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章 名人眼中的忠臣謀士(1 / 3)

劉向眼中的商鞅——一法得天下,一法失天下(約前390—前338)

自古改革就是一件難事,相對於革命來講,改革是溫和的,之所以溫和,所以改革就倍顯艱難,而改革者也要承受革命者所沒有的壓力。在處理矛盾的過程中,改革者往往成為被譴責的焦點,而改革者的下場也往往是悲劇性的,與商鞅同時代的吳起,被亂箭射殺,後世宋朝的範仲淹和王安石,因為變法而遭貶謫。

而最慘的是商鞅,他的變法奠定了秦國強盛的基礎,卻被五馬分屍,死後的屍體還被痛恨他的人加以亂刃。他為秦國鞠躬盡瘁,最終卻落得身敗名裂,商鞅整個的就是一個冤大頭,一個替罪羊,秦國人所有怨氣都集中到他身上,而在商鞅身上發泄一通後,秦國卻沿用了商鞅的變法。商鞅為秦國鋪平了發展的道路,卻被秦國人在這條路上踩死了。

商鞅變法從一開始就不順利。以甘龍、杜摯為代表的舊勢力公開反對變法。主張“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說“依照原來的舊習俗來教導人民,可以不勞而成;根據舊有的製度來治理,官吏既熟悉,人民也安定”。

商鞅反駁說:“製度和法令應該按照當時的客觀環境來製定,治世從來沒有一個劃一的辦法,隻要求其便利於國家,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商湯和周武,是沒有效法古代而稱王的;夏桀和殷紂是沒有更改舊製而滅亡的。從此可知,反古未必錯,循禮未必對。”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商鞅的言論符合社會發展的實際,其中他治世不法古的思想更為後世集法家之大成的韓非子所繼承。最後,秦孝公表示完全同意商鞅的意見,同意變法。

而朝廷內部新舊兩種勢力鬥爭並沒有因為新法的公布而止息,太子的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在幕後唆使太子觸犯新法。他們企圖用這個辦法破壞變法。商鞅說:“太子犯法,是老師沒有教育好,應該給老師處罰。”於是下令把他倆一個割掉鼻子,一個臉上刺了字。通過這新法的實行,秦國從落後國家,一躍而為“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的強國,出現了“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的局麵。

劉向明確指出,商鞅變法是秦得以並天下的根本。“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並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並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

但在曆史上,對於商鞅的評價多負麵之言。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嚐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從做人的角度來講,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是中肯的,商鞅確實是一個“天資刻薄”之人。他孤高自許,率性而“絕情”,從不左顧右盼,不為自己留任何餘地。後世還有人評價他“毀滅孝悌,敗壞人的天性”。因為他身為高官卻坐視母親為奴,兩千年前的賈誼評商鞅說他舍棄禮義,隻知道愛兒女,甚至殺兄殺父。商鞅忍使意中人琵琶別抱,棄幼年舊交,舍變法新知,剮去官場同道之足,如此種種,不一而足。變法雖成,他自己卻眾叛親離,人人欲殺之而後快。這是他身敗的原因,而世人以人而論事,更把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也歸罪於商鞅,從而把商鞅說得一無是處,就有失偏頗了。

秦滅六國,可以說是商鞅變法之功,沒有商鞅變法,就沒有秦國的強盛。但是當秦統一六國之後,仍然用商鞅的政策,實行嚴刑峻法,沒有從商鞅變法中吸取“治世不法古”的經驗,沒有很快地實現統治方式的轉型,這直接導致了秦朝很快的敗亡。

這一點,秦始皇顯然不如劉邦,因為劉邦在做皇帝後很快就明白,可以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但秦始皇不明白,可以用法家得天下,但不能用法家治天下。秦的嚴刑峻法是導致秦朝遭到普遍反對的重要原因,而正是因為此,劉邦入漢中,與民約法三章,從而獲得了廣泛的支持。

但如果把秦滅亡的賬一塊算到商鞅頭上,那真是天大的冤枉。因為如果沒有商鞅的變法,或許秦國早就被其他國家所滅,也就沒有二世而亡的權利了。

作為一個法家的改革者,要想取得成功,寡情是必須的,因為隻有寡情,才能夠雷厲風行,才能夠做到公平公正,才能夠維護法的精神。而這與儒家的傳統思想正好是相違背的。且看商鞅的政治主張:“人性乃法所固,非情所致。”這與人們從開蒙時便須牢記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共識完全相悖;他主張治理國家應“九分刑罰,一分賞賜”、“一人犯法,九家連座”,這又與孔夫子“仁者,愛人”的思想背道而馳;他標新立異,銳意改革,“反古者未必錯,循禮者未必成”,直接向傳統的周禮宣戰。所以,當後世文人站在儒家禮治、德治或文治的立場來評判,自然與商鞅之思路不符,而秦漢之民又多受秦苦,更增添了一份感情上的排斥。故而商鞅成為秦的霸政——與暴政為同義語的設置者,進而成為了千古罵名的承受者。

