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舊夢堪追憶——郭在貽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祭
1989年1月10日。郭在貽先生以差一天五十周歲的英年永遠離開了我們。二十年來，這個日子始終烙印在我心深處。我很不願意去驚動它，它卻時常經意不經意間湧上心頭，勾起我的痛楚，一任淚流滿麵。這個日子痛著、卻又清明著我的心性，使我不敢懈怠、不敢沉淪，惕勵著努力前行……
一衣帶漸寬終不悔
1983年9月，我入讀西子湖畔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西溪校區）中文係古典文獻學專業。1987年6月，我本科畢業。由於我在本科期間，專業成績排名年級第一，經中文係研究決定，由郭在貽先生、祝鴻熹先生和曾華強先生聯合推薦，保送我入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攻讀文獻學碩士學位。從1983年9月到1988年11月郭先生一病不起，六年期間，郭先生為我們講授了六門專業課，其中《訓詁學》、《楚辭》研究專題、《史記》《漢書》研究專題、《俗語詞研究》四個專題是為我們本科班講授的；《說文段注》研究專題和《俗語詞與敦煌變文研究》專題是為古籍所和中文係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一起開設的。從本科階段到研究生階段，先生講授這六門課，都指定由我擔任課代表。因此，我是在課內外與先生聯係較多的學生之一，這使我有更多的機會得到先生的耳提麵命。
1984年前後，郭先生給我們上“訓詁學”。第一次上課，他就在黑板上寫下一行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和“無證不立”，然後轉身對我們說：“這前八個字，是胡適先生說的。大家都知道，他主張‘隻研究問題，少談論主義’，因此，這些年沒少被批。可是，他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新生是有貢獻的。他提出用新的研究方法‘整理國故’，今天依然有借鑒作用。他這八個字，依然是我們做學問的指導。這後四個字，是乾嘉學派的學風傳統。任何一個觀點的提出，都必須千方百計地竭澤而漁，找到充分的證據證明自己的觀點，而不能主觀臆斷、空穴來風。你們進來了，學文獻學這個專業。古人治學講師法，講家法。我們薑亮夫先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出來的，是王國維先生、陳寅恪先生的弟子。我們蔣禮鴻先生對敦煌變文字義的研究，依循的是乾嘉樸學的路子。因此，搞訓詁學，搞文獻學，必須有紮紮實實的學風。《說文解字》和段玉裁的注、高郵王氏父子即王念孫、王引之的著作你們必須看，這是看家本領。但是，我們也不能抱殘守缺，要有新的材料發掘，要有新的研究方法和視野。即便是乾嘉樸學，也還是有繼承‘經世致用’學風的人。比如焦循的《孟子正義》、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他們既遵循樸學考證的路數，又在義理上有所發明，真不簡單。這兩本書你們都要讀。王國維先生、陳寅恪先生的書你們必須讀。你們不要以為王先生真是所謂‘守舊的前清遺老’，不是。他是近代第一個研究叔本華哲學的中國人。不信你們可以找他的《紅樓夢評論》來讀一讀。還有，王先生的《人間詞話》也要讀，治學三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等等，你們今後好好去體會。陳先生可是少年起就留日留歐留美的，他不屑於要學位，隻要博覽天下書，做真實的學問。他十多歲就讀德文版的《資本論》啦。‘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唉。南北二陳，南陳是陳寅恪先生，北陳是陳垣老。