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2004年，我住在北京潘家園附近。喜歡舊書的人知道，那是淘書的好時候、好地方。當時，大家的文物觀念樸實到一百年的舊書不太當東西。我買的第一套《俾斯麥傳》是1898年版的，兩巨冊。硬殼精裝封麵沒有了。賣書的人說，收書的時候嫌硬殼占紙張的分量，論斤要吃虧，撕掉了。1899年香港版的巨冊藏文拉丁文字典、1877年獻縣天主堂印刷的漢—拉—法字典巨冊，我以20元的代價獲得，天方夜譚吧？當時於我是沒有更好的書可買，於賣者是晚上省得再運回去：算我幫他個忙。
集子裏的一部分文字就是由這樣的掌故構成的。讀書藏書類的報刊有時約稿要這些勞什子，我就拿去發表了。
2006年春夏，深圳一家報紙的副刊聽說我在讀《紅樓夢》，於是說何不寫寫讀後感。“紅樓也談”以及紅樓外圍書的文字是這樣產生的。2009年夏天我又續“夢”，還實地考察了曹雪芹在北京的蹤跡。
“談紅從收藏入手”是考察的結果，題目是因為刊物的收藏性質決定的，並且我也確實買了許多舊版紅樓夢的影印品。
2007年夏天，我突然對印章和硯石產生興趣。也買了些書看；也買了些石頭刻。有幾篇文字是閱讀此類書籍的結果。
忘了是否2008年，也在夏天，我在書櫃裏無意中翻到一堆編好的文稿。那是十五年前上海《書城》雜誌結集用的稿子。陰錯陽差，我沒有趕上那次出書。“流浪作家恰特溫”之類就屬於那次的“箱篋舊稿”，今天讀來恍如隔世！
另有一些文字因為掌故少，議論多，從前未考慮結集。近來發現這是低估讀者能力的想法。一個弄文字的人一段時期內對事物的意見屬於一個時代的部分思想風貌，對後代來講也是文獻。人微言輕——顧不得了。
一個人無論寫什麼領域的東西，總要有點兒散文的意蘊。我想這是給舊文結集最體麵的理由。於舊書信息之外，我希望對讀者有這方麵的奉獻。
書名是同高為兄商量起的，難得遇上他這麼個“書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