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黨組織建設是整個黨的工作的基礎，創新是活躍基層、打牢基礎的根本途徑。創新的辦法從哪裏來？一不能隻靠坐在機關大樓裏拍腦袋作設計，二不能隻靠“筆杆子”查資料編材料。創新的源頭在實踐、在基層。總結提煉基層的創新創造，宣傳推廣對基層黨組織建設創新優秀案例，讓點上經驗在麵上開花，對於解決基層黨組織建設中的突出問題，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推動發展、促進和諧的堅強戰鬥堡壘具有重要作用。
一、“一定三有”創新案例
以“一定三有”機製為核心，探索管用頂事的考核激勵真招數
河北村幹部幹好幹壞不一樣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自十年前農村稅費改革後，廣大農村基層黨組織麵臨著前所未有的轉型考驗——村幹部任務重、待遇差、出路少，缺乏有效的考核激勵機製，一些地方出現村幹部隊伍人心不穩、動力不足等問題，進而影響到政策在農村的落實，甚至影響到黨在農村執政基礎的穩固。
河北於2008年開始推行“一定三有”農村幹部激勵保障機製，即“定權責目標”，“收入有保障”、“幹好有希望”、“退後有所養”，尤其是把考核測評作為村幹部享受待遇的重要依據，催生了農村基層幹部幹事創業熱情的高漲。
3年過去了，成效幾何？記者近日深入河北省各地農村，走訪幹部群眾，傾聽他們最真切的聲音。
定責加壓農村幹部不能僅僅“憑良心幹活”
“今天討論的有兩個議題，一個是今年的大任務已經差不多完成了，大家給村‘兩委’班子的年終彙報提提意見，另外也說說明年還需要做哪些事。”來到槁城市廉州鎮係井村時，村黨支部書記鄭根順正召集村“兩委”開會。
“現在每個村都在琢磨，怎樣才能發展好、才能出亮點，要是工作目標沒完成，或者在鎮裏被其他村比下去了，我們臉上都臊得慌。”老鄭說，他做了17年的村支書，“一定三有”的任期目標承諾和年度目標考核製度，讓他們一下“活”了起來。
為了解決村幹部“幹與不幹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難題，槁城市印發《關於推行農村幹部崗位職責目標責任製的通知》，明確了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及村幹部的工作職責。每年年初，由鄉鎮黨委指導農村班子明確工作分工和年度目標，使村幹部人人有任務、人人有責任。“量化考核標準，根據考核結果對農村幹部進行獎懲，就是為了充分調動農村幹部的工作積極性。”槁城市委書記王普增說。
在槁城市崗上鎮崗上村，71歲的老支書鄭夢辰帶著記者走進村黨支部會議室，指著牆上的“2011年重點工作”說：“今年的重點工作已經全部完成了。群眾選我為什麼，我為群眾幹什麼？這就是答案。”
崗上村2011年的目標責任被細化為兩大部分9個方麵共45條，其中共性工作是由鄉鎮黨委調研確定的，每個村都必須按此完成，並接受考核打分，內容包括基層組織建設、安全生產與環境保護、農業工作、農村資產管理等。而重點工作則要經過“三審一訂一公開”，經村“兩委”聯席會通過，提交村黨員會、村民代表會審議，最後報鄉鎮黨委、政府審批，每個村都各具特色。
“過去村幹部是憑良心幹活，隨意性比較大。”鄭夢辰說，“現在都是白紙黑字貼在牆上，像‘年內植樹1000棵’，哪怕是少種了一棵，上麵下麵都過不了關。”
掛鉤待遇幹不好的就拿不到補貼，甚至走人
“去年我的基礎職務補貼是每月518元，集體經濟增收獎勵是每月560元，比起過去每月300元的補貼收入翻了幾倍。”近日，保定市易縣東環路村黨支部書記丁鐵龍拿出發放補貼的存折，細數每一筆收入。
