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作家群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一個獨特的文學流派，其成員大都是愛國的，熱愛中國共產黨的。即使到了香港的李輝英，也未加入主流創作隊伍的行列。可孫陵不同。1949年11月16日，他接受《民族報》的邀請，出任該副刊的主編。他辦副刊口碑甚佳。作為主編，他親自奉送稿酬給作家，到窮巷陋居拜訪文人。他辦報破例登長稿，尤其是不惜篇幅刊登“廟堂”急需的作品，像葛賢寧的《常住峰的青春》，幾千行長詩分幾次登完，這就給人印象深刻，再加上評論的鼓吹，便造成了轟動效應。孫陵還不滿足於此。眼看當時理論界缺乏重頭文章，他親自撰寫理論書稿，於1951年自費出版。這一年他還創辦《火炬》雜誌，另創作有中篇小說。
孫陵是一個血氣方剛的文人。隻要自己想做的，誰也阻攔不了他；他不想做的，誰也勸不了他。他憑著這股勁插手台灣大學，又去頂撞《民族報》負責人，因而隻好於1950年3月辭職。1951年，為了反對台灣省主席吳國楨的通貨膨脹政策，孫陵寫了“嚴防”的文章。這種官樣文章常常誤傷自己的人，因而吳國楨不吃他這一套。但孫陵沒有就此退卻。1953年，為了揭發許華庭的貪汙事件，孫陵拒絕別人出麵遊說和行賄。由於這次不是給人亂戴帽子而是反貪官，故得到上級的支持，澄清了吏治。
1954年，孫陵在高雄縣立林園中學及鳳山省中任教，又應名流張其昀之聘，任“教育部”美育委員會專任委員。1955年，他的《文壇交遊錄》由高雄大業書店出版。這一年，孫陵頗受孤立，因台灣發生了一起“中國文藝協會”理事們在參觀省刑警總隊時，集體觀賞“春宮電影”事件。王藍、李辰冬、郎靜山、宋膺等二十七位理事差不多都懷疑此事是平時喜歡哇哇亂叫的孫陵告發的，因而對其采取排斥的態度。後查明是《民族晚報》一位姓黃的記者於9月18日曝的光，並經蔣經國主持公道，孫陵才沒有被打下去。“春宮電影”一事過了三年後，孫陵於1958年9月24日寫信給主管社團的“民政部”，要求對不堅持“文藝清潔”路線的“文協”加以整頓。後查明孫陵所指“妨害風化”電影，乃“社會犯罪”紀錄片，裏麵雖然有奸殺的暴力鏡頭，但並非是“春宮電影”。孫陵根據報紙誤傳，形諸文字，並擴大其事，其結果是得罪了文藝界的頭麵人物。他那部在台灣出過第二版的得意之作《大風雪》，在1958年2月28日被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以“四五安力字234號”通令全省警察局查禁扣壓（在40年代，該書也因用借古諷今的手法罵了不少投機政客和文人，被張治中查禁）。這次查禁的一個重要理由是該書“立論觀點，在反對政府各種措施，刻畫政府官吏貪汙低能，挑撥人民對政府之不滿”。可該書寫的並不是國民黨政府，而是充任日寇鷹犬的張景惠漢奸政府。台灣省保安司令部連忠奸之別都看不出來，又怎配審查書刊？查禁的另一理由是《大風雪》所使用的詞彙，大部分均係共產黨所用。這個理由是非常奇怪的，保安司令部又不是文化機構，它憑什麼將中國文字分為國民黨詞彙與共產黨詞彙兩大類？眾所周知，文字是沒有階級性的。更何況，據孫陵自己申辯，該書不僅反清、反日，而且對左翼文人多有抨擊之處。如該書有一個名叫“羅維奇”的人物，這是以蘇聯人多為“某某維奇”之故；而取姓為“羅”，亦寓有“俄羅斯信徒之意”。至於“羅維奇”之麵部特征嘴巴尖削、喉頭甚大，亦是影射時任桂林某報負責人。而保安司令部人員毫無判斷能力，錯把孫陵當作左翼人士，這使未死於反清時代的漢奸之手、未死於抗戰時代的日寇之手，而竟“死”於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查禁官員的誣陷之手的孫陵，感到極大的冤屈。正是在這種種憂慮恐懼、悲憤痛苦長達十個月之久的折磨中，孫陵於1956年1月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以至不敢與人交談，不能單獨走路，每晚要服安眠藥才能睡三四個小時。除了身體健康大受破壞外，一切工作陷入停頓，收入斷絕，而醫藥費反而大量支出。孫陵平時沒有積蓄，他在病中一再尋思後隻好上書前“教育部部長”張曉峰，要求其主持公道。中間經過“文化組”、“國家安全局”詳加審閱，徹底調查，此錯案終於得到糾正，使《大風雪》未曾改動一字，又由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明令解禁。
