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是儒家的入世之境，這種境界強調人性的自然要求，求聞達，求建樹，忠君愛國，服務鄉梓，積極奮鬥，有所作為。孔子的“學而優則仕”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等有關言論都反應了這種積極入世的人生境界；然而，積極奮鬥和追求名利之間實在隻有一牆之隔，古代知識分子十年寒窗，為求聞達，一旦成就功名，就麵臨官場的角逐和權力的傾軋，極難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要麼同流合汙，要麼像陶淵明那樣退隱山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者像蘇東坡、海瑞那樣被貶到海南島，落個悲慘的結局。儒家鼓勵人們奮發向上是好的，但當身處逆境，無法施展政治抱負時，怎麼辦？儒家沒有答案。然而這個問題在道教的老莊那兒卻可以找到答案。
第三種是道家的自然之境，道家所說的“道”，就是自古而固存的自然法則，它是宇宙的本源，它非常大，超越時空，無可限界，它生機勃勃，又毫無私欲，萬物都依賴它。道家從宇宙的博大永恒視出人生的渺小和短暫，從而悟出一切營求和角逐的無謂，表現出一種無須執著，任性適意，無所拘束，逍遙自如的人生境界。這種境界在勸戒人們順應自然，淡泊名利的同時，又不免帶上無可奈何的消極因素，因而也不是一種完美的人生境界。
以上三種境界，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如何揚長避短，如何繼承和把握，一直是人們努力實踐的目標。
我國古代一部分知識分子在人生境界的選擇上很值得後人借鑒，他們一麵采取儒家積極入世的生活態度，以求建功立業，施展抱負；一麵采取釋家的空靈來尋求人格上的超拔與精神上的清涼；又一麵借道家的飄逸和豁達，保存了人和大自然的感情。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建功立業，匡時濟世，但絕不迷於名利；在遭貶或退隱時，也不消沉，而且有足夠的閑暇與自由，腳踏實地地來愛這個世界，因為他們深知，奔走競逐並非造福人類的良方，而唯有大家看輕名利，放棄角逐和傾軋，才能使人間真正地寬朗和平，從而達到一種“成固欣然，敗亦可喜”同樣有所為的人生境界。這種境界亦儒，亦道，亦釋，卻又非儒，非道，非釋。 蘇東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蘇東坡年少顯才氣，年輕為官頗做了幾件利國利民的好事。他34歲時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貶杭州，按常情來說，他必定義憤填膺、愁眉不展或者怨天尤人，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常駕舟悠遊於湖水之上，徜徉於山水之間，似乎他的遭貶並非惡運，反而給了他飽覽美景之機，他在詩中寫道：“水光瀲灩晴放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中的“晴放好”與“雨亦奇”既是對西胡美景的頌讚，也是他對人生否泰，處之淡然的寫照。44歲任湖州知府時被控入獄，獲釋後被貶黃州，便在溪山的東坡躬耕自食，生活簡樸，自稱“東坡居士”，寫下了不少恬淡悠閑的作品。其中《赤壁賦》不僅寫景與抒懷，還表現出他那不同凡響的人生境界：“白露橫江，水光接天，……，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借水之浩闊，寫人之渺小，借宇宙之廣漠，寫人所感應到的無拘束的自由。由於他的豁達豪放和超然於俗世之外的人生境界，結果反而使他有機會暢遊各地，至今還留有他的不少遺跡，這也是他的政敵始料不及的。蘇東坡的人生境界是值得後人借鑒的。
雜文家憶情的人生境界
人在一生中總要經曆大大小小的坎坷，在經曆這些可以被稱之為“磨練”的坎坷之後，人的精神狀態及其他各個方麵總會發生或大或小、或好或壞的改變。如果這種改變能夠提升自己某方麵的狀態，使自己能夠達到一定的水平，便可以說達到了某種“境界”。
有的人一生曆盡無數艱辛方能達到一種所謂的“境界”，而有些人則曆經數次坎坷，達到了另一種“境界”。於是本應是混沌一片的境界，便如同盤古開天辟地一般，有了上下高低之分。
古人雲：“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其實不然，人生各般，其理皆通，無論何人做何事，隻要精於某道，都能通過此道或多或少地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諦，體悟到人生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