雖然陳垣老後來也批胡適，可是，他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解放前的，你們都要找來看。胡適的東西你們也要看，包括梁啟超先生的著作，也要看。梁公是個大才人，一生著述甚多。他的《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你們現在就要先找來讀讀。顧頡剛先生‘疑古派’的東西也要看，盡管他們的一些具體論斷今天或許看起來是過時了或是不對的，但還是有助於我們開拓視野和思路。做研究，既要敢於解放思想，大膽假設，但同時一定要小心求證，這種實驗主義的學風還是要的。我的課，你們要學會提出問題。不要害怕提問。提錯了也不要緊，沒有人會笑話你的。我就是要培養你們敢於獨立思考。要營造這樣的學風。你們去讀一下陳寅恪先生在王國維先生自盡後的祭文《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還有陳先生寫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什麼叫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先生、陳先生都做到了。‘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孔子說‘不恥下問是為勇’。你們要有這種‘勇’。《論語》，你們先找楊伯峻先生的注本來讀，他是楊樹達先生的後人，家學淵源，學風嚴謹。我的課決不搞閉卷考試，統統開卷考。但你們不要以為開卷考容易哦。開卷更難考。我就是要用這個辦法檢驗你們是否把我課堂上要求看的書都看了。”先生一氣嗬成說著這些，我們幾乎都被先生說的給震蒙了。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先生一口氣提到這麼多大學者的名字，我們或聞所未聞，或在主流宣傳口徑中還是“反麵人物”，先生的一席談，像響雷炸開了我們閉塞的腦袋。此後的日子裏，當我一遍又一遍回味先生的這段給我們當頭棒喝的“開堂白”，越發感到受益無窮。先生為學為人，境界之闊大深沉，於此可見端緒。
記憶中，先生總是忙。他的忙直觀地體現在他的步履匆匆中。當時的杭大校園裏，找不出第二個走路節奏之快能夠趕上先生的。我偶爾在校園或由杭大路至黃龍洞的路上，碰上先生，與他同行或陪他散步，總是要快步緊走才能趕上他。“文革”結束後，先生終於迎來了可以舒心地進行學術研究的機會。可是，人到中年，“家貧母老子幼”。先生在承擔家累之餘，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投入讀書、教書和科研，但還是覺得時間不夠用。忙碌的他不時地生著病。1985年7月起，先生因膽囊炎再次發作，入浙江醫院手術後，由持續高燒而轉入持續低燒，纏綿病榻五個月，於12月14日出院。不意出院才十天，又因心髒病發作再度住院，到次年1月22日才出院。先生說這段日子是他“生平最苦悶之日”。記得在1986年元旦前一兩天，我手持一張清麗精美的新年賀卡，上麵大約是寫著“八三文獻班全體學生恭祝郭老師早日康複，新年吉祥”的句子，到浙江醫院探望先生。先生見到我，高興地笑開了。我說：“這個學期您這麼長時間不在，我們班同學都挺想您的。這是同學們要我帶來的新年賀卡。”先生笑吟吟地接過賀卡，饒有興致地上下左右翻看著，並連聲說：“好，好。”然後叫我在病榻邊的一張凳子上坐下，說：“我也想早點回到課堂上和你們在一起啊。可這回不知怎麼著，別人膽囊炎個把星期或十天半個月的就出院了，我卻住了這麼多個月。這才出院，又犯心髒病，又進來了。唉！”我隻好接著他的歎氣聲，安慰說：“既來之，則安之。您別急著出院。這地方挺清靜的，您就當休假吧，給自己休息休息。”先生說：“我哪能不急啊？你們的課落下了。還有一些課題要做，還有研究生要帶……”我怕他這一說更焦慮，就趕緊找借口說學校還有事，得先告辭了，讓他安心養病。