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漂泊的心靈——論阿諾德·貝內特《五鎮的安娜》中安娜的邊緣性特征(1 / 3)

(基金項目:本文係“十一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轉型社會的倫理秩序與道德責任——愛德華時代英國社會小說倫理主題研究(07CWW009)和湖南省教育廳重點項目“愛德華時代文學知識分子研究”(11A123)成果)

胡強楊爭豔

摘要:阿諾德·貝內特是英國愛德華時期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五鎮的安娜》是貝內特第一部以家鄉陶瓷之都為背景、反映愛德華初期中產階級日常生活的“五鎮小說”。參照社會心理學“邊緣人”這一概念,分析小說主人公安娜在“空間”、“道德”與“身份”三層維度上的邊緣性特征,不僅可以反映出當時英國社會的變遷,還可以從側麵折射出貝內特對社會發展和倫理道德等問題的深切關注。

Abstract:Enoch Arnold Bennett(1867-1931)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English novelists in the Edwardian era.Anna of the Five Towns is Arnold Bennett's first “Five Towns novel” which shows a vivid picture of the middle-class life in the Edwardian era.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this paper analyzes Annas marginality from the aspects of “space”,“morality” and “identity”.This not only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British society at that time,but also expresses Bennett's deep concerns about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thical issues.

關鍵詞:阿諾德·貝內特;《五鎮的安娜》;邊緣人

Key Words:Arnold Bennett;Anna of the Five Towns;marginal man

阿諾德·貝內特(Arnold Bennett)是英國愛德華時期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憑借其五鎮係列小說在現代英國文學史上享有盛名。《五鎮的安娜》(Anna of the Five Towns)的寫作始於1896年,是貝內特第一部以他的家鄉為背景的“五鎮小說”。與貝氏同時代的作家威爾斯(H.G.Wells)對這部作品評價很高,稱讚它是“一幅美麗的”、能給人帶來“意外”的“陶鎮風景圖”(Bennett and Wells,1960:85)。

小說中故事的發展跨越了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代兩個時期,在貝氏長達6年的寫作與精心修改之下,小說於1904年終於成書,創作過程之艱辛似乎也預示著小說人物多舛的命運。主人公安娜是個善良、單純和忠誠的陶鎮女子。她年幼喪母,其父卻愛財如命,吝嗇到了沒有人性的地步。安娜在21歲生日那天繼承了亡母的巨額財產,從此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安娜常遵父命去普賴斯父子經營的陶器廠催債,以致承受巨大壓力的普賴斯最終因破產而自殺。普賴斯的兒子威利在其父醜行敗露之後準備逃往澳大利亞,直至與安娜告別之際才發現彼此深愛著對方,隻是這段感情長久以來已被兩家的債務關係所遮蔽。威利孤苦無望之際投井自殺,安娜則選擇了沒有愛情的婚姻作為她生命的歸宿。

在這場愛情的悲劇之中,主人公安娜的邊緣人形象貫穿於小說始終。“邊緣人”是一個內涵較為廣泛的社會學概念。在德國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看來,“邊緣人”指的是“對兩個社會群體的參與都不完全,處於群體之間的人”(庫爾特·勒溫,2003:181)。而另一位社會學家帕克(R.E.Park)則認為:“‘邊緣人’是一種新的人格類型,是文化的混血兒。‘邊緣人’生活在兩種不同的人群之中,並分享他們的文化生活和傳統。他們不願意和過去以及傳統決裂,又不被他們所不融於的新社會完全接受。他們站在兩種文化或是兩種社會的邊緣,而這兩種文化也從未完全互相滲透或緊密交融。”(Park,1928:881)從以上兩位社會學家對“邊緣人”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邊緣人”這個概念是一種與“社會變遷”(社會變遷,是指社會的發展、進步、停滯、倒退等一切現象和過程的總稱。首先,社會變遷既包括社會的進步,又包括社會的退步;既包括社會的整合,又包括社會的解體。它具有多維性和多指向性的特點。其次,社會變遷一般是用來描述那些包括特定的人口、地理環境以及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種要素在內的社會整體性單位和社會綜合性現象的係統變化,而不是指某些單一性要素的變化。再次,社會變遷除了反映社會整體的變化過程以外,也重視研究社會微觀領域的具體變化過程和變化規律。(吳增基、吳鵬森等主編.《現代社會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25—326.)關聯緊密的新興文化現象。