從2009年7月開始，保定市村幹部的補貼在原來的基礎上翻了一番，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平均每人每年7208元；“雙肩挑”的按該標準的150%執行，村“兩委”班子其他成員按50%執行——全市37000餘名村幹部就此吃上了“公家飯”。除此之外，根據村幹部年度崗位目標考核檔次、任務目標完成情況，由縣級財政對優秀村幹部每月給予當地人均純收入2%的績效補貼，村幹部還可領取不低於10%的集體經濟增收獎勵以及村幹部獎勵基金等。
“這就是把好鋼用在了刀刃上，村幹部也是要臉麵的人，再不幹好工作，就說不過去了。”丁鐵龍說。
但如果村幹部真幹不好工作，就不是有沒有“臉麵”的問題。根據保定市的規定，鄉鎮黨委、政府都會“年底要賬”，對村幹部進行考核，完不成當年任務的會被扣除相關待遇和補貼，兩年完不成甚至會被“勸退”。2010年，全市對30餘名沒有完成任務目標的村幹部做出了減發、緩發、停發補貼的處理。
“不光要有激勵，也要有約束。”保定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蘭保良說，“幹得好的多發，不好的少發，再不好的甚至拿不到補貼、走人。”
今年年初，保定市在全市27個縣（市、區）探索推行了農村幹部基礎職務補貼浮動製試點，預計將在2012年全麵推廣，讓約束來得更“實際”。按照“浮動製”的要求，村幹部基礎職務補貼的20%到50%將被拿出來，根據考核情況每半年發放一次，扣除的資金用於獎勵其他優秀村幹部。
“這樣村與村之間的差距就拉得更開了，現在同一鄉鎮不同的村能有近萬元的差距，將來可能會有數萬元的差距。”易縣後部村黨支部書記楊寶源說。
動態考核幹部做得怎麼樣，人人都能提意見
初冬，入夜後，北風微微作響。想象中，此時的北方村莊應是一片寒冷蕭瑟。而在霸州市南孟鎮西粉營村，村民們早早吃過晚飯，紛紛穿戴上厚厚的衣帽，走到村民中心活動廣場，不到7點，小廣場上一片熱鬧。隨即，音樂聲起，村民們歡快地踏著節拍，盡興而舞……
姚麗華，西粉營村黨員，組織村裏的婆媳妯娌甚至老少爺們來跳集體舞，是她的工作內容之一，明確地寫在村民中心“黨員目標責任”公示欄裏，接受各方麵的監督。
河北在實施“一定三有”的同時，“雙述雙評”製度也全麵展開。村級黨組織的工作情況，既要向上級黨委述職，也要向全村黨員群眾述職；既開展上級黨委部門評議，又組織黨員群眾進行評議。
“過去村幹部、黨員做得怎麼樣老百姓是看在眼裏，不見得說。現在一個季度、半年、一年都要考核彙報，工作做得不好那是下不了台的。”村黨支部書記張衛星說，尤其是村裏的村民大會，鎮黨委也會派人參加，每次都能把禮堂坐得滿滿當當，幹部做得怎麼樣，人人都能提意見。
嚴格的考核讓村幹部頗感“壓力”，但這種製度化動態考核的好處也顯而易見。“村裏的大事小情都是大家定的，看著我們做的，好壞馬上知道，意見在村裏就能消化。村民們心氣兒順了，什麼事兒都好弄。”讓張衛星頗為驕傲的是，西粉營村近些年陸續被省、市、鎮各級表彰，工作很受肯定。
（來源：《人民日報》2011年12月6日第17版）
二、“4+2”工作法創新案例
鄧州有把“金鑰匙”
從2004年起，河南省鄧州市在農村民主管理實踐中，開始探索“4+2”工作法，即“四道會議＋兩公示”。凡是村裏的重大事項決策，都先由村黨支部提議，再交村“兩委”商議，然後交村黨員大會審議，最後由村民代表會議或村民大會做決議，這是“四道會議”。決議形成後，還要公示並征求群眾意見，實施結果也要公示，接受群眾監督，這是“兩公示”。
幾年來的實踐表明：“4+2”工作法是改變傳統鄉村治理模式，完善村民自治機製的有效途徑。
新形勢催生新機製