成了新文學史研究者的活資料庫
《大風雪》於1957年11月11日解禁後，孫陵接著創作《大風雪》第二部《莽原》（長篇小說），發表在《中國一周》上。這部小說是寫李頓調查團到東北時的情景，其中諷刺了專作腐蝕人心報道的報紙及記者，以及出賣色相的女作家和形式主義的文人大會。
1958年，孫陵又創作了另一部重要的長篇小說《覺醒的人》，在台北《公論報》上連載。這部作品以抗戰前夕的上海文壇作題材。作者把那個時代活躍於上海文壇的各式各樣的人物——巴金、茅盾、郭沫若、王統照、沈起予、胡風、洪深、蕭軍、蕭紅、藍蘋、鬱達夫、王映霞等人寫得栩栩如生（在寫作時一律隱去真名用化名代替，如巴金為黎寧、王統照為王燭塵），是難得的。不過，這篇作品有嚴重的偏見，如把胡風（即“蘇雨”）和小報上寫色情文章並秘密充當日本走狗的落魄文人列為一類，就是不可饒恕的歪曲和醜化。此外，作者急於把自己的“愛國觀”還有文藝觀乃至愛情觀告訴讀者，使這部小說寫得過於概念化，有時甚至像論文。但要了解中國20世紀30年代文壇的狀況，這部書還是有不少參考價值的。
孫陵由於懷才不遇和“愛管閑事”，在文壇活躍多年後終於在60年代弄得生活每況愈下。1960年，他主辦的《文藝周刊》不久即停刊，後任一家研究所研究員。1962年，寫有自傳性的作品《生命的自覺》。1963年，到“中國文化學院”任國文教員。當學生們知道他是名作家後，都喜歡聽他的課。可他上課前因喝“紅露酒”太多，講課時難免顛三倒四，以至後來無法再教下去。1966年，他改任市政專校國文教師，並利用自己在30年代與著名文人交往多，加上頻繁的發行、編輯活動，便以那時代文壇資深見證者的身份，撰寫了《抗戰前夕的上海文壇》，於次年自費出版。1971年，年近花甲的孫陵接受成舍我幫助，到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文學概論”。這個號稱“國難大學博士班肄業”、主修課目是“逃難”的作家，今天終於堂堂正正當上了大專教師，因而心情較過去愉快，也用不著再像過去那樣動不動就借酒澆愁了。
孫陵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重要作家，故台灣一些研究新文學史的人，都找他提供資料。如劉心皇借與孫陵做鄰居的關係，成了莫逆之交。每當孫陵喝酒鬧事時，劉心皇就成了他們家的調解委員。劉心皇喜歡孫陵的狂和狷，也同情他的不幸遭遇。郭沫若抗戰時主持國防部第三廳的故事以及30年代與眾多左翼作家的交往，孫陵給劉心皇講了許多，劉心皇後來研究抗戰文學史也派上了用場。
孫陵的創作曾得到另一現代文學史專家周錦的資助。周錦創辦的智燕出版社，為其出版過《大風雪》（第四）及《莽原》、《覺醒的人》（初版）。另有《孫陵自選集》、《杜甫思想研究》，也由智燕出版社1974年出版。正因為周錦與孫陵的關係不同一般——至少是孫陵為周錦寫中國新文學史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材料乃至成了活資料庫的緣故吧，故周錦在孫陵六十歲的1973年，和陳紀瀅、美國的漢學家葛浩文等一起在台北市致美樓飯莊為其祝壽，並在其七十歲生日時，又編製出《孫陵七十年譜》。尤其是他所著的《中國新文學史》，提到孫陵的地方遠遠超過朱自清、巴金等人，更不用說超過同時代的台灣文壇頭麵人物陳紀瀅。
到了晚年，孫陵個人毫無收入，清苦異常，台灣“文藝基金會”曾以特約寫作名義，讚助他幾十萬元，但不及半年他便全部用光。可他仍念念不忘創辦文學刊物。到六十五歲時，他向友人發出許多約稿信，可這個刊物根本沒有財力支撐，這就難怪千呼萬喚不出來。但他在1979年，據周錦《孫陵七十年譜》所記：“促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及《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叢刊》的編印，並為後者寫了一篇有力的序文。”這套叢書雖然質量不高，有的完全是拚湊之作，但其中有的史料還是可借鑒的。作為叢書一種的孫陵著《我熟悉的三十年代作家》，也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
