培養我將永遠不會忘懷）、我的學友，以及一切關心我、理解我的同事和朋友，所有這些人在我的孤獨的寫作中給了我動力與勇氣。龍長吟先生對本書的傾情舉薦使我在寂寞的研究中感受到莫大的欣慰；鍾友循教授、譚桂林博士對該書的審閱和評價使我能在客觀而冷靜的反思、審視自己的同時品味到探索的艱辛與學術的永恒；湖南文藝出版社的鄧映如先生以及本書的責任編輯唐健先生對於本書出版的熱情支持和心血耗損，我將銘記於心。因為，這本書畢竟是我的人生經曆的階段性的懷念與告別。
是以為“結語”並兼作“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