鄧州市，一個155萬人口的典型農業城市，經濟總量、財政收入連續數年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速；兩年內修築公路2300公裏，共需資金3.91億元，群眾就自籌了1.6億元！在全市578個建製村和61%的自然村開展的修路架橋、治理坑塘、修建遊園、架線通電等村莊整治活動中，百姓自願捐資投勞3億元。
2006年以來，全市農村信訪量下降74%，集體訪、越級訪下降95%，村級幹部、黨員違紀違法案件下降95%，先後被中紀委、省紀委確定為“全國農村基層黨風廉政建設先進聯係點”、“全國紀檢監察信訪工作聯係點”。
“這要在過去，幾乎是不可能的！”鄧州的幹部群眾這樣說。
鄧州市馮坡村40多年來，村裏的兩派互不往來，因派係紛爭，這個不到2000人的村子2人送命，4人坐牢，約100人受傷。羅莊鎮幾次派出工作隊，都無功而返。村黨支部書記馮桂元為凝聚人心，決定由村幹部們先墊資改造村裏老化的低壓線路。家家戶戶的電燈重新亮了起來，群眾卻拒繳分攤下來的電改費用。村幹部停了電，引發群眾上訪。
馮桂元感歎：“明明是好心做好事，可老百姓就是不買賬！”
取消農業稅等中央惠農政策實施後，基層工作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不少村組幹部“老辦法不頂用，硬辦法不敢用，新辦法不會用”。2005年9月1日，在試點的基礎上，鄧州市規定：今後，但凡村裏的重大事項決策，都先由村黨支部提議，再交村“兩委”商議，然後交村黨員大會審議，最後由村民代表會議或村民大會做決議；決議形成後，還要公示征求意見，公示實施結果。這是鄧州第一次提出“4+2”工作法。
新機製破解新難題
2005年下半年，燕店村為了壯大村集體經濟，村幹部們通過招商引資120萬元準備在村中的一塊荒地上建磚場。村裏啟動了“4+2”工作法。
前期的村委會提議、村“兩委”商議、黨員會審議都順利通過了，沒想到最後村民代表表決時，65名代表交了40多張反對票。
村委會的提議被村民否決，很多村幹部認為推行“4+2”工作法不合時宜。
燕店村村支書牛正科卻認為，原來村“兩委”唱“獨角戲”變成群眾參與的“大合唱”，這是好事。
鄧州市穰東鎮是中原地區聞名的服裝城，過去道路老化，搭棚雜亂，2005年采用“4+2”工作法，群眾代表表決通過改造方案，財務全程公開，8個月就完成了5條街道1300餘間門麵房的改造。穰東村黨支部書記呂新奇說，放在以前，這事3年也辦不成。
“現在為啥做到了？關鍵是我們弄清了和諧生力的道理。”南陽市委常委、鄧州市委書記劉朝瑞說，黨支部作為黨的基層組織具有一定權威、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具有一定的權威、黨員按照黨章行使權力具有一定的權威、村民代表也具有一定的權威，“4+2”工作法把這些不同的“權威”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框架中，同拉一套車，同走一條路，決策過程更簡單，決策執行更順暢。
新思維帶來新活力
“把農村的事交給農民議、農民定、農民幹，會不會削弱黨在農村基層的領導？”對“4+2”的推行，有人這樣擔心。
走進林扒鎮西許村，會誤認為走進了一個舒適宜居的小城鎮：水泥路網格交織，家家整齊地坐落在網格裏；池塘碧波蕩漾，各種健身器材傍湖而立。
村支部書記許朝陽說，“4+2”的核心，就是支部提議，即所有村級重大事項的決策實施，都由村黨支部提出初步的意見和方案，且最初的動議，都必須經過認真調研。“就說修建這縱橫交錯的水泥路吧，剛開始難著哩。先鋪了條主路，讓大家享受到便利，大規模鋪路動遷才開始。”
鄧州市委組織部部長李中龍認為，村黨組織既是“4+2”工作法決策管理事項的發起者，也是整個流程的組織者，還是決策實施的推動者。