1981年，六十八歲的孫陵不再為生活奔波。他的長女孫婉早已在台北財政界工作，次女孫瑜及其丈夫在美國休斯敦攻讀學位。辭去一切教職的孫陵因患腳氣腫很少外出，每天在家裏賦詩作畫打發時光，在外雙溪公教新村過著隱居式生活。到了“人生七十古來稀”的1983年，一些青年文友勸孫陵到台北仁愛醫院住院檢查治療。這位常說“頭可斷，血可流，酒絕不可戒”的人，為了健康，還是把酒壺高高掛起了，煙也少抽了，但醫藥費卻大成問題。在他病危前夕，“行政院文建會”曾補助他三萬元，“文工會”所贈一萬元他太太還來不及簽收，孫陵就於同年6月5日病逝於台北，遺下將近一百萬字的作品，包括長短篇小說、新詩舊詩、回憶錄等。
尹雪曼：為兩岸文壇作奉獻的晚年
從大陸編到台灣的資深報人
在1983年9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台灣與海外華人作家小傳》中，尹雪曼被誤認為女作家。這種“男女不分”的做法，在台灣文壇成了嘲笑大陸學者無知的話柄。這當然和那兩位廣東學者望文生義有關，但也與尹雪曼本人在大陸知名度不高有一定的關係。他雖然在30年代就開始寫作，但大陸出版的各種《中國現代文學史》並沒有提到過他。
尹雪曼，原名尹光榮，河南汲縣人，1918年3月15日生。十幾歲時迷上何其芳和麗尼的作品，長大後愛讀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中學課餘時間讀的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開明書店出版的《中學生》及施蟄存主編的《現代》。1934年上高中時，尹雪曼開始向南京《中央日報》投稿。1935年至1937年，他在此報發表的作品，均得到該報副刊主編王平陵的鼓勵與肯定。他於1937年6月從河南安陽高級中學畢業後，於同年10月入國立西安臨時大學，任學生文化團體新生社社長兼話劇團團長，常在西安出版的一家日報上發表詩、散文、短篇小說。次年改投陳紀瀅主編的重慶《大公報》副刊《戰線》，其中最著名的是於1934年6月26日發表的小說《二憨子》，生動地塑造了河南鄉下人的形象。1943年春，謝冰瑩主編的《黃河》雜誌創刊，尹雪曼成為該刊的作者之一。就在這一年6月，他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與散文合集《戰爭與春天》，絕大部分均在《大公報》上發表過。
國立西安臨時大學遷到陝南後改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不久又更名為西北大學，尹雪曼從這裏畢業後到了西安，稍作停留便於1942年夏天來到重慶。第二年他與金惟萱女士結婚，後到中央訓練團編纂組工作，接著轉到國家總動員委員會文化組。1944年去西安，協助李呈符創辦私立西北中學，然後又回到重慶，結識了神交已久的陳紀瀅、王平陵以及以《戰馬、槍》獲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學獎的青年作家王藍。1944年，尹雪曼在財政部緝私署政治部擔任主管文宣的第三科科長。緝私署政治部被撤銷後，他由王平陵推薦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辦的《新蜀夜報》編副刊。同年4月初複員到南京。1946年5月，他到天主教主辦的上海《益世報》工作。該報陣容強大，社長為“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發起人之一範爭波，副刊主編為抗戰時期與司馬文森合編《文藝生活》的張煌，尹雪曼則擔任采訪部主任，後因張煌棄文從商，1946年底副刊改由他兼編，走的仍是傳統路線。
1949年4月底，由於總統府被人民解放軍攻下，上海局勢隨之告急，《益世報》便在5月1號停刊，而尹雪曼也於同年5月18日，挈妻攜子搭最後一班飛機從上海到台灣。