1986年至1987年前後，社會上已經出現嚴重的腦體倒掛現象，冰心先生在報刊上發表了題為“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的小短文，犀利的文筆中飽含著前輩先生對教育現狀的隱憂。那天，先生一早看完報紙，就來給我們上課。課堂上，先生不無憂慮地說：“現在如何是好呀？！做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須刀的。‘文革’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如今是‘知識無用論’。‘無用’比‘反動’還可怕。‘反動’還承認知識是有價值的，你們說是不是？可‘無用’……唉！冰心先生都忍不住了。”先生說完，沉默了瞬間，長歎一口氣後，又說道：“金小春，是我的一個天賦極好的碩士畢業生，也出國了。他有他走的理由，我不能說他不能去。可他去了美國能做什麼呢？聽說也得打工，比如替人家的房子刷刷牆、去餐館洗洗碗什麼的，倒是挺掙錢，可是真的可惜了。日本等一些國外學術界的朋友也一再邀請我出去講學個一年半載的，我也想去，可我不能去啊！我能去嗎？我手上有這麼多的事要做。如今國家好了，開始重視學術了。政府也願意重視敦煌文獻的研究了。可我們自己的研究人員缺呀，特別是年輕人，我得把這支隊伍帶出來啊！我現在帶著張湧泉他們搞研究課題，就是想快點把他們帶出來啊。我急啊！”先生越說神色越凝重，說到最後目光並不看著我們，像是自言自語，失神地凝視著教室的窗外。
先生對有誌於專心從事學術研究的人，無論是年齡相仿的還是年輕的後輩都極盡關心提攜之能事。在《楚辭》專題課上，他極力向我們推薦蕭兵先生，說：“這位老兄真是又聰明又勤奮。完全靠自學成材，真不容易。他學習聞一多先生的路子，用文化學、人類學的方法解讀《楚辭》，很有新意。雖說不見得都同意他的觀點，但可以打開我們研究的思路。我還推薦他的文章給我們學報發表。你們要找找他的文章，好好讀一讀。”然後，他突然笑吟吟地衝著我說：“嘿，他可是你老鄉，福州人。你知道嗎？”我搖搖頭說：“不知道。沒聽說。”先生笑開了，說：“我其實原本也不認識他，也沒見過他。純粹以文會友。”1985年，先生的好友、中國社科院的劉堅先生編著了《近代漢語讀本》一書，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先生立即在課堂上向大家推薦，說：“呂叔湘先生帶出的幾個弟子，像劉堅先生、江藍生同誌等，都很有功力。他們的著作，你們要關注。還有四川的項楚先生，他在研究寒山、拾得，也多有創獲。寒山、拾得是誰，你們知道嗎？是唐朝有名的和尚。哈，用今天的話說，他們挺新潮的，主張個性解放、自由，不要偶像崇拜。這是佛教中國化後形成的禪宗的重要特征。他們把這特征發揮得淋漓盡致，有點像五六十年代美國年輕一代的嬉皮士。對了，惠能的《壇經》，你們要去找來讀讀。”1988年語文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社科院江藍生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彙釋》，江先生第一時間把新出的書寄給了先生。先生興衝衝地帶著新收到的書來到課堂上，對我們說：“你們看，這是江藍生同誌新出的書，極好。她很謙虛，很吃苦。這裏邊個別條目她還寫信請教過我，現在終於彙成書出來了。她是個女同誌，還小我許多歲，真不容易。做這樣的研究是很艱苦的。呂叔湘先生的幾個弟子都能吃苦，所以都能出成果。我真為他們高興。你們好好把這本書去讀一讀，學習學習。”