今天對商鞅的評價,應該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商鞅變法必須放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下來看待,在當時,富國強兵是其必然的目標選擇,而為達到富國強兵的政治目標,商鞅選擇了以法律和軍功為成功的手段,而最終歸納為以帝王為中心的權力機製,從而實現了秦國的強盛。

但秦國的強盛更反襯了商鞅的人生悲劇,他為秦朝的強盛奠定了基礎,卻被新王以“謀逆”之罪判“車裂”酷刑。為了實行新法,他不見容於同僚,不見諒於百姓,人生之末,又遭到百姓憤怒的亂箭,建不世之業卻不見容於天地,一代豪傑的下場怎能用一個“悲”字了得。

名家巡禮

劉向:(約前77—前6),又名劉更生,字子政。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沛縣(今屬江蘇)人。所撰《別錄》為我國最早的圖書公類目錄。著《九歎》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楚辭》是劉向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莊忌、東方朔、王褒、劉向諸人的仿騷作品。

諸葛亮眼中的蘇秦——三寸之舌,勝雄兵百萬(?-?)

夜已經深了,一個學子還在挑燈苦讀,為了防止自己打盹,他把頭發吊在梁上的環扣中,為了使自己更加清醒,他不斷用錐子刺自己的大腿,鮮血迸出,直流至腳。

這個人就是蘇秦,蘇秦之所以如此發狠苦讀,是因為他曾經深受刺激。蘇秦和張儀曾同拜鬼穀子為師,學成之後,他就踏上了尋求功名之路,他先去遊說周顯王,未果。轉而去遊說秦王,不成。蘇秦隻落得“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本人的樣子也十分落魄:形容枯槁麵目黧黑,狀有愧色。

關鍵是這世態炎涼讓人受不了,他回到家,兄弟挖苦,妻嫂譏笑,連父母都愛理不理的,外麵的風言風語,更是不堪入耳。痛定思痛,蘇秦咬牙切齒地說,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皆秦之罪也。於是,為了一雪恥辱,蘇秦開始更加努力地學習。後來出山,成為配六國相印,權傾天下的人物。但世人對蘇秦的評價並不高。司馬遷在《史記·蘇秦列傳》結尾的時候,提到世人對蘇秦的態度是“……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

當然,世人在評價人物時見仁見智,作為蘇秦,其成就功業主要靠在各國之間挑撥離間,在道德至上的中國傳統社會中,蘇秦的作為肯定會受到詆毀。但拋開成見,綜而論之,蘇秦確實是戰國時代不可多得的人才。

諸葛亮曾經說:“蘇秦、張儀都是人中豪傑,蘇秦佩六國相印,……非畏強淩弱、懼刀避劍的人可比。”

一切的勇氣要有一定的實力作為基礎,否則所謂的勇敢就成為螳臂擋車的笑談。而出眾的口才更是以真才實學作為基礎的,沒有真才實學的所謂口才,也隻能用來嘩眾取寵,不會在國家之間的紛爭中有所作為。

而蘇秦的遊說更是旁征博引,有理有據,直到今天讀來,猶然戚戚然而讓人信其言。蘇秦去晉見燕文侯時說:燕之所以能夠安樂無事,不受到強秦的侵犯,是因為南麵有趙國作屏障。趙國之所以不攻打燕國,全因為強秦在後麵牽製,而燕卻正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與趙國結盟,共同抵抗強秦,防患於未然。所謂“夫不憂百裏之患而重千裏之外,計無過於此者”。

燕王當時癡迷於王道,對蘇秦的進取精神根本不感興趣。於是蘇秦又對燕王之間進行了一場王霸之辯。

蘇秦在辯論中寫道:“今日願跟大王您作一番假想的對談。假如我說:我蘇秦孝如曾參,信如尾生,廉如伯夷,以此侍奉大王,是否足矣?大王說:足矣。我說:您覺得足矣,我卻不肯侍奉您了。我孝如曾參,曾參這個人,天天守著父母,一宿也不肯外出,為此不惜拒絕做官,從而獲得了孝的美名。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步行於千裏之外,為弱齊強燕而奔走謀劃呢。尾生這家夥,跟女朋友相約於木橋下,女朋友不來,發了大水,他守信不走,抱柱而死。這樣的人,不肯誑誕,何能為燕國謀利呢?而伯夷那個老家夥,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不肯為武王臣子。他不肯為武王臣子,又何益於您的國家。所以,孝廉仁義之人,做不來事。大王必說:難道仁義不好嗎?我說:仁義當然好,仁義沒有錯!但仁義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仁義乃自複之術,非進取之道也!”