通過4年多的運行，“4+2”工作法從根本上轉變了基層幹部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全市578名村黨支部書記、13126名村組幹部和30021名村民代表，以及6900多名監督、理財小組成員接受了分批培訓和實戰磨礪。
對“4+2”工作法的評價，群眾的語言更生動：“領頭雁，導航向；群英會，共磋商；先鋒隊，細把關；主力軍，拿主張；人人心中亮堂堂，件件辦到心坎上”。
（來源：《人民日報》2009年6月16日第10版）
三、“文建明工作法”創新案例
聽“有獎批評”，尋“下訪”新風，零距離感受
鄉鎮黨委運行新機製“文建明工作法”
探尋營山“下訪”秘訣
“尋問題”尋出新城南
“文建明工作法真管用，更重要的是可以複製！”9點，城南鎮黨委大門口，自貢大安區委副書記韓明祝一大早趕來“取經”。
“群眾出上聯，黨委對下聯。工作法不是‘萬能鑰匙’，但可以提供一些有效路徑。”談起工作，文建明興奮地打開話匣子，一點看不出身患絕症：“工作法也稱‘三二工作法’。三個‘三’：業務工作常抓製、中心工作分組製、應急工作集中製‘三製’，定崗、定員、定酬‘三定’，黨員黨性教育、幹部愛民教育、群眾‘十好’教育‘三教育’；兩個‘二’：下訪尋問題、下村解難題‘兩下’，集中服務、集中理財‘兩集中’……”指著牆上的圖示，文建明說：“這就是工作法的核心——下訪尋問題，變被動接訪為主動下訪，變幹部決定為群眾商定，變層層轉辦為督辦落實。”
更關鍵的是，文建明沒有滿足於個案解決，而是邊“尋”邊研究，摸索出共性，上升為可以“複製”的機製，成為撬動工作的“杠杆”。如今的城南鎮，下訪尋問題已是常態工作，群眾耳熟能詳。每月1至5日，鎮村幹部自覺帶上統一製作的《民情調查表》，到聯係村挨家挨戶尋問題,幫助群眾解難題；每月6至10日，召開“解問題”例會，解決尚未及時處理的問題。
城南鎮黨委一樓牆上，貼著去年後四個月的“尋問題解決處理結果公示”。“12月20日辦結”的一項中，寫著：保真村金華上街生活垃圾無處倒，做了一個垃圾池。
來到保真村，“提問人”村民潘超指著一處涵洞告訴我們：“以前村裏垃圾滿地扔，遇上雨天，垃圾衝下來堵住涵洞，臭氣熏天，沒法通行。去年文書記‘尋問題’和7月的‘有獎批評’，我們都提了意見。這不，村裏修了兩個垃圾池，由清管所負責清運，解決了附近幾百戶居民的大問題！”
城南鎮的數據顯示，2004年以來，下訪尋問題共解決問題近2000件，解決率達99%。近3年，城南鎮無1例上訪案件發生。城南的群眾說，“城難鎮”變樣了！
“有獎批評”歡迎“開炮”
不到9點，趕到城南鎮大禮堂，“有獎批評”會場已人山人海，連過道都擠滿了。300多名群眾，來自全鎮5個社區11個村。
文建明告訴我們：“群眾的小問題，就是我們的大問題！無論對錯，不解釋、不爭辯，群眾才能敞開了批。批得準、批得狠、批得有方向，才能得獎。歡迎群眾‘向我開炮’。”
打著手電出發，走2個多小時趕到會場，前進村6社村民張龍貴認為“來對了”：“我不發言，就是要看看村民們給文書記提什麼意見。”
台上，“批評台”專席專用，各支部推選的黨員、群眾“批評代表”敢說敢言；台下，文建明和其他鎮幹部邊聽邊記錄，黨員和群眾代表組成的評委團邊聽邊打分。“2011年我們村走出多條致富路徑，多虧文書記幫我們想的‘金點子’……”先鋒村“批評代表”夏忠順剛一開口，旁邊的主持人便打斷了他：“請注意，不要說領導好話，隻能批評。”
“文書記，城南鎮建設服務型政府到底做了哪些實事？是不是該專門向我們彙報下還沒能落實解決的問題？”保真村9組村民李長生毫不客氣；“鎮上孝老敬老宣傳教育做得不夠，應當趁春節加把火。”鎮火烽村2組村民蔣玉明觀點鮮明……近2個小時，27位“批評代表”暢所欲言。趁著評委團評獎，文建明上台承諾：不光聽批評，重要在行動。將加大整改力度，第一時間公布結果。