先生持守乾嘉樸學謹嚴的研究路徑，但決不排斥異端。相反，總是虛心地熱切跟蹤了解最前沿的各種研究動態。某日傍晚，我去先生家，告訴先生說：“申小龍來杭州，今晚在文科樓大教室做關於語言學研究的演講。”先生驚訝地說：“哦，是嗎？我怎麼不知道？你哪聽說的？”我說：“校園裏到處是他來做演講的布告。學生會請的。他可能沒敢驚動您。”先生說：“噢。那我去聽聽。”我說：“要在前邊給您占個位子嗎？估計聽的人不少。”先生說：“不用。我到時從後門進去，隨便找個不起眼的地方坐。你也別讓他們知道我會去。知道了，怕他反而放不開說。”申小龍當時已是聞名全國語言學界的複旦大學的青年語言學者，是著名語言學家張世祿先生的博士生，當時以獨具特色的文化視野研究古漢語語法而被一些前輩先生寄予厚望，但也因此招來一些先生對他不同的看法。郭先生主持了他的博士論文答辯，在課堂上曾經誇起過他的才氣，但也指出他研究的路子是否能健康地走下去，還有待於他繼續紮紮實實地深入研究下去，“最終還是要以研究成果來服人”，先生如是說。那晚，我果然看到先生在演講開始時，獨自從教室後門進來，悄然入座，聽完了全場，然後又悄然從後門離去。
先生篤於師友之道。1987年寒假，先生讓我回家前到他家一趟。我遵囑前往。進了先生的書房，坐下後，先生說：“叫你來，是讓你回福州幫我找個人。她叫梁曉虹，是南京師大畢業的，鬱賢皓先生和徐複老的學生。她目前在福建師大，明年想來報考我的博士生。不久前在富陽開訓詁學會，徐複老親自向我推薦了她。一新和雲路本來也說要報考的。我讓他們倆先別考。名額隻有一個。反正他們都是我自己的學生了，已經跟著我這麼多年了，早考一年晚考一年不要緊。這個梁曉虹在福建，聽說你們那地方學風還是蠻閉塞的，沒有什麼研究氛圍。她想出來繼續做研究，是好事。鬱先生是我的好友。再說徐複老也出麵了。論起來徐先生是我的老師輩，他與薑先生、蔣先生他們是一輩的，我在他麵前，是個學生，怎麼能拂了老先生的一片好意？一新、雲路要是來考，自己的學生，知道我的路數，考試上肯定占優勢，這對曉虹也不公平。所以，就叫他們暫時不要考了，以後再說。但是，曉虹來考，她畢竟不熟悉我們這邊的要求，對她的要求也不能降低。這樣，你記下這些書名，帶回去，按這個電話找她，讓她抓緊這半年，告訴她把這些書一定讀熟了。”說著，先生遞給我筆和紙，說：“你記。許慎的《說文解字》和段玉裁的注、中華書局點校本前四史（指《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誌》），不光要看正文，還要看注釋和校勘記。還有新近出版的周一良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劄記》。這些是複習考試最基本的要求了。”我飛速記下這些書名，心裏替未曾謀麵的梁曉虹捏把汗。回到福州，立即按照先生給的電話，約見曉虹姐。曉虹姐聽著我傳達的先生的要求，無比著急，說：“時間這麼緊，這麼多書要看，如何是好？”我無比同情地安慰她說：“先生說了，就讓您一人報考。但要求不能降低。沒辦法，您還是抓緊把這些書看了吧，尤其《說文》段注，您得讀熟。”在先生的悉心指導下，梁曉虹憑著頑強的意誌，於1988年秋考入杭大，就讀先生的博士生。
先生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極為溫和包容。文獻專業的課程在很多同學眼裏是很不感興趣的“老古董”，聽著聽著，有些對專業不感興趣的同學就開始走神。先生從不責備上課走神或開小差的同學，總是和顏悅色地想方設法偶爾穿插片刻輕鬆的話題，把大家的注意力重新集中起來，激起大家聽課的欲望。有一回，先生感覺到個別同學走神了，忽然轉移話題，說：“你們讀過托爾斯泰的《複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嗎？”大家齊刷刷地把目光移向先生。先生說：“這兩本書是最讓我感動的外國名著。你們也去讀一讀。那裏有對人性的尊嚴最高貴的體認。雖然我們學訓詁學，但各種經典名著也要看。”同學們聽了，一下子都放鬆地笑開了。在上“俗語詞研究”專題時，正好是春夏之交，那天下午天氣悶熱得很，許多同學聽得昏昏欲睡，先生忽然停了下來，大家趕緊打起精神都把目光盯到先生身上，以為先生要批評我們了。不料先生笑開了，說：“這天氣真是悶呀。給你們說個笑話提提神吧。是關於傳說中蒲鬆齡怎麼與達官貴人鬥智的，像阿凡提。”全班同學頓時“嘩”地笑開了。先生的睿智幽默、包容宏通於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