這些言論在中國曆史上確實比較另類,可以想見為什麼後世會“諱學其術”了。這不單單因為其人品與傳統的人格理想不符,更是因為蘇秦言論對儒家思想有明顯的否定。蘇秦通過辯論道出了一個現實,道德固然可以治理一個國家,但卻不能使國家在強敵環伺中生存,宋朝很好地用道德解決了內在君臣關係,結束了唐末五代的紛爭,卻受盡了少數民族政權的欺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劉邦也有一條經典語錄:乃翁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對這個觀點,大臣馬上反駁,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

可見,“馬上”和“詩、書”一直是統治國家的兩種手段,對內的治理,要靠詩書,而對外的征伐以及自保,則非要在馬上進行了。而蘇秦在中國整部幾千年的曆史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提出了以“進取之術”而不是“自複之術”(道德完善)作為評價人物和君主選材的第一標準,具有非常強的革命精神。

富於進取精神,就是縱橫家以及其他非儒家的法家等有為學說的風格。大約經過蘇秦的一番理論攻辯,燕昭王暫時放棄了拿忠信孝義仁廉這些“自複之術”來評價蘇秦了(這並不是說,蘇秦在這方麵不行),而更看人的“進取”能力。蘇秦出色的口才和一語中的的言論打動了燕文侯的心,於是燕文侯拿出車馬金帛助他去趙國遊說。

蘇秦以燕國使者的身份晉見趙肅侯說:秦國強大,憑各國的實力,都難以單獨抵抗強秦,如若各國都爭相討好秦國,將來勢必被秦國各個擊破。若各國聯合,則“地五倍、兵十倍於秦”,因此,蘇秦請趙侯出麵倡議六國合縱抗秦。趙侯當即就采納了他的建議,並且拜蘇秦為相國,派他去遊說各國。蘇秦遂又以趙國使者的身份,去其餘各國說以利害,並成功地得到各國君主的讚同。蘇秦單憑自己那三寸不爛之舌,竟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六國同盟。而蘇秦也成為佩六國相印“從約長”,自此之後,秦國竟有十五年之久不敢越函穀關“雷池”一步。

這時蘇秦的處境卻越來越不妙,他由於不斷受到燕王的封賞,引發一些嫉妒他的人在燕王麵前說了他許多壞話。蘇秦根本是“忠”於燕國的。從列國的視角和感受上說他是“反複不信之人”還有情可原,燕國人自己也說他是“反複不信之人”,就實在讓人寒心。蘇秦見自己再待在燕國不安全,就假裝得罪燕王,逃到了齊國。齊威王用他為客卿。後來齊國一些疑忌他的大臣竟然雇傭刺客向他行刺。蘇秦受了重傷,自知不能幸免。齊威王發誓要替他報仇,這時蘇秦向齊王建議,在他死之後,以大罪車裂於市,並懸賞行刺之人,這樣就一定能抓到刺客。齊王依計行事,果然不久刺客就伏法就誅。

外交是政治的延伸,蘇秦以其出色的口才向世人充分展現了外交的威力。他把諸侯玩弄於口舌之間,以三寸不爛之舌,強於百萬之師。蘇秦的口舌,直接擺弄著諸侯的興亡,關係著天下的治亂興衰。而正是蘇秦,正式把“口舌”作為利器帶入了政治和戰爭。

名家巡禮

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號臥龍居士。中國三國時期蜀漢傑出的丞相以及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散文家、外交家。出世前於隆中已隱居了十年,廣交江南名士,“每自比於管仲、樂毅”,二十七歲時,因劉備三顧茅廬而出山輔佐,嘔心瀝血,在民間極有聲譽。

郭沫若眼中的呂不韋——“奇貨可居”,一躍登峰(約前292—約前235)

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曾說:中國一向就是女權社會,女人總是在暗地裏對男人施加影響,左右著男人的心理情緒和處事態度,無形中便決定了事態的發展。有鑒於此,一些老謀深算者辦事時,專門在婦女身上做些手腳,結果真是事半功倍。

我們觀望曆史時發現,呂不韋無疑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在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他抓住了秦國質子子楚這個“奇貨”,用女人接近他,為以後的步入仕途鋪下了墊腳石。

呂不韋早年是個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大商人在得知異人(後改名為子楚)是秦王孫之後,心裏做了一番盤算,雖然異人現在窮途末路,然而他卻有著秦國皇室血統,如果扶助他將來登上帝位,自己就可大賺一筆,何況七雄之中,秦國最強,弄好了就會統一天下,那樣自己的利益就更大了。

為了驗證自己的想法是對還是錯,呂不韋特地請教父親,這就有了中國曆史上著名的語句,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呂不韋絕對有政治的才能:“如果耕種田地的話,能獲得幾倍的利益?”

“可以獲得十倍的利潤。”

“如果經營珍珠玉器的話,可以贏得幾倍的利潤?”

“能獲得上百倍的利潤。”

“如果幫助扶立一國的君王的話,可以贏得幾倍的利潤?”