尹雪曼真正在文學上取得成就和發生影響，是赴台以後的事。到台灣不久，他先在“中國航空公司”工作。1950年7月，尹雪曼進入《台灣新生報》南部版做記者，不久升為采訪主任，主要從事軍事新聞報道。他還創辦了新創作出版社，出版了馬各、邱七七等人的小說、散文、詩集。1955年，他任《台灣新生報》南部版副刊《西子灣》主編。當時由於交通不便，台北的報紙無法當天上午到高雄，故《西子灣》副刊成為當地文人重要的精神食糧。副刊主要刊登居住在嘉南平原與高屏地區的作家作品，那時南部的文人均很有實力，如男作家有墨人、郭嗣汾、張默、洛夫、瘂弦、司馬中原、朱西寧、彭邦楨、王書川、陸震廷、馬各、顏冬等。女作家有郭良蕙、艾雯、郭晉秀、嚴友梅、葉蓓芬、黎琪等。尹雪曼均和這些文人聯係密切。《西子灣》副刊對台灣南部文藝的發展，也起了促進作用。如“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南部分會，便由尹雪曼主持。分居在嘉義以南的七縣市會員，也由《西子灣》副刊聯絡。該刊培養了不少年輕作者，還不時舉辦座談會，這在當時也屬創舉。
1960年，尹雪曼辭去報社工作，到美國密蘇裏大學深造，以《上海
研究》作畢業論文，後獲該大學新聞學院碩士學位。三年後回台時，《台灣新生報》南部版已改名為《台灣新聞報》，尹雪曼旋即任這家報紙的副總編輯。不久，他改任“教育廳”廳長閻振興的英文秘書，時間極短。1964年春天，尹雪曼轉到台北定居，同年冬天在台北《中華日報》工作，1969年秋天兼編該報副刊。那時，他先是任“教育部”文化局第二處處長，後轉到“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會”任參事，並兼任該會榮光周刊社社長十六年。由於本職工作重，台北《中華日報》副刊主編改由蔡文甫擔任。 尹雪曼不僅是一名記者、資深編輯，同時還是一位教育家，他先後在成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政治作戰學校、台灣藝術專科學校、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任教。他除了教文學，就是教新聞，曾任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代所長，講授“傳播理論研究”課程。在文學創作上，他寫小說、散文、雜文，其中1982年出版的《尹雪曼自選集》，第1集為《自繪篇》，收入六篇散文，係他青少年學校生活的素描。第2集《青春篇》，收散文五篇，係1936年、1937年發表在南京《中央日報》副刊的作品。第3集《虛構篇》，收六種短篇小說，一篇翻譯小說，大都完成於60年代。第4集《異國篇》，選自《海外夢回錄》的四篇散文，其中頗多對故鄉、對祖國的懷念，不難窺見他在海外讀書時的心態。這部自選集，雖然可看出尹雪曼成長的過程，但作為一部“選集”，許多代表作並未收入其中。 反對開放30年代文藝的守舊派 在台灣文壇，尹雪曼的創作遠不及他從事文藝活動的影響大。1971年元月底，他奉命籌辦《中華文藝》月刊。同年9月28日，他參與籌辦的華欣文化事業中心成立。在開始兩三年內，他為該中心做了許多工作。1976年3月27日，“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成立，他被推選為理事長。該會的宗旨是：“團結後備軍人文藝工作者，發揮文藝戰鬥力量，加強三民主義文藝建設……”由此可見，這是一個政治掛帥的官方色彩甚濃的文學團體。其中說的“後備軍人”，在台灣有二百多萬。這裏麵產生的作家，過去隻有通過一年一度的師管區舉行的文藝座談會聯係。現在有了這一組織，聯係起來將更為方便。他們聯係的主要途徑，是1976年8月25日創辦的《青溪學會通訊》月刊。該刊於1977年10月25日第13期起，改名為《青溪新文藝》，出至1979年10月25日第22期停刊。1978年4月10日創辦《文學思潮》季刊，至1984年4月29日第17期停刊。1977年11月16日，出版圍剿左翼文學的《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由尹雪曼作序。1978年12月16日，出版《從怒吼出發》。自1979後起，陸續舉辦“文藝主流座談會”。1981年起主辦“中韓作家會議”，先在台北舉行，後在韓國舉行，尹雪曼曾任出訪團團長。1977年3月起，各縣市成立“青溪文藝分會”，計有南部分會、台中分會、雲林縣分會、澎湖縣分會、花蓮分會、台東分會、屏東分會、宜蘭分會、台北縣分會、新竹市分會、新竹縣分會、苗栗縣分會、彰化縣分會，等等。 青溪新文藝學會的成立，在台灣當代文學社團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沒有這個學會的成立，官方文藝路線的推行就不可能這樣暢通無阻。