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有效的語言都是最簡單的語言，如部隊的“立正、向左轉、保證完成任務”。不僅是語言，還有定理、規律、做人、做事都一樣。
我在這一點上算得是一個受益者。前幾年，我在偶然中聽到了湖南修高速公路鐵路麵礦石，我立即抓住這一大商機，組織了二支小分隊在湖南及周邊省區找礦產。花了一年時間，找到了幾個礦產，在未開發之前，便要與交通廳的相關部門談開發及購貨合同。
首先，我進入了誤區，我們雙方想成立一個合作開發公司，我堅持要當公司的絕對決策者，這件事談來談去就是半年。後來對方也覺得有大利可圖，就自己找人開始探礦。花了幾千萬元未果，出來的產品不合格，對方再回過頭來找我談判。此時，我怕又陷入扯來扯去的僵局，於是，想了一條最簡單的方法——賣專利賣開采權。如果一來，很快就談成了一次性付款的轉讓合同。數千萬現金到手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也從簡化中得以保全了性命。當時派性鬥爭十分激烈，雙方都爭取我加入，麵對不辯東西的時局，我也不知是加入那一邊才對，我看到許多人被關被整死，今年這一派當紅，明年那一派當紅，相互傾軋的人太多太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給家人子女帶來滅頂之災。我後來終於想出一條萬全的簡單有效的辦法來了。我哪一邊都不參加，少說話，埋頭全力以赴鑽研技術，我想，隻要有生產就一定缺不了我這頂級技術員。果然不出所料，我在亂世中保全了自己及家人。我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沒有卷入十年殲浩劫的大浪中去。
我在大學教書其間，還有一事是采取了簡潔的辦法解決得比較好的。學校有很多教研組，每個組期都要選出最優者，最優者獎金自然多出幾元。其它每期都為了爭那5元錢而明爭暗鬥，隻有我這小組皆大歡喜，因為我采取了“輪流第一”的簡單方法，故風平浪靜。
總之，無論是生活中，還是工作中，我們的確有時會把問題考慮得非常複雜，以致於群入其中，找不到解決的辦法，尤其是做人。
錢鍾書有一個三不的做人做學問的原則，他不見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說一些不痛不癢的話，不做一些不輕不重的事。顯然，越是大家，越會過一種減法的人生，越會過一種深居簡出的生活。
信息時代，我們每個人無論有錢沒錢，都活得很累，我有個朋友叫王忠和，億萬富翁，我有一次被邀到他家中吃飯。我第一次到他家，連受三驚：一驚他家中餐廳裏居然擺有四張大圓桌，可見隨時都有許多人來他家吃飯，二驚是他的客廳裏沙上坐滿了人，富人、窮人一群群，三驚是找他談項目的接二連三。我問他什麼時間睡覺，他說每晚兩點前很少上床，四點前很少睡得著。
我為他擔憂，一個人若活到這個份上，就多少會有些遺憾。我時常勸他，簡化一點，簡單一點。他總是點頭說：難呀，難呀，再過幾年或許好點。
我也隻有苦笑的份。
減一半不必見的人。
據說，美國的財閥們有一條共同的家訓：不進行無謂的交際。
換句話說，他們不將時間浪費在沒有價值的事和沒有價值的人身上。這看起來有點勢利，卻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生存之道。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自獲諾貝爾獎之後，受盛名之累，常被官方、民間，包括電視廣告商人等等，拉著去做這做那。文人難免天真，不擅應酬，心慈麵軟，不會推托；做事又過於認真，不懂敷衍；於是陷入忙亂的俗事重圍，不知如何解脫，終於自殺，了此一生。
固然，對一位作家來說，能獲得諾貝爾獎，這口井已經算是鑿得夠深了。但如果他不被卷入使他煩倦不堪的瑣事，而能依然寧靜度歲，以他東方式的豐富晶瑩的智慧，或可有更具哲理的創作留傳於世。
“能者多勞”，是對一個有才幹的人的讚譽，卻也是對他的一種悲憫。所有成就大事業者，都是惜時勝金，往往是深居簡出，閉門謝客。
湖濱散記的作者梭羅，為了要寫一本書，而去森林中度過兩年隱士生活。自己種豆和玉蜀黍為食，擺脫了一切剝奪他時間的瑣事俗務，專心致誌，去體驗林間湖上的景色和他心靈所產生的共鳴。從中發現許多道理，而完成了這本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