他的父親最後笑著說:“這樣就可以獲得無數的利潤了。”

從此,深諳商業與政治關係的呂不韋集中全部精力開始了他的從政活動。而異人也在呂不韋不惜血本的投資之下,成為秦國的合法繼承人。異人繼位後,呂不韋也如自己所願,獲得了驚人的回報:以蘭田十二個縣為食邑。而更重要的是,秦國大政從此完全控製在時任丞相、文信侯呂不韋手上。

人生如下棋,能看到多步之後的人總是有大的收獲,在利益上攫取的東西都要比常人多得多,這是智慧。呂不韋不僅善於經商,在經營國家方麵,也是好手。工於算計的商賈從政,處處顯露出他善於把握時機、取得最大效益的才能,無怪乎連郭沫若先生都稱讚他是中國曆史上的大政治家。在他從政期間,他也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發展國家,比如鼓勵水利,發展經濟,使秦國的國力大增;也招賢納士。

其實在曆史上除了戰國四公子外,養士最成功的就要說秦相呂不韋了:養客三千。這三千人與四公子的三千食客可不同。四公子養士無非沽名釣譽罷了,而呂不韋自然算計更為精到。“呂不韋乃使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這等作為,這等氣魄,四公子能做得出來嗎?連司馬遷也在《報任安書》中特別指出,“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這就是政治家的風範。

政治家自然說政績。消滅東周就是他執政後立起的第一塊豐碑。公元前249年,莊襄王元年,東周君糾集各諸侯國向秦發動了進攻,而呂不韋親自率兵擊退這次進攻,消滅了東周,之後“東西周皆入秦,周既不禮”。重要的是結束了延續八百年的天下共主的所謂正統的最後統治,秦一統天下的合法地位也隨之得以確立。秦國也蒸蒸日上,兵強馬壯,外交、軍事、經濟發展都取得很大的成績,為秦王政的統一天下打好了鋪墊。

郭沫若先生認為古人以士為貴,以農為本,以商為末,而呂不韋恰恰出身於商人,走了一條頗具戲劇性的從政之路,憑著“奇貨可居”的經營理念一躍登上古代士子心目中最高的人生巔峰。

但盛極而衰是古今常理,公元前239年,秦國嬴政二十一歲了,他顯然不滿足於做一個傀儡,他要親政,呂不韋無疑是他最大的障礙。於是,就因嫪毐淫亂太後事件牽連到相國呂不韋。接下來,呂不韋被免去相國職務,遣出京城。呂不韋在河南封地時,並未韜光養晦,而是廣交賓客,各國諸侯使者絡繹不絕,去拜訪他。

秦王政害怕他叛亂,便把他發配到蜀地,並斥責他。受到威脅的呂不韋於是飲鴆自殺了。史學家認為呂不韋死就死在他雖然是個政治家,但終究還沒有弄懂“功高蓋主”和“急流勇退”的道理,最後落得如此下場。

沒有好下場也許是呂不韋自己想不到的,但他的一生是充滿傳奇色彩,無法掩蓋,他靠做珠寶生意發了大財,後又想到了由商入政一條路,而他入政的基石竟然是誰都不看好的異人,這說明呂不韋有著別人沒有的戰略眼光和魄力。“秦滅六國,蓋始於魏冉,而成於呂不韋、李斯。”雖然作為商人呂不韋在政治上不免貪求利益和權勢,但他對秦的統一事業是功不可沒的,他主持編寫的《呂氏春秋》,對後世更是具有深遠的影響。他的一生,也展現了一個非凡政治家的風采。

名家巡禮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開貞,著名的文學家、考古學家、思想家、革命活動家、古文字學家、詩人。1914年赴日本留學,先學醫,後從文。寫出了《鳳凰涅槃》《地球.我的母親》《爐中煤》等詩篇。1923年回國後繼續編輯《創造周報》和《創造日》。後創作了大量曆史劇《王昭君》《聶瑩》《卓文君》《屈原》等。

左思眼中的荊軻——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前227)

“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一個劍客的最高境界莫過於此。當一個男人為男性荷爾蒙的豪邁釋放尋找出路的時候,做一名劍客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豪傑之士,碌碌無為地虛度一生對他們是最大的侮辱。於是就有了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弟哭市,報主塗廁;刎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之事。也許,隻有那個年代才能培養出那樣絕頂的刺客。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決絕與浩然,豈是一個勇字了得。其拎腦袋行走於亂世之悠哉,已經不能用成仁或取義來衡量。兩千年的易水不舍晝夜地流淌,“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白衣俠士荊軻在岸邊的矗立,悲涼了千年易水,也雄壯了那一段曆史。

左思在《詠荊軻》稱他“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荊軻刺秦王,是燕太子丹為了阻止秦國對燕國的吞並而實行的絕地反擊。為此燕國做了精心的準備,參與謀劃的田光為防泄密,自刎而死。為了籌備見親王的禮物,秦王的仇人樊於期甘願獻上頭顱。

荊軻臨行,眾人到易水送別,荊軻好友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寥寥兩句,從此便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中回蕩。歌詞淺顯明了,但其意卻從那時起就一直撼動中國人的心魄。

荊軻刺秦王過程更是驚心動魄,荊軻行刺的靈感來自專諸,專諸在刺殺王僚時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創造性地把匕首藏在魚腹中,在為王僚獻菜時。拿出匕首一擊而中。荊軻當然沒有簡單模仿專諸,並且在刺秦王的時機選擇上也充分考慮了秦王的心理,他把匕首藏在秦王垂涎已久的督亢地區的地圖內,想等秦王展圖而觀,忘乎所以的時候下手。