不錯，台灣已有過規模最大、會員也最多的“中國文藝協會”，但它已走向老齡化，缺乏活力。如果當時不是靠宋膺一人獨立支撐，整個“文協”會很快走向“休克”。稍後成立的“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也不具有當初成立時的朝氣。“中國婦女寫作協會”雖然擁有較多的年輕作家，但其銳氣亦大不如從前。正是在許多人不願把精力投注到文藝工作、尤其是培養年輕一代官方作家的情況下，這個隻有兩百多個會員的“青溪新文藝學會”，有如一支異軍突起。開始成立的四年間，每次召開理監事會，幾乎都全體出席，這是其他任何文藝團體辦不到的。這個組織在培養新生力量方麵的確做了不少工作，如於1977年7月14日創辦了文學研究班。在舉辦眾多的文學主流座談會中，像“散文是文學的基礎”、“如何欣賞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報導文學往何處去”一類題目，均有利於提高青年寫作修養。但該會給人最深的印象是宣傳官方的三民主義文學極為賣力。如1982年2月21日，在台北與《青年戰士報》合辦的大陸文學之透視座談會，把大陸剛興起的“傷痕文學”拔高為“抗議文學”，不僅與大陸文學現狀不符，而且與“學會”的學術探討宗旨相差十萬八千裏。該會的另一個特點是對國民黨文藝政策的執行不像“中國文藝協會”采取被動的守勢地位，而是主動出擊，抨擊剛剛露頭的左翼文學思潮。典型的是，該會於1976年11月7日舉行“當前文藝創作總批判”座談會，主講人李明（尼洛）提出文藝界存在四大壞現象：即“兩開”與“兩否定”。所謂“兩開”，一是“開放30年代作品”，二是“開放性描寫”。所謂“兩否定”，一是“否定曆史精神價值”，二是“否定現代精神價值”。李明講話的內容，絕大部分是站在衛道立場上為官方意識形態辯護的。他所說的“開放30年代文藝作品問題”，本是由國民黨當局長期嚴禁傳播30年代文藝作品造成的。1949年5月，台灣當局頒布了“戒嚴令”。為配合“戒嚴令”，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製定了《戒嚴時期戡亂地區出版物管理辦法》，造成幾乎凡是30年代乃至20年代、40年代的作品都在查禁之列的局麵，使得大學中文係長期無法開“中國新文學史”課程。由於斷層，這還影響到台灣文學的未來發展。 廣大讀者、作家、學者早就對此不滿。從60年代末起，台灣陸續出現了要求開放30年代文藝作品的呼聲。連以反魯迅著稱的梁實秋在《關於魯迅》一文中也說：“我個人並不讚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至少這一本書（按：指《中國小說史略》）應該提前解禁，準其流通。”與此同時，台灣的報刊也發表了一些介紹、研究30年代文藝的文章。在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前夕，鄉土文學作家提出“暴露黑暗乃作家的天職”的主張，尹雪曼用他“出入戰場經驗”的政治敏感性，提出“消滅第二個‘30年代文藝”’的口號相對抗。等到鄉土文學論戰爆發了，尹雪曼又把開放30年代文藝作品的主張視為一種來者不善的“旋風”，高喊要“清除”，並極力為當局辯護，說“政府從來沒有禁止過那一時期的作品”，提倡開放是“別有用心”。他又說，有些朋友講的“30年代”文學作品，實際上並非指這個年代的作家作品，所謂的“30年代”，也不局限於1930年至1939年，“那麼，他們張口閉口說要‘開放30年代的文學作品’，簡單明白地說，就是主張國內不妨重印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的作品”！據尹雪曼說，台灣的大小書店均充滿了所謂“30年代”文藝作家的作品，像梁實秋、徐誌摩、朱自清、夏丐尊、胡適、戴望舒、朱湘、鬱達夫、廬隱、林語堂、蘇雪林、謝冰瑩、陳紀瀅、徐蔚南、王平陵、劉大傑、王統照、許地山，都有作品集或專著可以買到，怎麼還能說“要開放30年代的文學作品”呢！“被禁止印行的，隻有魯迅、茅盾、巴金、曹禺、田漢、丁玲、郭沫若、成仿吾、葉紹鈞、夏衍、周揚、胡風等人所著的著作。”在尹雪曼看來，“國建會”文化組提出適度開放30年代文學作品成了無的放矢。其實無的放矢的不是主張開禁者，而是主禁者。