身處社會轉型期的貝內特對當時人們的心理特征也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這一興趣在這部作品中多有體現。與貝內特的其他小說相比,國內學界對《五鎮的安娜》的關注不多,已有的成果也大多聚焦於作品的自然主義創作技巧和人物的悲觀情緒的解讀,而對人物心理特征的形成及其與社會語境的關聯挖掘不夠。與貝氏同一時代的另一位小說家伍爾夫(Virginia Woolf)曾經尖銳地指出,貝內特“關心的是軀體而不是心靈”,他筆下多是些“外部特征單調無聊”的人物(伍爾夫,2000:4)。然而事實或許並非全如伍爾夫所言,在《五鎮的安娜》一書中,貝內特就對小說主人公安娜的心理發展進行了非常詳盡的描寫。在這種心理描寫的背後,貝內特實際上是把自己對社會變遷的一些理解與看法融入了人物曲折多變的命運。英國著名現代主義文學批評家道格拉斯·休伊特(Douglas Hewitt)曾言,“文學研究中最有價值的方法”必須“建立在對文學形式及其曆史語境之關係的認識基礎之上”(Hewitt,1988:vii)。休伊特認為,隻有將小說中人物的心理境況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相結合,才能更加貼切地反映出各個曆史時期的社會風貌。那麼,安娜邊緣人特征的出現究竟與五鎮的特殊地理位置有著怎樣的關係?在麵對父親特爾萊特先生的壓製以及威利的求助時,陷入道德困境的安娜又做出了怎樣的抉擇?安娜在經曆從家庭女孩到女商人的身份轉變之時,又對自身的心理作出了何種調整?本文從社會心理學邊緣人的視角出發,結合貝內特的自身經曆以及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試圖從“空間”、“道德”與“身份”三個層麵解讀小說主人公安娜的邊緣性特征。

一、“充滿自由氣息”的角落

小說情節的發展圍繞五鎮而展開,這座陶瓷之都是貝內特根據故鄉的幾個工業小鎮為原型而虛構出來的。貝內特在給好友威爾斯的信中曾說過:“我確信這些工業地區在某些方麵真可以稱為‘壯觀’,充滿了隱秘的光輝,而且直到現在還絕對沒有任何一個作家注意到了它。”(Bennett and Wells,1960:36)從貝氏這番話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家鄉的濃厚感情。正是這份感情,激發了貝內特創作五鎮小說的欲望。

貝內特之所以選擇五鎮作為小說的背景應該與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關。通讀小說我們發現,五鎮地處於城市與鄉村之間,被田野層層包圍,兼具城鄉兩方麵的特點。在地理上,它們是連接城鄉的紐帶,是城鄉的邊緣區。而以社會學的角度來觀察,“城鄉邊緣區”實際上指的就是從城市到農村的過渡地帶,它在城市化進程中伴隨著城市的發展而發展。那邊緣區又有著怎樣的特征呢?在研究邊緣區的學者看來,“無論在社會、經濟還是生活條件上,城市和鄉村之間都存在著鮮明的對比,存在著發展的梯度差異,這一梯度差異最明顯的是空間,也即地理邊緣效應表現最突出的地方自然屬位於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城鄉邊緣區。”(郝壽義、安虎森,2004:427)從以上對邊緣區這一概念的解釋以及分析之中我們不難看出,城鄉邊緣區的發展與整個社會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係。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五鎮上的陶瓷業也發展迅猛,開始進行批量生產,五鎮的環境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小說開篇就有一段有關五鎮環境的描寫:“這裏的房屋都由紅褐色的磚砌成,一棟棟排列在街道兩旁,形狀醜陋,缺乏詩意。”(Bennett,1936:9)與繁華的大都市相比,這五座未曾被人注意的小城鎮多了一份寧靜,少了一份喧嘩。與鄉村相比,由於陶瓷製造業的興旺發達,五鎮的環境汙染十分嚴重。“城鎮裏工廠作坊的煙囪林立,白天噴出一道道濃煙,染黑了四周的田野。夜晚,煙囪噴出的陣陣火花,映照著五鎮中黑沉沉的建築物。”(同上,20)從這段細膩風景描寫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貝氏筆下“五鎮的天空總是呈現一片黑暗,這些工業城鎮肮髒、閉塞,使人畏懼,令人窒息。讓人從精神上感到壓抑,使人產生一種無助感”(Cooper,1912:220-221)。

當下盛行的人文地理學對傳統地理學的重要推進之一就在於它把物質層麵上的地理時空秩序與倫理、政治等文化概念進行了有機的跨學科聯結。以此視角來審視這部作品,我們會發現讀者所體驗到的那種無助感或多或少都與五鎮的獨特地理位置有著某種內在的情感關聯。五鎮位於交界地帶,這種“獨特的城鄉之間的區位造就了城鄉邊緣區在空間發展上具有動態的、在結構上呈現出各種景觀、要素以及功能從城市近域到鄉村邊緣的漸變特征”(郝壽義、安虎森,2004:427)。這樣的漸變特征使得五鎮既不像被各種先進思潮直接衝刷著的繁華都市,也不像信息閉塞的遙遠鄉村。處在交界處的這些小鎮總能嗅到從都市傳來的一絲絲新潮氣息,這些氣息悄悄地影響著小鎮的居民,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他們的生活。但是,鎮上仍有相當部分的居民思想保守,他們對新觀念持有反感的態度,堅守著上一輩留下的道德觀與價值觀。安娜的父親便是其中一員。在他的教育與影響之下,安娜仍舊按照維多利亞時代嚴苛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

與鎮上的同齡人相比,安娜顯得有些與眾不同。探究其原因,我們還得從安娜的家庭生活環境來做進一步的考察。在父親的嚴厲要求之下,安娜9歲時已精於家務。她的社交範圍十分狹小,打理家務、代父收租、參加祈禱、去學校讀書等日常瑣事構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內容。如果我們把五鎮看作是安娜個人成長的大空間,那麼書中無數次被描寫的廚房則可以看作是安娜生活的小世界。母親過世之後,安娜就挑起了照顧父親和妹妹生活的重擔,她把大部分時間都耗在了廚房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