荊軻見到秦王,如荊軻所料,秦王展圖,“圖窮匕首現”,荊軻一手抓秦王袖,一手用匕首刺,但沒有成功,原因是他“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荊軻還是想學曹沫和唐雎,劫持秦王以獲取更大利益。躲過一劫的秦王立即奔逃,荊軻“乃引其匕首投秦王”,中銅柱。最後,“秦王複擊軻,被八創”,荊軻死。

荊軻算是對戰國的刺客做了一個總結: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誌甚遠也。

荊軻刺秦王的時候,還有一個副手秦舞陽,他十三歲殺人,十五歲學劍,十七歲有成,秦舞陽殺人的時候,被殺者都不敢和他對視,所以,燕國人都稱秦舞陽是勇士。可就是這樣一個勇士,他看見秦王政長劍拄頤,高坐在幾案之後,威武嚴厲。殿下武士,又都是彪形大漢,執戟者甚眾。秦舞陽嚇得臉色蒼白、牙關緊咬、嘴唇發紫、渾身戰栗,眾人驚疑,荊軻連忙解釋,“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嚐見天子,故振懾。”

而正是秦舞陽關鍵時刻掉鏈子,導致了刺殺行動的失敗。秦舞陽作為行刺助手,是整個刺殺行動的一個關鍵環節,原先擔當此任的並不是秦舞陽,而是荊軻的一個朋友。這個朋友是個很好的搭檔,是行刺的執行者。可惜不知什麼緣故,在約定時間這個朋友遲遲沒有趕到,而這時燕子丹已經迫不及待了。

鬱悶的荊軻隻好勉強選擇了一個殺手作為替代。這個殺手就是秦舞陽。但秦舞陽因為其拙劣表現被起了疑心的秦王喝退,隻許荊軻上殿獻圖。這個時候,秦舞陽毫無用處了,行刺的執行任務落在了荊軻身上。

而在秦廷之上,強敵環伺之中,荊軻也算是給秦舞陽上了生動的一課,也讓後人明白了什麼是真正的勇敢。但對於荊軻行為的評價,在曆史上有不同的聲音,北宋蘇洵非議荊軻之行曰:“始速禍焉。”南宋鮑彪為《戰國策》作注說:“軻不足道也。”朱熹認為“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

但總體來看,荊軻雖不懂得以一人之力難以挽狂瀾於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國的統一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他不畏強暴,不怕犧牲,在國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艱險的精神和氣概還是值得稱道的。

荊軻所處的時代,好名輕死,尚俠重義,這些品格是非常流行和極為推崇的。荊軻刺殺秦王的動力明顯不足,都是燕子丹設套給他,收買拉攏,苦求威逼,讓荊軻隻好答應。既然答應,就全力以赴,這是一個“士”或者“客”的必備品質。是曆史選擇了荊軻,而不是荊軻想要去創造或改變曆史。曆史人物早已成了過眼雲煙,但活著的人總是托古言今,指桑罵槐。

刺客並非有勇力者便可以當得,有人稱刺客為“天壤間第一種激烈人”。唐雎的智勇,聶政的剛烈,荊軻的悲壯,充分說明他們不是冷血的殺手,而是真正的有情有義的熱血男兒。荊軻是春秋戰國時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但專諸、聶政、要離的行刺純屬“士為知己者死”,而荊軻則基本上不是為一己之私而是為“國家大事”。

荊軻更多地從個人恩怨中解脫出來,而用心於國恨家仇,他們用的事跡詮釋英雄們黯淡生死,慷慨悲歌的人生。或許千古傳頌的不是刺客的勇決,而是他們的俠義,俠義精神不是一勇武夫恃強力所能做到的!可惜後人隻重武不重俠,致使俠義精神多不見,反倒是恃力者橫行,武勇者叫囂,而這也不過是秦舞陽之勇罷了。

名家巡禮

左思:生卒年不詳。西晉文學家,臨淄(今山東淄博)人。出身寒微,其貌不揚,然而才華出眾,是古代文壇上燦若群星的洛陽才子之一。晉惠帝時,依附權貴賈謐,為文人集團“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員。永康元年因賈謐被誅,退居宜春裏,專心著述。作品舊傳有集五卷,今存者僅賦兩篇,詩十四首。《三都賦》與《詠史》詩是其代表作,都創造出“洛陽紙貴”的佳話。

李贄眼中的李斯——秦國糧倉一碩鼠(?-前208)

“人生一場大夢,世事幾度秋涼”人生無常,在即將被砍頭時,李斯應該對此深有體會。他對兒子說,“吾欲與汝複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一生的努力經營,到最終落得一個被滅三族的下場,李斯的老鼠哲學終究以失敗告終。

李斯與呂不韋一樣是個投機者,但與呂不韋不同,呂不韋的投機是商人在投資上的投機,而李斯的投機來自他的老鼠哲學。

有一次,李斯在廁所見到老鼠吃人糞,一見到人和狗,老鼠就被嚇跑了。後來,他在倉庫裏看到老鼠很自在地偷吃糧食,也沒有人去管。於是,他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老鼠也有高下,其高下的區分在於所處的環境的差異,以老鼠想到人,一個人要想在社會上出人頭地,就應該像在糧庫裏偷吃糧食的老鼠,才能為所欲為,盡情享受。