因尹雪曼開列的一長串名單不少人本身已在台灣，當然不存在禁的問題。另一方麵他開列的所謂“開禁”的作家名單，是出版社衝破官方多年設置的文化封鎖線的結果。如劉大傑的代表作《中國文學發展史》確實在台灣麵世了，可當局並不允許這位留在大陸的學者出現本名，台北中華書局隻得將著者改為“本局編輯部”。這種改法，有剽竊他人學術成果之嫌。1957年6月第二版問世後，被人檢舉，後來幾經交涉，才將書名改為《中國文學發達史》。在作者署名、書名均無法保持原貌的情況下，書雖出版了，但這怎麼能說是“開放”了劉大傑的作品呢？後來眼見開放30年代文學作品是一種潮流，誰也阻擋不住，尹雪曼的看法便作了修正：同意“有選擇、有條件地”開放30年代文藝作品。理由是大陸作家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受到種種迫害，開放後“對他們不僅是一種號召，也是一個鼓舞”。這種看法仍是意識形態掛帥，與尹雪曼以前講的“我不是不主張開放30年代文學作品，事實上，乃是根本沒有什麼年代文學作品開放不開放的問題！我認為目前隻有左派的文學作品是否開放的問題”，這種修正不過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而已。即“有選擇地”開放的目的，仍然是為了政治，而不是為了滿足讀者、研究者的閱讀與研究的需要。 官修“文藝史”的總纂者 尹雪曼不僅是文藝活動家，而且是新文學史研究家。在他所有文學理論著作中，由他總編纂的《中華民國文藝史》影響最大。 此書的編纂經過如下：1971年2月9日，在“中央文藝工作研討會”通過《如何配合建國六十年大慶開展文藝活動案》的第三項“實施意見”第一款“共同策辦事項”第一目後，便依照其內容，有關人員於4月份擬訂出《中華民國六十年文藝史》編寫計劃。其後由編纂委員會副主任陳裕清代表主任委員穀風翔主持召開了三次會議，確定各章要目及撰寫人。第一章《導論》由陳裕清執筆。第二章《文藝思潮與文藝批評》由劉心皇、趙滋蕃、玄默、周伯乃執筆，《前言》及《結論》由王集叢撰寫。第三章《詩歌》由鍾鼎文、鍾雷、瘂弦、成惕軒執筆。第四章《散文》由馮放民、林適存、孫如陵、洪炎秋、陸慶執筆。第六章至八章《音樂、舞蹈、美術》由戴粹倫等十六人執筆。第九章《戲劇》由李曼瑰、俞大綱、鄧綏寧、王鼎鈞、丁衣執筆。第十章《電影》由唐學廉、唐紹華、黃宣威、鍾雷執筆。第十一章《海外華僑文藝與國際文藝交流》由邢光祖、蘇子、亞薇、黃思騁執筆。第十二章《文藝活動》及附錄《台灣光複前的文藝概況》由陳紀瀅、宋膺、劉枋、朱嘯秋執筆。附錄二由蔡丹冶、玄默、王章陵、吳若執筆。 這幾次會議還作了下列決議：一是除《導論》和《附錄》外，各章以三個階段為分段，第一階段自民國元年至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第二階段自民國二十年至民國三十年（抗戰勝利）；第三階段自1948年至1971年。二是全書以記載六十年來的文藝工作曆程為主，以活動為經，作品為緯，“不以‘批判’和‘檢討’為重心。在涉及中共運用30年代之文藝作家時，則以記載與批判並行”。三是“文字力求客觀公正，采用的史料，也要求正確真實”。 1972年各章稿件陸續寫成後，由擔任“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執行秘書的尹雪曼負責審閱，他將書名《中華民國六十年文藝史》改為《中華民國文藝史》。對大陸的稱呼，將原用辱罵性字眼改換掉，這其實是換湯不換藥。1973年，尹雪曼在付印前又將小樣送交胡一貫、張柳雲、趙友培等人“詳細審查”，最後才定稿出版。 《中華民國文藝史》雖屬集體創作（參加者有四十二人之多），且係官修，但從辛亥革命時期寫起，評述對象不僅有文學，且包括了藝術；就是評述文學，不僅包括新詩等品種，而且也涉及了舊詩和禮拜六派的舊小說；不僅評論台灣文學，而且也將海外華僑文藝和大陸1949年後的文藝（見附錄）納入評述範圍，這說明著者的視野是寬廣的。該書雖然有嚴重的政治偏見，政策性極強，但對魯迅的雜文成就，並未一筆抹殺。就是對擔任過偽職的周作人，也有實事求是的評價。對站在國民黨對立麵的作家，如陳獨秀、魯迅、郭沫若，均加以記載；對有許多進步人士或共產黨員參加的創造社及文學研究會，也照述不誤，這在當時來說，有突破禁區的意義。 但此書的缺陷也異常明顯。一是存在著把文藝史寫成政治鬥爭史的傾向，大陸部分尤為突出。二是對30年代左派文藝及1949年後的大陸文藝基本上取仇視、敵對態度，失卻了一部文藝史起碼應有的學術品格。編者原先提出的所謂“客觀公正”雲雲，不過是官樣文章而已。三是評價作家時在篇幅上比例欠妥，如隻注重官方文學而很少涉及本土文學，這為後來本土文學的強烈反彈埋下了禍根。《海外華僑文藝》一章存在的問題更多。像“華僑文藝”，隻談菲律賓，遠比菲律賓有成就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均未提及。這裏以一個國家的文學代替整體華僑文學，顯然邏輯上欠通。何況菲律賓已獨立，作家們均加入該國籍。他們創作的已不是屬於中國文學支流的“僑民文藝”，而是“菲華文藝”。把作為“海外”文學的菲華作家作品寫進“海內”的《中華民國文藝史》，是欠妥的。四是述語內涵很亂，如該書反複提及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人文主義、民主自由的政策、進步的人文主義、三民主義新文藝，正如香港新文學史家司馬長風在評論此書時所說：“這些主義的明確定義如何，內涵如何，有機的聯係如何，都沒有說明。換言之，缺乏統一的理論體係。”五是史料錯誤太多。如老舍的名作《四世同堂》錯為《五世同堂》；《火燒紅蓮寺》錯為《紅燒紅蓮寺》；茅盾的《清明前後》明明是劇作，卻被認為是“長篇小說”；《之子於歸》作者應為姚蘇鳳，卻張冠李戴為潘孑農；王長簡與王以仁明明是兩個人，卻錯為同一人；沈從文當時健在，卻寫成在“文革”中“折磨而死”……這裏麵有與大陸隔絕多年及當時30年代文藝作品未全麵開放的客觀原因，但正如香港作家劉以鬯所說，將《四世同堂》寫成《五世同堂》，將著名劇作家“洪深”多達近十處印為“洪琛”，則是不可原諒的。對許多作家的評述還缺乏新穎的史識，嚴格說來這隻能算是一份文學史參考資料。遺憾的是，該書原定每隔五年修訂一次，後於1976年9月作了修訂預告卻未能實行。 編著《中華民國文藝史》，正如新文學史家周錦所說，這“實在是頂著石磨跳舞的事情”。編纂雖說是官修，可並無專人，也無專款。由於人力和財力的影響，隻好“勉強成書”。書出後雖得到官方肯定，但也受到許多批評，尤其是書中評價不高的台灣作家則拍桌子打凳板。但不管怎麼樣，《中華民國文藝史》作為台灣地區規模最大的一部現代文學史的問世，使尹雪曼嚐到了編寫新文學史的甜頭，他後來下決心自己寫一本《中國新文學史》，後因材料的限製，隻寫成《中國新文學史論》。這本書列入“文複會”主編的“中華文化叢書”，二十五萬字左右，是尹雪曼用力最大的作品，但仍未有《中華民國文藝史》影響大。尹雪曼後來仍一直重視新文學史料的整理工作。1980年10月，尹雪曼看到大陸出版的《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一分冊”後，見該書台灣作家詞條極少，便下決心自己再幹“傻事”，主編一部《中國文學大辭典》。此事很快獲“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常委會一致通過。但鑒於國民黨官方的某些決策人總認為“文藝不是一個什麼重要的玩意兒！它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因而此事終因人力、財力限製未能動工。其實，尹雪曼太喜歡走官方路線，如果此事像周錦那樣不迷信官方而通過民間途徑，說不定也就辦成了。 尹雪曼出於愛國熱情單獨編著的《抗戰時期的現代小說》，倒有些特色。該書不僅分析了靳以、巴金、老舍、茅盾、張天翼、姚雪垠、陳白塵、師陀、豐村、碧野、王西彥、艾蕪、田濤、張秀亞等作家作品，而且對抗日小說的發展作了全盤的勾勒，所列作品將近百部。這無論對弘揚民族自尊心還是對現代文學史研究，均有理論價值。 晚年仍在為兩岸文壇作奉獻 尹雪曼擔任“青溪新文藝學會”理事長長達八年。他退休後，專任華欣文化事業常董兼《中華文藝》月刊發行人。晚年作為反台獨的愛國人士，他於1991年6月出任“中國作家藝術家聯盟”會長。該會聘請大陸文藝家謝冰心、姚雪垠、劉海粟等人為顧問，邀請大陸文藝家訪台，並組團到大陸訪問，以化解敵意，增進彼此間的了解，為兩岸文化交流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不過，在交流中，尹雪曼也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如1996年4月22日，大陸文藝評論家陳遼來台訪問，當麵送了一本他主編的《台灣港澳與海外華文文學辭典》。