所以,李斯立誌要做一個糧倉裏的老鼠,而要做糧倉裏的老鼠首先要選一個糧倉,於是他把目光投向了秦國。

在辭別他的老師荀子時,荀卿問李斯為什麼要到秦國去,他回答說:“幹事業都有一個時機問題,現在各國都在爭雄,這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機會。秦國雄心勃勃,想奮力一統天下,到那裏可以大幹一場。人生在世,卑賤是最大的恥辱,窮困是莫大的悲哀。一個人總處於卑賤窮困的地位,那是會令人譏笑的。不愛名利,無所作為,並不是讀書人的想法。所以,我要到秦國去。”

要在糧倉裏安穩地做一隻老鼠,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更何況李斯的頂頭上司是千古一帝秦始皇,他的同僚也不是等閑之輩,在強手如林的秦國朝廷,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李斯能夠脫穎而出,說明其絕不是等閑之輩。

但李斯的老鼠哲學已經把自己在人格上定位於一個鼠輩。而後世對他的評價,也大都在他的人格上大做文章,以人而言事。然而,這樣片麵地去評價一個曆史人物是不科學的。當然,李斯天生自私自利,他的所作所為多是出於個人目的,缺乏社會責任感、道義感和使命感。但是,縱觀秦朝曆史,不管出於什麼樣的目的,他對秦國的發展,對中國曆史的發展是功不可沒的。

明朝李贄在《史綱評要·後秦記》中說,李斯“開阡陌,置郡縣,此等皆是應運豪傑、因時大臣”。所謂個性決定命運,當這種個性融入時代趨勢中的時候,自然於己於國均有利益。戰國時代特有的為求功利不擇手段的進取風氣,成就了李斯托身秦國這個“大糧倉”的勇氣。

李斯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後,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遠見,順應曆史發展的趨勢,佐助秦王政製定了吞並六國,實現統一的策略和部署,並努力組織實施。結果僅僅用了十年的時間,就先後滅了六國,於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製的封建國家,第一次完成了統一大業。

他建議秦始皇廢除了造成諸侯分裂割據、長期混戰的分封製,實行郡縣製。這一整套封建中央集權製度,從根本上鏟除了諸侯王國分裂割據的禍根,這一製度在秦以後的封建社會裏一直沿用了近兩千年。秦統一後,由於語言、文字的差異,對於國家的統一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極端不利。李斯統一為便於書寫的小篆(也稱秦篆和斯篆),作為標準文字。他還親自用小篆書寫了一部《倉頡篇》,作為範本,推行全國。小篆的出現是漢字發展史上的一大進步。李斯還在統一法律、貨幣、度量衡和車軌等方麵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

由於秦始皇的賞識,李斯不僅官運亨通,他的子女也都跟著沾光。兒子逐漸掌握了軍政大權,其他子女也都與帝室結了婚姻關係。李斯在秦朝成了炙手可熱的人物。有一次,他擺設家宴,百官都來赴宴祝酒。這時,李斯想起了他的老師荀卿告誡他的“物忌太盛”這句話,感慨地說:“我是個平民百姓,今天卻做了丞相,可以說是富貴到了極點。但是,物盛則衰,我還不知道將來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呢。”這時的李斯,已經隱隱看到了劊子手在霍霍磨刀。

老鼠哲學使李斯的一切政治行為總帶有投機的味道,他的這種性格,也成為製約他的能力發揮的瓶頸。他的一切的出發點是個人利益,人們所熟知的“焚書坑儒”,也是李斯建議為打擊儒生以古非今、誹謗朝政的倒行逆施,為鞏固中央集權所采取的非常措施。這在當時曆史條件下,不無積極作用,但它畢竟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對我國秦以前文化典籍的破壞是極其嚴重的。

另外,他還不顧同門之誼,因為嫉賢妒能而誣陷韓非致死。而老鼠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是非莫辨。所以,當遇到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時,李斯注定要成為治世的能臣,而遇到昏聵的胡亥,他卻成為了助紂為虐的幫凶。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後,李斯為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附和趙高偽造遺詔,立少子胡亥為帝,在他生平的後期,李斯為“阿二世意,欲求容”,寫《督責書》。但他終於沒有鬥過技高一籌的趙高。趙高篡權後施展陰謀,誣陷李斯“謀反”,將其處以五種酷刑:黥刑(在臉上刺字)、劓刑(割掉鼻子)、斷舌、砍趾後腰斬於市,並夷滅三族。

臨死的時候,李斯長歎一聲“倉鼠上越高,摔越遠”。一代豪傑就這樣不光彩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名家巡禮

李贄:(1527-1602),字宏甫,號卓吾,又號溫陵居士。明代後期傑出思想家,一個走在時代最前列的思想家,李贄倡導絕假純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說”。李贄在麻城還多次講學,抨擊時政,針砭時弊,聽任各界男女前往聽講,並受到熱烈歡迎。

郭勇健眼中的蕭何——育良木而棲的大智者(?-前193)

“良禽擇木而棲”,這兒“良禽”指的是鳳凰,“木”指的是“梧桐”。放在秦末爭天下的大背景下,劉邦當然是棵梧桐樹,擇此木而棲的鳳凰有張良、韓信等等。蕭何說起來沒有驚天動地的大功業,算不算其中的鳳凰呢?