當尹雪曼翻到自己的詞條時，對這種評價十分驚訝——“對台灣鄉土文學始終持否定態度，並且發表文章詛咒鄉土文學”。尹氏讀了後很氣憤，認為“這真是天大的冤枉”，隨即向陳遼提抗議，要他務必更正。當時，陳遼沒有正麵回答。尹雪曼後來在1996年12月台北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上發表了《七十年來的台灣文學界》，專門寫了一段文字重複他的“抗議”。這“抗議”看來很難生效，因為他在1977年11月28日寫的《當前文學的問題》一文中說：“這個開放‘30年代’文學作品的‘旋風’瀕於尾聲，另一個倡導‘鄉土文學’寫作的‘旋風’，乃接踵而起。於是一時之間，這也鄉土，那也鄉土……一時間把咱們這個不算‘大’（以文學作品的市場為基礎）的文壇，鬧得烏煙瘴氣！”在為青溪新文藝學會編的《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寫的序言《清除文壇旋風》中，又把“倡導被歪曲了的鄉土文學”當作應加以清除的一股“旋風”。雖然這裏加了“被歪曲了”的修飾語，但就尹雪曼反對70年代後期興起的以陳映真為代表的帶左翼色彩的鄉土文學，並多次抨擊鄉土文學論者“主張揭發社會內部矛盾”是在“汙染我們的文壇，汙染我們的文學創作”，再揭發鄉土文學實為大陸所提倡的“工農兵文學”，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在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第一百四十七頁也有記載。曆史本是作者自己寫的，大陸學者並不想強加於他。 作為一位“在記者崗位上成長起來”的作家，尹雪曼最喜歡的文體是與新聞有關的散文。在各類創作中，他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是《海外夢回錄》。這部散文集的藝術手法有所革新，即采用新聞工作者的獨特視角，再結合文學描寫手法，用生動的筆觸描繪了60年代作者在美國讀書、生活的情景。在“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年代裏，這是一本被台灣文壇譽為最早的一部“留學生文學”作品。後來尹雪曼又寫了長篇小說《留美外記》，裏麵亦充溢著愛國家、愛民族的感情。至於應書商之邀寫的《中國人在美國》、《美國繽紛錄》，則沒有前兩者精彩。 尹雪曼一生差不多都沒有離開過新聞崗位。他參加過工作的報社，除上述重慶《新蜀夜報》、上海《益世報》、《台灣新聞報》、台北《中華日報》外，另有天津《民國日報》、西安《西京平報》、香港《工商日報》、《香港時報》，另還兼任過台北《自立晚報》特約撰述。此外，還多次教授新聞課程。進入晚年，尹雪曼不幸喪偶。在愛妻去世3年後，與方荷小姐喜結良緣。方荷也是一位文壇新秀，有不少新作發表。在安逸的生活中，尹雪曼為國民黨黨史會撰寫完《蔣百裏評傳》後，又計劃寫《現代小說寫作研究》，並整理《小說原理》一書。在他去世前夕，推出《尹雪曼的文學世界》五種：《回頭迢遞便數驛》、《智慧的花朵》、《文情與哲思》、《旅行人的告白》、《文藝二三事》。其中最後一本，不僅記錄了老友王平陵，周錦的音容笑貌，而且還有《全國文藝社團的觀察與評議》、《著作權推動二十年》、《八年來的青溪新文藝學會》等有關文藝運動的的重要文章，對研究台灣當代文學史極具參考價值。直至2008年去世前，他仍在默默地為台灣文壇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柏楊：傳奇人生 柏楊是和李敖是同樣著名的台灣雜文家，又是和張學良、李敖一起並稱的台灣“三大難友”。他的《醜陋的中國人》，曾在大陸一版再版，並在80年代末引起過一場激烈爭論。他的傳奇人生，同樣強烈地吸引著好奇的讀者。筆者的珞珈山同窗古繼堂先生，就出版過一本《柏楊傳》，敘述了柏楊充滿傳奇的一生，受到讀者的歡迎。 由牢房培養出來的曆史學家 柏楊並不是正牌大學曆史係畢業。抗戰時他雖在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