提起蕭何,最婦孺皆知的莫過於“蕭何月下追韓信”的佳話了,天下人沒有不敬佩他的伯樂之眼。然而最能昭顯蕭何識人之能的,卻不是他發現了韓信,而是他發現了劉邦!郭勇健博士認為,相比較而言,發現劉邦才算真正發現了一個“人”,力薦韓信不過是為他發現的這個“人”找到了一件滅敵的利器,一旦發現此利器有傷主的危險,則毫不猶豫地毀滅之!所以也有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典故。

蕭何和劉邦是地地道道見麵淚汪汪的老鄉,他剛認識劉邦的時候,劉邦還遠遠不是一棵能招來鳳凰的梧桐樹,頂多就是一棵隨時可能夭折的幼苗,正是因為蕭何的辛勤澆水施肥,刻意培養,劉邦才終於成為一棵彩鳳四方來投的岐山之木。如此來說,蕭何相對於“擇木而棲”,堪稱“育木而棲”,這就是大智大識了!

最初的“育木”是從他做“功曹”開始的。蕭家是世代書香,蕭何比劉邦大幾歲,劉邦還在街上當潑皮混混兒的時候,蕭何就已經“為沛主吏掾(功曹)”,主管縣屬官吏的任免之職。蕭何在結交劉邦時候從他上佳的人緣和視侯爵如糞土這兩點看到了一個亂世帝王的影子,後來的楚漢之爭,項羽手下如陳平、韓信等這樣的鳳凰都棲到了劉邦這棵梧桐樹上,無不是這倆法寶起了作用!不得不佩服蕭何的識人之能!

蕭何想咱不是掌管著縣裏人事的任免嗎?先下第一次培育的籌碼吧,於是不久劉邦就當上了泗水亭的亭長!

但在漢初的眾多風雲人物之中,蕭何無疑是缺乏軍事才能的,他沒有攻城略地的赫赫戰功,這也是大家共同的看法。以至於論功行賞他成為頭號功臣之時許多功臣心裏憤憤不平,私下裏議論不休,蕭何隻不過坐在家裏發發議論,做做文字工作而已,為什麼他的食邑反而比我們多呢?

劉邦就舉了個生動的比喻:“諸位將軍知道打獵嗎?打獵的時候,追殺野獸的是獵狗,而指示行蹤,放狗追獸的是獵人。如今諸位隻是能獵獲野獸,相當於獵狗的功勞。至於蕭何,他能放出獵狗,指示追逐目標,那相當於獵人的功勞。再說,諸位都是以單身追隨我,最多也就從家裏帶出兩三人;蕭何呢?動員全族多數人追隨我上前線,這個功勞我該怎麼衡量呢?”

然後在排位次時候,群臣都說:“平陽侯曹參跟隨陛下南征北戰,身受七十餘處戰傷,攻城略地,功勞最多,應排第一。”不過劉邦可不是這樣想的,他是仍然認為蕭何應該排在第一。關內侯鄂君就發話了:“在楚漢戰爭中,陛下有好幾次都是全軍潰敗,隻身逃脫,全靠蕭何從漢中派出軍隊來補充。有時,就是沒有陛下的命令,蕭何一次也派遣幾萬人,正好補充了陛下的急需。不僅是士兵,就是軍糧也全靠蕭何轉漕關中,才保證了供應。陛下雖然數次丟失關中以東大片土地,而蕭何始終保全漢中,使之成為陛下可靠的後方基地。這些都是萬世的功勞啊!”鄂君的這番議論,正中劉邦下懷,於是順水推舟,把蕭何列為眾卿之首,準許他穿鞋帶劍上殿。

也的確如此,若劉邦失利之時,蕭何稍有二心,便可置劉邦於死地。可蕭何忠心耿耿多次使劉邦轉危為安。公元前203年,項羽也由於連年戰爭,陷入了兵盡糧絕的困境。而劉邦的部隊,卻由於蕭何坐鎮漢中,不斷地向前方輸送糧食和兵力,形成了兵強糧多的好形勢。

郭勇健在評價漢初風雲人物時候說,蕭何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有著別人沒有的長處:大識,大智,這些特點使蕭何超拔於常人庸眾之上,成為漢初風雲人物中的佼佼者。

大識,就是有眼光,會鑒賞。如前文所說的慧眼識金認出劉邦的過人之處,放棄官職跟隨著他造反,每當劉邦被項羽痛打一頓,喪師失地,人死的死散的散,糧草不是被搶就是被燒的時候,蕭何總能夠在後方為劉邦補充實力。大智,也就是才智,智慧。郭勇健博士舉例說,劉邦奉楚懷王之命,西征秦都鹹陽時候,先於項羽進兵鹹陽,進居秦宮。當時的劉邦和一群久曆鞍馬勞頓的將士,有如劉姥姥進大觀園,不由得眼花繚亂,意亂情迷,流氓和強盜的本性再也控製不住,一下子爆發出來。眾將士“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好酒及色”的劉邦,此時也就隻顧埋頭於金錢和女人的世界之中。

蕭何呢?他的作為就印證了他的智慧。頭腦清醒,目標明確,動作迅速,帶人衝進丞相、禦史、太尉等“三公”的官署,把所有的圖籍簿冊律令文檔席卷一空,一車一車地運往駐紮在霸上的軍營中保存起來。這批簿籍,在劉邦隨後以“約法三章”收買民心的過程中功不可沒,並在以後的楚漢戰爭中派上大用場。這也是蕭何“育木”的一種方式。

盡管他培育出來的梧桐樹在得到天下之後多次懷疑自己心懷異誌,將自己置於極度危險的境地。然而蕭何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所以他聽從意見,力辭封邑,並拿出自己家財,撥入國庫,移作軍需。鎮國家、撫百姓的蕭何,還因此違心地幹了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來自汙名節,不讓劉邦懷疑自己,從容化險為夷。

劉邦病逝,太子劉盈即位,辛辛苦苦培育出開國皇帝的蕭何依然出任丞相。年事已高的他在“約法三章”的基礎上,刪除了秦法的苛繁、嚴酷,製定了律法共九章,不久病逝。他的繼任者曹參對他生前製定的各項法規、方針政策一字不改而自己隻管吃喝玩樂,竟然也能政績斐然、國泰民安。要是蕭何在地下聽到“蕭規曹隨”這一成語想必會笑出聲來。

名家巡禮

郭勇健:廈門大學教授,先是易中天的得意弟子,現在為易中天的同事。

王立群眼中的周亞夫——一位倔強的名將(?-前143)

踏足於河南景縣城,沿著街道緩緩步向小城的西緣,遠遠地看到一座不算高大的衣冠塚立在樹叢之間,周圍林木環繞,鬱鬱蔥蔥,青綠壯觀。當地人都以此衣冠塚能建在景縣城而感到自豪,又常常為這墓的主人扼腕長歎。塚中埋葬的衣冠,便為漢代有名的將領周亞夫所有,還有那一腔熱血,也掩埋在這黃土之下。

周亞夫,文景之治大將,漢初名將周勃之子。他練兵有術,平七國之亂,官升宰輔,助景帝治國,一生為文、景二帝敬忠。然則因生性倔強,得罪景帝而入獄,最終因受不了獄卒的汙辱,憤而絕食,餓死於牢中。此等命運的確叫聞者傷心、聽者垂淚。

其實,早在周亞夫年輕之時,做河南太守,便有著名的觀相者許負給他相麵,說他三年之後為侯,為侯八年做將相,持國秉,身份高貴,但是卻在為相的九年之後,落得餓死下場。周亞夫聞言不信,毫不在意,猶自過著安然之生活。

想不到真如許負所說,過了三年,周亞夫的哥哥周勝之因殺人罪被剝奪了侯爵之位。文帝念周勃對漢朝建國立下戰功,所以不願意就此剝奪了周家的爵位,於是下令選擇周勃之子中賢能的人,大臣都推舉周亞夫,於是周亞夫被封為條侯。

亞夫的軍隊訓練有素,後世兵家皆以此為榜樣。不過他訓兵的成績,如果不被景帝親自體驗,受到後者大加讚賞,後世恐怕也很難得悉。漢景帝即位第六年,匈奴進犯北部邊境,文帝急忙調邊將鎮守防禦,派三路軍隊到長安附近抵禦守衛。其中周亞夫守衛細柳。

為鼓舞士氣,文帝親自到三路軍隊裏去犒勞慰問。他先到其他兩處,這兩處都不用通報,見到皇帝的車馬來了,軍營都主動放行。兩地的主將慌忙迎接。送文帝走時也是親率全軍送到營寨門口。

然而到了周亞夫的營寨,卻是不同的樣子。先是守軍門的守衛說:“將軍有令,軍中隻聽將軍命令,不聽天子詔令。”守營的士兵還告訴皇帝的隨從:“將軍有令:軍營之中不許車馬疾馳。”在軍中見到一身戎裝的周亞夫,他卻說:“甲胄之士不拜,請陛下允許臣下以軍中之禮拜見。”軍中無兒戲,對於周亞夫來說,他真的做到了。而文帝也驚歎亞夫軍隊的紀律嚴明,大讚有這等將軍,匈奴哪敢再犯。等到文帝彌留之時,還特別囑托太子劉啟(景帝):“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

漢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吳、楚等七個諸侯王國發動武裝叛亂。景帝即命周亞夫等人帶兵平亂。周亞夫受命後,提出:“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製。”他的意思是暫時放棄梁國的部分地區,引誘吳楚軍隊入梁,與梁爭鬥。等到吳楚兵疲馬困時,再斷吳、楚糧草,讓他們餓得背朝天,隻有乖乖投降。此計果然奏效。待到那時周亞夫乘機追擊,大破吳楚聯軍,迫楚王自殺,誘殺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